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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特刊

2020年第9期:弘扬“马洪精神”,推进改革创新(下)

更新时间:2020-11-10

□圆桌论坛

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

高质量发展需要理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我跟随马老工作了几年,最大的体会是——马老最大的本事就是一件事,利弊分析。做一件事或者下一个结论,最后要在总体上做一个可以证明的利弊分析,这是大部分研究者很难做到的。有关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可以说是我们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精髓。这是马老曾经关注的重大问题。我相信,若马老在世,他一定会这样提出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发挥政府作用,采取什么方式?政府发挥作用如何做到更好?

一、准确把握新时期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相互关系

我们经常听到地方政府说要防止市场失灵,所以政府要积极发挥作用。这次五中全会公报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应当是基础与前提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是对改革开放伟大探索的高度凝练式的理论总结,即相对于传统的中央集中计划体制,市场经济制度是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是否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决定性作用,而是要以高水平完善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

防止市场失灵的前提是要先有发达市场体系,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就不会有市场失灵。目前,我国客观存在着的南北经济差异,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相对较高水平的市场体系和较合理的地方政府作用与较低水平的市场体系与地方政府过多的不当的行政干预的差异。

二、认真探索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多种实现方式

当政府采取政策的时候往往喜欢采用行政定价或是行政限价,治标不治本。假设,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就以市场失灵为借口,采用行政干预或是行政定价,我们能够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

未来,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应当更多地向欧美学习,以更多的政府资助推动创新,改变政府在研究开发(R&D)占比过低的问题。不能以企业为主支持显著正外部性的基础研究,同时要深化改革,减少大学和研究机构行政化倾向,实现更广泛的科学突破,实现基础科学追赶。与此同时,以更加发达的VCPE投资支持科学的产业化。下大力气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总而言之,我们要探索如何在公共产品领域发挥市场作用。

第二要探讨的是,未来的大科学工程相关问题。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大科学工程的重大成果几乎都由美国主导。例如原子弹、登月以及马斯克成功,都是美国取得的成就。从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美国,创造改变大科学工程的成果。大科学工程相关领域都会涉及到如何发挥市场作用。

第三,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或者发挥作用比较好的地方,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个基本判断是,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应当进一步深化改革,取消各种不当审批。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出现大量过剩产能的形成与行政审批有关的情景。在进入门槛低容易形成的过剩的产业领域,就不需要过度的政府干预。

探索有效市场如何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就需要研究成体系的建立市场监督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深圳取得的成就,就是最好的践行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我很感动、很感激马洪基金会组织这样的纪念活动,我希望这样的纪念形式下,“马洪精神”会有更多的传承。

 

 

深圳市委原副秘书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乐正——

推进产业链和创新链“双链”融合发展

马老是大学问家但不是纯粹的学者,而是把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三种思维非常好的结合在一起,思考、解决中国大陆末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中国所有的智库在这方面都要向马老学习。

目前大家关心两个问题,一个是“十四五”的问题,一个是深圳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大家知道在“十四五”的发展中双循环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现在已经确定下来了。深圳未来的发展我认为重要的任务就是推进产业链和创新链“双链”融合发展,这是深圳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节点。

“双循环”是我们国家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应对之策,更是一种战略抉择

大家看了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新格局。这个基本上定下来了。我的理解这既是中央对全球经济变化引发的策略应对措施,更是我们国家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大家非常现实,因为新冠疫情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引发全球经济萎缩、需求不足,这种状况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西方国家发现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反而使新兴发展国家上得非常快,中国发展的案例非常出乎意料,部分的西方大国不断放弃自由贸易,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甚至通过国家力量干预市场,这种新的发展态势使全球的供应链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国情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的下降,“十三五”下降得非常快,相反国内终极消费对贡献率上升非常快,按照2019年的数据,大家可以看人均消费上得非常快,我们和美国还是相差很远,差不多和美国相差1/4到1/5,我们的储蓄率是美国的6倍。“十三五”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在GDP占比快速上升,已经突破50%,但是和美国相比还不到他的一半,中国内部市场的拓展空间非常大,目前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景气低迷将会持续漫长的一段时间,和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显然是不合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调整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是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

大国竞争,规模就是实力

我们可以看日本的发展、德国的发展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可以反面证明,从大国之间的竞争来看,规模就是实力。现在数据都证明了中国规模的实力在快速的增长,有人估算目前中国的市场总规模已经达到了400万亿,也有人估计中国今年的消费总量将赶上美国的发展水平。特别是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考虑推行数字货币,包括罗湖区已经先行试验。我个人的判断,数字货币的使用带来的消费效益绝对不亚于当年信用卡对消费的刺激,会刺激人们更加激进、随意、任性的消费,对扩大国内的消费是好消息。

