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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是增长的关键

更新时间:2014-12-31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96年创办国民经济研究所。2006年起兼任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8部。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64期日前召开。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发展潜力、增长要素与风险管理”的主题演讲。樊纲表示,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确实有所下降,但是变化并不会太大,预计十三五期间仍会在7%以上,位于7%到7.5%的区间以内。在促进增长的四大要素中,劳动、制度的贡献率可能略有下降,但是资本和知识的贡献率肯定会有所增长。当然,实际增长情况还要看能否将潜在增长率充分发挥出来,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调整。

  

十三五潜在增长率应在7%以上

  

    好的正常增长,是指充分利用了潜力而且没有通货紧缩的增长率。2016年到2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是7%到7.5%。中国对美国的追赶指数只有13%,差距巨大,潜力也巨大。

  

    樊纲从十二五规划评估和十三五规划制定谈起。

  

    他说,现在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好像偏低,只有7%多一点,一个通常说法是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进入一个比较低的增长时代。对这个说法,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不同意那句话: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

  

    樊纲认为,这句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中国过去30多年,绝大多数时候不是两位数增长。看看统计数据,过去10年中国有两次两位数增长,一次2004年到2007年,一次2009年到2010年。第二个,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一定通货膨胀,超过10%,一定既通货膨胀又资产价格膨胀。两位数增长从来就是过热增长,从来是中国政府要防的。

  

    什么是好的正常增长呢?经济学有个术语叫潜在增长率,是指充分利用了潜力而且没有通货紧缩的增长率。如果实际的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速度基本吻合,就没有产能过度利用和通货膨胀。分析潜在增长率有两个基本的方法,一个是要素分解法,另一个比较直观的方法是滤波法。总说中国过去30多年是高增长,但是如果把价格因素引起的通货膨胀去掉,也就是7%到9%之间,潜在增长率从来不是10%以上。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其实是回归正常,并不是到了低增长阶段。

  

    研究未来的增长潜力,也是研究未来要将增长目标稳定在什么地方。这就先看看中国未来潜在的增长率是什么。这里就要用到要素分析法。基本的结论是,2016年到2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至少在7%以上,很难有个具体的数,只能大概有一个区间,7%到7.5%。

  

    现在国内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劳动力短缺,因此到了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可能到6.4%。但是樊纲表示,他们仔细研究了得出这一结论的模型,认为这些模型都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没有计算人力资本,没有考虑到学校教育的正面影响。

  

    樊纲认为,现在研究增长的模型通常已经不仅仅用劳动力作为一个变量,而是用人力资本作为一个变量。人力资本是根据劳动力受教育的年限进行折算出来的,是经过技术加工之后的劳动力,相当于资本的概念,里面包含着技术的含量。现在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其实就是因为包含知识的因素在里边。所以最近这几十年,计算增长模型必须用人力资本的概念替代劳动力的概念。

  

    还有一个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目前状态和今后增长潜力的因素,就是看它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差距产生动力,发展的过程最终就是趋同的过程,人均收入水平趋同,经济发展水平趋同。用另一句话说就是赶超。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水平还是相当低的,人均GDP去年年底是6700美元,今年大概7400美元左右,说起来已经接近高中等收入国家,其实比起发达国家差距还十分大。世界最高的是挪威,10万美元,瑞士也有8万美元。美国、日本的人均GDP也都在5万左右。

  

    按去年年底算,中国对美国的追赶指数只有13%,也就是说把美国作为标杆算,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3%。差距巨大,因此潜力也还是巨大。同一个指数,韩国1979年达到13%,之后又高速增长了20年,可见增长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30%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战后60年,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追赶指数超过30%。按PPP算,有些国家人均GDP早年比美国高,但是由于一次一次危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近这些年很多国家没有超过30%,巴西说是很高,但也只有20%左右,墨西哥、智利还更高一点。东南亚国家也没有超过30%,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现在还低于10%。四小虎都没有过30%,过30%的只有四小龙。新加坡几乎和美国持平了,香港和西欧持平,在70%左右,韩国和台湾这些年持续不断增长,现在在60%以上。

  

    首先一个坎是超越30%,第二个坎是进入60%、70%的团队,但是受到的压力很不一样。越过30%这个坎是世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比较难的,20%的时候可能是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也就是容易出事的时候。真正过了30%,进入高收入阶段,很多问题就会不一样。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个坎上,不仅仅是十三五期间,可能再多一些时间才能迈过去。

  

知识与资本是未来增长的主要要素

  

    增长要素四大方面,劳动力和制度改革的贡献也许比过去小,但仍然有贡献。知识进步和资本这两项可能贡献比过去大。综合加在一块比过去可能低了一点,但是7%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是有的。

  

    樊纲表示,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既是潜力,又是挑战。横向历史比较,西方起飞的时间大概是1780年前后,瓦特蒸汽机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国则大概是在1980年,起飞相差200年。西方随后又经过70年,发生了第二次法国大革命,争取权利、民主,反特权,要求建立社保制度。中国发生这类事情大概是在起飞后30年,2010年这些问题开始暴露了,中国有西方的经验教训,搞了社保制度,政府也很重视,于是社会问题还能应对,不至于发生革命。这是大的历史画面。

  

    谈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樊纲表示,按照现在的发展经济学归纳,增长一般有四个大的要素:劳动、资本、知识、制度。其中,知识、制度是软性的,不是硬件;资本很大程度上也属于软件,比如金融资本也是资本组成的一部分,但是它需要一部分虚拟资本和实体资本相配合,这样才能够有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才能起到作用。经济越往前发展,增长的要素越不是硬件本身,而是软件。比如说制度,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制度创造价值,因为制度改善效益。最直观的例子是农村承包改革,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技术还是那个技术,但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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