未来支撑全球消费的主要是城市的力量,而在城市的力量里他们已经把中国城市的消费力量放在第一位,达到30%,而美国的城市消费放在第二位,达到23%,我认为到2030年可能略高。

我们看看中国国家财富达到的水平,说明中国未来在“十四五”期间,也有学者认为“十四五”末期中国有可能会进入高收入国家,即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500美元消费水平,在“十四五”的末期有可能达到,给国内循环为主体提供了一些基本支撑。

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既是中国减少对不确定的全球供应链过度以来的应变之需,在“十四五”推出这样的战略,是比较适时的战略调整。

 

没有市场化的改革内循环效果出不来

刚才唐杰教授也提到,没有市场化的改革内循环的效果是出不来的,市场体系本身是不是完善、成熟,包括营商环境等等,这些都至关重要。我认为内循环不仅是发展的议题,更是改革的议题,是高水平推进中国市场化相对成熟体系的议题,所以不能从改革的角度,仅仅从GDP、发展的角度认识内循环,我认为很难产生真正的效果。

所谓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实际上还是国际化的竞争,中国的市场已经开放了,我们的进口量也大了,我们的自贸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跨境电商越来越普及了,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内循环实际上是一场在国内上演的国际竞争,他也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不要以为内循环就是温室经济,关起门来自己循环,产生对中国经济保护的温室效应,肯定不是这样,我们国家也不希望走到这步,肯定是充分、激烈、短兵相接的国际竞争。

深圳应该在“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发展中一马当先

现在再谈谈未来深圳自身发展问题,这一点中央对深圳充满了期待。应该说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他们的全球产业链,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全球产业链。但是有一点大家都会有深刻的感觉,大家都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特别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开放他们的创新链。产业链可以向你们开放,富士康你们可以搞,创新链你们就不要搞,他们认为华为就过界了。现在科技的贸易80%是在发达国家内部进行,他并不愿意把门向新兴市场国家开放,只有10%的科技贸易是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当华为、深圳这样的实践出现以后,他一定要把你打回到原形,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全球产业链里待着,全球创新链不是你的事儿。

一般而言,由创新链支撑的产业链有不可替代的特征,附加值也比较高,安全性、韧性也比较强;没有创新链支撑的产业链是被动的、可替代的。富士康可以在深圳也可以在山西、也可以在越南、也可以在印尼,他可以随便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双链”融合发展是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高阶性推进的重要举措。所以大家会看到,“十四五”的发展,习近平主席几次讲话中都讲到“双链”融合的问题。

当下的中国应该尽量避免脱钩、掉链的现象,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可持续性和发展的韧性,时间的原因我不详细展开,我们产业链肯定还要继续,在中国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国真正加入全球产业链的还是不够,这方面还要继续走,关键在于我们不光要产业链,我们还要创新链,而这个使命我觉得深圳应该一马当先。

创新链的建立具有高投入、高技能、高风险的特征,即便在发达国家也不能广泛的推广,也是在某些国家、某些领域有了创新链或是形成创新链,不能什么产业链都来搞创新链,这不现实也做不到。“十四五”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创新链投入进行战略性选择以及和相关产业链做匹配。为了做到这点,政府应该支持双链聚合基础比较好的中心城市先行先试。

深圳是发展中国家为数不多双链聚合形成优势的城市,这是深圳的优势所在,从80年代开始我们进入全球产业链,我觉得深圳的工业化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进入全球产业链,是外资进来了;90年代我们开始摸索进入全球创新链;到了2000年以后,我们以民营科技企业为主体配置国际资源开发国际市场进行国际研发合作,申请国际专利,我们在全球创新城市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被连续放在第二位,这在发展中国家是很少的。

《经济学人》杂志对深圳也有评价,原来讲深圳是山寨之都,华强北就是搞山寨的地方,现在他也认为深圳是创新之都,把深圳的帽子换了一下。

这个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8年我们的专利情况和世界先进的城市相比较,在5G、石墨烯、智能机器人、区块链技术,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到,深圳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优势。

 

40年来,深圳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越1000亿美元,我们海外投资达到1450亿美元。在全球141个国家建立7038间企业和机构,海外雇员超过10万人,“双链”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深圳在全球发展中国家非常罕见的优秀生,“双链”聚合做得比较好。

造成深圳目前的经济实力,虽然我们还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城市,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前二十名,这是美国咨询研究机构,他是从城市的发展韧性看未来在世界前列的城市。2008年到2028年做了二十年的展望,他对深圳的发展还是给予比较高的期望,他认为2028年深圳有可能进入世界韧性城市发展的前十位,把深圳放在达拉斯前面。

总书记这次在深圳四十周年的讲话中讲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我觉得这是“十四五”深圳应该重点关注的事情。

“十四五”期间深圳应该重点聚焦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两大领域

我认为,在“十四五”期间深圳应该重点集中在数字经济发展和智慧城市这两大领域。因为这两大领域深圳不管是在技术、市场、规划、财政方面都已经形成了基本的优势,而且恰恰在这些领域是深圳有可能会弯道超车的领域,大家都在这个起跑线上。深圳能不能通过特区立法探索建立数字资产的新型产权制度,率先建立数字产权交易所,制定相应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定价机制和监管模式,这是“双链”融合非常好的突破点。深圳如果能坚持走下去十年、二十年,不排除弯道超车,走到世界前列。

 

 

深圳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陶一桃——

先行示范,深圳需要勇气智慧,更需要思想革命

谢谢马洪基金会的邀请,能出席今天的会议是我的荣幸,我想讲三点: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及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出台的意义。

这是我参加第一次能听到真实历史的会议,我对马洪有一些了解,听了今天的会议,我为现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尤其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思想家的智慧、思想、勇气和民族精神深深的感动,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学者情怀。今天我除了收获知识、历史以外,我觉得更收获一种感动,让我们知道在深圳工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工作的学者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和情怀来进行学术研究。

10月11日中央出台综合改革试点方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上发表重要讲话,综合试改方案的出台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都是对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巨大成就的肯定,对深圳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功能的肯定,同时又是对中国道路的肯定,是对深圳在新时代、新使命厚重的希冀。它标志深圳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征程的伟大开启。

第二,深圳经济特区成功经验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讲话中对深圳成功经验做了十点的概括,我认为这十点概括一方面是对我们建立经济特区了方式开启中国社会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方式是正确的,计划经济的大国里,经济发展区域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度里,在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区先建立市场经济的绿轴,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这对中国社会来讲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一种转型方式。

    也证明了以渐进式改革为主导的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体现了中国自身有的特点,我们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以自上而下的制度为引领,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授权深圳,深圳政府在中央的授权主动进行制度创新,这样的结合下使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冲破传统体制1000多项体制机制的创新。

    从实践模式来讲,先行先试这种实践逻辑、实践路径是正确的,先行先试不仅可以降低改革开放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先行先试以一种精神的力量来影响这个国家,这种精神的力量就是敢闯,突破既有的思想,尤其是传统的意识形态羁绊,不仅是改革的实践模式、具体操作的实践模式,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崭新的理念和思想的传达。

第三,深圳经济特区新时代新使命作用机理的转化与提升

历史又一次选择了深圳,深圳再一次站在中国深化改革的制高点上。我认为今天的深化改革是一场跟四十年前相比,一点不亚于四十年前深刻的思想革命,改革的难度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比四十年前还要大,为什么我这样说?四十年前是人们面临着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时候,当人们不改革就死路一条,为了生人们会冒险改革,今天我们是赋予以后的改革,不改革不会死,改革可能会死,可能会冒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能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的不仅是敢闯的精神和改革的智慧以及民族担当和情怀。

    三年前我到巴基斯坦,总统安排给他们介绍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我介绍完深圳的经验后,他们说深圳是一个奇迹,不到四十年从一个小渔村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但是巴基斯坦没有钱、没有技术,要给他们钱、给他们技术才能发展。我说仅有钱和技术经济也未必能发展,要有能使钱和技术、资本变成财富和生产要素的思想和观念才能真正成为创造价值的价值。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不是单纯的资本胜利,也不是单纯资本和技术的胜利而是观念的力量,观念不能改变社会,观念能改变人,人能改变社会,这就是深圳成功的地方。我还补充了一句,巴基斯坦人要改变观念,而不是要钱要技术,尤其是不要总想花别人的钱,要学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自己的国家。深化改革的今天,深圳站在历史的又一个制高点上,如何完成先行示范区的功能和新时代的新使命,需要深圳勇气、智慧,更需要一场更深刻的思想革命。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副院长曲建——

知行合一:推进“开放型服务贸易”破题

马老是“知行合一”的典范

我二十年前来到综合开发研究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研究院的雕塑“知行合一”。怎么体现“知行合一”?马老以亲身示范给我做了讲解。我那时候才20几岁,深圳也没有太多人才,刚来就把我推到全国加工贸易政策研究课题牵头人这个尴尬的角色。为什么叫尴尬的角色?当时全国争论不休,一波人认为中国付出了惨重的劳动生产力,惨重的环境换回一堆纸钞,而且是绿色的纸钞,这是一派观点。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要靠加工贸易来推进。就这样,我被推到尴尬的境地。当时执笔了一篇《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高度重新认识中国的加工贸易》的报告。在那场研讨会上,有领导出席。讲到激动的时候,反对我的观点,拍了桌子,给我这个当时20多岁年轻人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伤害。

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马老站出来了。他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放型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加工贸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发言后,剩下的人都闭嘴了,这给我们站了很大的台。可以说,马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更是一位实践者,他为年轻人推动改革开放的建议直接站台、直接鼓舞。

我们开放型的服务贸易甚至还没破题

研究院这些年弘扬“马洪精神”,一路走过来,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一步步推进。今天讲到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我们研究院几乎很多的课题组都参与到如何建设先行示范区的研究和咨询报告中。

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改革开放四十来,究竟我们干成了什么?其实我们只干成了一件事情,也如刚才多位同志所回顾的,中国建设了一个开放型的制造业体系。这四十年来我们还留下了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一个开放型的服务业体系,我们甚至都还没有破题,反而遇到了麻烦:中美贸易突然开始摩擦,使全球的供应链进行了一次重组。我们最初判断这次重组并不可怕,因为80年代也经历了冲击。但当时日本获得了十年的时间调整,而给我们留下的时间还不够几年,紧锣密鼓、一步步逼着我们赶快进行调整。

我们分析了一下日本。日本是在二战国际贸易体系结算下,谁做终端谁就成为贸易战的打击对象。我们国家这一轮的贸易战,被美国列为重点打击对象是有其逻辑性的推演。但是这次推演下来的结果却完全出乎当时对待日本的一系列办法。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供应链在短时期内就要进行一次重组,而这次重组让中国不得不在制造业体系和服务业两个体系的开放发展领域上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开放型服务贸易建设的基本构想

我们今天所说的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绝对和过去四十年前建立特区的任务、环境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它的集中点可以从乐正教授、唐杰教授等各位的发言中获得了解,刚才几位专家的发言已经触及到这个话题。过去我们是开放的制造业,今后要在开放的服务业领域上,特别在服务贸易领域上怎么快速地建立起能够支撑整个产业体系运行的一套体系。

我们总结了八个方面,时间关系我不一一罗列,但是可以肯定的讲,有几个结论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一、服务贸易体系急需让我们拿出一个城市的一个园区,按照高标准的国际贸易开放体系进行试验。这里面包含着贸易管理方式的根本性将来。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在未来的先行示范区制度创新领域准备拿前海和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贸易领域将按照高标准的要求重新调整我们的方案。

其二、投资领域不得不把过去不允许开放的领域在这个区域进行开放。这里面包含从工业经济进入到数字经济的时代,我们的互联网开放问题,都要提到议事日程。

其三、金融业的开放。坦率的说,如果金融业不开放,不像今年这么努力的开放,就会被周边国家追赶。他们已经在开展替代相应的结算体系设计工作,包括柬埔寨已经开始干起来了。大家可以看出来,今年中国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金融业的开放。

其四、推动建立特殊的税收制度安排。创新是什么?是人,而不是简单的物,人的麻烦在哪里?中国人的税制远远高过美国以及我们周围的国家和地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调整税率。如果中央部同意调整税率的办法,我们就加大抵扣。我们做了一次测算,按照30万的抵扣额,大体上能让深圳引进的国际人才税负水平与美国、香港等相当。一句话,在相应的区域里,一定不是全深圳,某一个园区里我们创造一个为科技创新人才能够享受到国际科技创新人才税负相当的环境,这也是我们研究院继承创办人马老先生给我们指出的一条道路而做出的贡献。我们不是坐而论道,我们是通过调研方案和实施办法推进中国下一轮的改革开放。

 

 

 

□互动交流

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张鸿义——

“马洪精神”是综开院走向成功的保障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参加纪念马洪同志诞辰100周年研讨会,听了那么多了解马洪同志的朋友介绍和几位专家的论述,我也很受启发。我和马洪同志认识的时间比较晚,是1989年他来深圳创办综合开发研究院以后。综合开发研究院创办初期困难比较多,很多事情需要政府协调,作为负责财政和外事的副市长,因此我当时有机会和马洪同志、蒋一苇、林凌等同志接触,帮助协调解决一些困难。当时深圳市也很穷,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有限,解决得也不是那么如意,但是我们是尽力了。作为局外人来讲,对马洪同志这几位老的经济学家、决策者和执行者能够离开北京优越的条件,到初创的深圳办综合开发研究院,我还是很感动。当年深圳经济特区的名声不像现在这样好,还是有争议的,支持者、反对者都有。马洪同志这个时候能到深圳创办综合开发研究院,正像李灏同志当年讲的,实际上就是对深圳的支持,把我们国家有影响力的智库人物请到深圳,帮我们出谋献策,同时也探讨一些民间研究机构发展的道路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

另一件事,就是股份制改革和创建证券市场是深圳经济特区一系列改革的重头戏。在这场重头戏中,应该说市里也得到了马洪同志领导的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支持和帮助。我记得1990年5月25日,王思勤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个报告,《引导股票投资热潮,加速基础建设》。这是个非常有建设性的报告,当时1990年3月到6月股票热,场外交易活跃,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几个调查组先后来到深圳开展调查,综合开发研究院提出的这个建议报告,和1990年5月国家体改委刘鸿儒副主任调查组提出的十条建议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我对这个报告非常重视,曾经先后两次签发了意见,并约王博士面谈。可以这样说,这个报告对市政府随后决策开展一系列证券市场治理整顿、调整提高的工作,是有所贡献的。我多年后见到王思勤、李肇文时也表示过感谢。

1990年综合开发研究院还创办了【股市动态分析】,对证券市场进行政策研究、市场研究,对于宣传政府的政策,反映市场的动态,以及进行股市各参与方的市场教育都发挥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今天在马洪同志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有机会把这两段历史记忆提供出来,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第三件事,2006年9月份退休之后,我荣幸的受到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会邀请,来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且从此与综开院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我对马洪同志创建的综开院也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为什么在当年的边陲小城,综开院经过31年的探索和历练,能成为我国一间成功的民间研究机构,而且能成为国家高端智库之一?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三点:

一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研究要努力和决策、执行各方面结合起来综合考虑,这样才使得我们的研究更有参考价值,决策谘询更有生命力。罗力作为老秘书长可能对此有更深的体会,这种结合使得研究院在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能在社会和市场中站稳脚跟。

二是坚持研究和咨询相结合。这使得研究院下能接地气、上能够为各级政府和企业、社会组织正确决策提供有见地的建议。

三是综研院独特的民办官助的体制,这是其能走向今日成功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没有民办的体制和机制,我们就没有这些年这么大的活动空间和创新余地。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李鹏同志的签字,没有国务院的批文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多年的支持,我们也难以生存和健康发展。

经过十几年的密切接触,我感到这三条基本经验和马洪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密不可分,这应该是综合开发研究院能够成功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础和原因。    

 

深圳市委原秘书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任克雷——

从一件小事见识马老的睿智

刚才马佳和罗力让我讲两句,我就讲一个很小的故事,就是马佳讲到的那段历史,那个汽车战略的会议,我全程参加了。我对马老存有崇敬之情,我小的时候在东北长大,我们那个体系是东北局的体系,从小就有一种神秘感,张郭马郑,即: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在当时的东北很出名,连小孩都知道。后来我调到了北京工作,很有幸在80年代初见到了马老,而且还在他手下工作,我没有像嘉明那样,从早陪到晚,那么密切地与马老共事,我只是在会议上和讨论中逐步结识和熟悉了马老。

1982年钱学森提出技术革命,1983年他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很厚,他的意思是,我这一辈子都是搞技术的,但是单搞技术成不了事,还是要有行政的决断权才行。他建议,要像搞“两弹一星”一样,把全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攻关、研究中国的发展战略。这份报告怎么批呢?这位国家领导人非常智慧,他考虑到批给钱学森本人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后来他将这份报告批给了马洪同志。并同意成立国务院经济战略发展咨询小组,马洪同志任组长,钱学森同志任副组长,由国家计委、经委和发展中心各派若干人员组成。我有幸和国家经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董邵华一起加入了这个小组,我当时是年轻干部,也是国家经委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是张磐、李泊溪参加,让李泊溪做秘书长。马老提出选一些领导意见不一样,但是又迫切需要在经济发展中解决的问题,作为课题进行研究。而汽车发展战略当时争论比较大,而且理论部门、实际部门、新老领导之间都有不同的意见,所以这个课题上得比较快。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马老他们心里有了底,后来在二汽的实验室召集了研讨会,马洪同志请了段君毅,饶斌等业界的权威人士参加了会议,饶斌在会上也发言了,老的汽车工业人都发言了,新任的厂长们也发言了,理论界也发言了,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在这个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马老组织力量,写出了很有见地的汽车发展战略的报告。记得当时在实验室,我还第一次见到厉有为,他当时是实验室的书记,非常客气的请我做了中国企业改革前景的报告。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银湖新能源中心主任龙隆——

跟着马老学做了四个重大专题

我们有四个重大专题,都是有幸到中南海向马老汇报工作的,得到了马老的亲自指导。1991年搞满洲里开放。我们协助查资料,六四以后马老已经组织在给中央写报告,指出,中国南方开放以后一定要向北方开放。当时苏联还在,戈尔巴乔夫也想开放,后来他和马老还见了面。我在院里建了《股市分析》如果那次搞了我可能是亿万富翁了,马老让我到北京,我到了北京韩毅的办公室,那个时候的秘书长还是乔恩毅,他说你到满洲里,已经跟内蒙讲好了,也跟黑龙江的书记讲好了,你在满洲里做边境开放的课题。去了以后做完我跟马老报告,那个时候做报告要待上两个月把报告写出来,内蒙满意了就跟马老说,马老看了以后,我和课题组另外一个人坐火车到池塔,苏联刚刚建立体改委,他们派一个人,我们见面了以后,建议把满洲里一公里宽度的铁丝网划出一个中俄的边境贸易区,苏联的工业体系在前苏联建设大工业体系还是在乌拉克山,我坐火车过的时候,五六十公里看到一个工业城市,他们叫工业联合体,晚上炉火冲天,像鞍钢一样。

    我们到了以后,第二天接待我们的官员都搞不清楚了,后来才发现不对头,还好他们派了一个学生当我们的翻译,他们告诉我们苏联政变了,我回都回不来。

    第二个是北海开放,还有一个课题是内蒙的开放开发。1994年我们做内蒙课题的时候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山西重化工再发展,新的一个区是环渤海京津冀地区的能源供应,80年代中国开放的时候、工业化的时候到处都缺电,北京的发展是靠天津,马老做了山西的报告,山西建了一批坑口电站。90年代高速发展以后山西做不下去了,为什么?没水,黄河水一路分下来,山西的水灌溉都不够,电厂要高耗能,这个时候做内蒙课题,我们写的报告是把内蒙建设成为新世纪京津地区的能源电力保障中心。我们做完以后罗力刚上任,我们到包头去开了论证会,也是在马老亲自的领导下。这是三个重大课题。

    还有一个重大课题,马老很早就关注首钢。80年代首钢经验就开始了,计划经济时代用大包干的机制,市场体系没建立起来,还是双轨制,还是计划分配。后来首钢说中央不要再给我钱了,我自己进行技术更新,首钢做起来了。首钢经验是马老领导他们在中国很早搞起来的,到了2000年前后搞市场化、股份化以后,我们设计的机制一进入到市场出现了一个问题,所有重大的课题都可能会有权利的参与,后面会有一些利益。首钢最风光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周北方被抓了。2002年北京要申办奥运,北京就提出要首钢还是要北京?要搞奥运会选址的话有一个环境的评估,北京当时重污染,北京的污染源是首钢。后来有人找到马老,马老又找到我带着课题组,去到首钢,本来是做首钢下一步产业发展,跟马老聊了一番以后,马老说我们课题做首钢和北京的环境相融性分析,做完这个才是做首钢的产业结构调整。我们把北京十多年几十个环境检测点的数据分析完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北京六大含量指标都跟首钢没关系。

 

 

 

□媒体报道

纪念马洪诞辰100周年 为深圳发展建言献策

深圳特区报  20201031  王钥

10月31日,由马洪基金会与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以“弘扬马洪精神 推进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在深圳举行,来自深圳市各界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纪念马洪同志诞辰100周年,为深圳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马洪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智库和政策咨询事业的开创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任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任理事长。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马洪是我国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者、对外开放的深度参与者。他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一直支持关心,1988年马洪同志向国务院提出,“在深圳移植香港经济法规和改革政府管理体制,通过消化、创新,逐步建立起维护商品经济新秩序的法规体系,不仅对深圳很有必要,而且对全国也是有益的”。1989年综合开发研究院成立后,他要求研究院要扎根深圳经济特区,为深圳、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出有价值的决策咨询报告。我们要继承和弘扬马洪同志的精神和风范,为深圳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贡献智慧。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陶一桃认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都是对深圳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功能的肯定,标志着深圳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征程的伟大开启。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如何完成先行示范的使命,需要深圳有勇气、有智慧,更需要一场更深刻的思想革命。

深圳市委原副秘书长乐正认为,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减少对不确定的全球供应链的应变之需、过渡之举,在“十四五”推出这样的战略,是比较适时的战略调整。内循环实际上是一场在国内上演的国际竞争,其实也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不要以为内循环就是温室经济,关起门来自己循环,产生对中国经济保护的温室效应。当下的中国应该尽量避免脱钩、掉链的现象,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可持续性和发展的韧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这是未来深圳应该重点关注的事,在中国像深圳这样双链聚合基础比较好的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乐正说。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深圳市原副市长张鸿义,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深圳市委原秘书长任克雷,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银湖新能源中心主任龙隆等嘉宾也从不同角度回忆马洪创办综合开发研究院及和马老共事的岁月,并对深圳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

 

 

著名经济学家马洪诞辰百年 各界在深缅怀

中新网深圳  20201031  郑小红 曾庆蕴

今年是深圳特区建立四十周年,也是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智库和政策咨询事业的开创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任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任理事长马洪诞辰100周年。马洪基金会与综合开发研究院31日联合举办的研讨会,弘扬马洪精神。

今年5月18日,是马洪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此次研讨会上先后播放了“纪念马洪百年诞辰纪录片”和马洪长女马雅亲手制作的“马洪图片集锦”,再现了马洪“坎坷人生赤子心”的不凡经历和风范。

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力发布了《中国社会智库之父—马洪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该书分“百年华诞光辉垂范”“斯人已去英容宛在”“无尽追思深切缅怀”和“功勋卓著浩气长存”等四个篇章。

李罗力说,马洪基金会经过这些年的艰苦努力,已经打造成“全国先进社科组织”和深圳“5A级社会组织”,现已成为国内最著名的、唯一的一家通过民间公开评议活动对政府进行第三方评价的机构;开创性地创办了“深圳市智库百人会”;正在打造成为当代中国的顶级高端智库等。

马洪之子、中国投资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马佳,马洪的学生、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朱嘉明,广东省政府资深参事、深圳工业总会常务主席王肇文,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等,通过现场讲话或视频讲话方式,从不同角度回忆马洪创办综合开发研究院及和他共事的岁月。

 

 

深圳金秤砣评议活动将延伸到“政务服务和营商服务领域”

南方都市报   2020111  张小玲

明年起,深圳马洪基金会将把金秤砣评议活动,从政府的政务公开领域不断延伸到政务服务领域和营商服务领域。今日召开的纪念马洪同志诞辰100周年研讨会透露,该基金会已与全国最大的企业连锁平台——逸马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此外,也在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独角兽领袖联盟等企业家群体平台等商谈紧密合作事宜。

通过民间公开评议活动,对政府进行第三方评价

纪念马洪同志诞辰100周年研讨会今日在深圳举行,马洪基金会现在已成为国内最重要和最著名的对政府工作进行民间评价的第三方机构,也成为国内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通过民间公开评议活动对政府进行第三方评价的机构。

据介绍,近几年来,马洪基金会所开展的“金秤砣”评议活动不但对深圳市政府的各个区和各个职能部门的政务公开工作开展评议,而且将评议范围扩大到全国各个省,成为政府转型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有益的监督和有力的鞭策。现在,马洪基金会正在不断深化评议活动的内容,扩大评议活动的范围。

今年起在全国征集优秀案例,并专题开展宣传

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介绍,今年起已开始在全国征集各省市基层政府政务公开优秀案例,并将专题开展“金秤砣优秀案例”的宣传、推广和交流活动。明年起,还将把金秤砣评议活动从政府的政务公开领域不断延伸到政务服务领域和营商服务领域。另外和独角兽领导联盟合作,也要把金秤砣的评议活动不断扩大。从而实实在在地推动地方政府工作和服务的不断优化,推动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推动地方政府的不断转型和不断改革。

李罗力还透露,今年起,马洪基金会正在开展一项新的战略布局,那就是将马洪基金会的顶级智库资源与国内著名的企业家群体资源进行对接和整合,使马洪基金会这个平台能够更加丰富和更加有特色,使马洪基金会的顶级专家资源可以为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目前,已经与全国最大的企业连锁平台——逸马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不断推进改革创新 纪念马洪同志百年诞辰研讨会在深举行

深圳新闻网  20201031  王志明

10月31日,在深圳银湖CDI大厦,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智库和政策咨询事业的开创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任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任理事长马洪同志的亲属、老部下、老朋友们济济一堂,共同纪念马洪同志诞辰100周年。研讨会由马洪基金会理事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

今年5月18日,是马洪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这次由马洪基金会与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以“弘扬马洪精神”为主题。会上先后播放了由马洪基金会倾心制作的“纪念马洪百年诞辰纪录片”和马洪的长女马雅亲手制作的“马洪同志图片集锦”,再现了马洪“坎坷人生赤子心”的不凡经历和伟人风范。

李罗力:脚踏实地践行“马洪精神”,先行示范推进改革创新

马洪的学生、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朱嘉明在讲话中不无感慨地谈道: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不少老师,但并非每个老师都能对学生产生终身影响,甚至改变学生的人生轨迹。而马洪老师在我人生最为重要的阶段,也正是1980年代中国改革最平凡的岁月,言传身教和引路,一起渡过了多少太阳升起和满天繁星的日子,一起走过多少地方。当师生之情与大时代交织在一起,是美妙的,能量至今存在。

跟随马洪多年的广东省政府资深参事、深圳工业总会常务主席王肇文在讲话中表示:马洪同志的伟大,在于他勇于实践,他之所以能够拿出指导全国工业发展的七十条,是源于他在基层摸爬滚打,对我国企业情况的深刻理解;他之所以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初期就提出借鉴香港“小政府、大社会”的建议,源于他对若干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考察分析及深刻了解。他鼓励指导我对华为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制商行银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圳能源集团的改制、研究会展经济等等,直到创办深圳工业总会,都是由于他对全国经济社会的深刻了解,对微观、中观、宏观经济都非常清楚。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

马洪基金会理事、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因事务缠身未能参加座谈会,但他在发来的视频中指出,我们纪念马老的最好方式,就是要珍惜马洪同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前不久国家发改委一些老同志在回忆马老时提到,马老原来在国家发改委是顾问,但他不图虚名,勤于研究,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大理论判断,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大作用。马老等一批老领导是“计划经济”的创立者,但又是“计划经济”的改革者,这种勇于改革,勇于创新的气魄,就是我们要学习马洪同志的地方。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视频发言中表示,纪念马洪同志诞辰100周年,弘扬“马洪精神”,我有三个想法,第一,就是要像马洪同志那样,以开放的心态,学习一切先进的理念。当初马洪同志力主推进智库建设,在北京建了国家国务院发展中心,后来又在深圳建立了综合开发研究院。当时也是受到了一些国际专家学者的建议启发。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光有政府和学术研究是不够的,需要用智库做对策性地研究。马洪和有关领导同志就采用了他们的建议,推进智库建设。第二,改革开放中,智库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改革中的很多问题需要智库进行分析,再把国外一些好的做法结合国内实际,为政府提出可落地的、接地气的政策建议。第三,深圳如何进一步做好综合改革试点?深圳最重要特点在于先行先试的功能。现在国际国内环境不断变化,改革起来更加复杂,更需要综合的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更需要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向全国推广,需要智库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

圆桌论坛:弘扬“马洪精神”,推进先行示范区建设

在研讨会的第二节,以“弘扬马洪精神推进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上,马洪基金会理事、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长唐杰、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深圳市委原副秘书长乐正、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深圳大学党委原副书记陶一桃、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等发表了精彩演讲。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深圳市原副市长张鸿义,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深圳市委原秘书长任克雷,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银湖新能源中心主任龙隆等嘉宾现场也参与了精彩的互动,他们从不同角度回忆马老创办综合开发研究院及和马老共事的岁月,思想火花四溅。

 

 

矢志推进改革创新,深圳专家学者纪念马洪诞辰100周年

南方日报  2020112  

纪念马洪同志百年诞辰研讨会日前在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行。“弘扬‘马洪精神’,一是以开放心态,学习一切先进理念;二是智库要分析更多改革问题,为政府提出可落地的、接地气的政策建议;三是当前改革复杂,更需先行先试,智库应发挥更大作用,深入地调查研究。”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说。

马洪是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智库和政策咨询事业的开创者,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任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任理事长。今年5月18日是马洪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此次研讨会以“弘扬马洪精神”为主题,先后播放了由马洪基金会制作的“纪念马洪百年诞辰纪录片”和马洪长女马雅亲手制作的“马洪同志图片集锦”,再现了马洪“坎坷人生赤子心”的不凡经历。

在马洪的家属、学生、同事现场回忆时,都提及其“勤于研究、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精神。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力则发布了《中国社会智库之父—马洪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该书共分“百年华诞 光辉垂范”“斯人已去 英容宛在”“无尽追思 深切缅怀”和“功勋卓著 浩气长存”等四个篇章,再现了马洪追求真理、现身事业的崇高风范。

李罗力说,经过多年努力,马洪基金会已打造成“全国先进社科组织”和深圳“5A社会组织”。比如,基金会现已成为国内唯一一家通过民间公开评议活动对政府进行第三方评价的机构;开创性地创办“深圳市智库百人会”,这是国内目前唯一一个真正“最接地气”的民间型智库平台。

“从今年起,马洪基金会正在开展一项新的战略布局,那就是将马洪基金会的顶级智库资源与国内著名企业家群体资源进行对接和整合,为中国企业和产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李罗力说。

专家观点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深圳市委原副秘书长乐正:深圳应重点推进产业链和创新链“双链”融合发展

座谈会还举行了“弘扬‘马洪精神’,推进先行示范区建设”为主题的圆桌论坛。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深圳市委原副秘书长乐正表示,“十四五”的发展中,“双循环”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深圳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推进产业链和创新链“双链”融合发展。

乐正说,“双循环”是国家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应对之策,更是一种战略抉择,是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尽管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由于中国市场已经开放了,进口量大,自贸区越来越多,跨境电商日渐普及。因此,所有的内循环实际也是一场在国内上演的国际竞争。

“一般而言,由创新链支撑的产业链有可替代特征,附加值也较高,安全性、韧性较强,没有创新链支撑的产业链则是被动的、可替代的。因此‘双链’融合发展是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高阶性推进的重要举措。”乐正认为,深圳不光要产业链,还要创新链,并在肩负这个使命时一马当先。

乐正说,“十四五”期间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对创新链投入进行战略性选择和相关产业链做匹配。深圳是发展中国家为数不多双链聚合形成优势的城市,这是优势所在,特别是在5G、石墨烯、智能机器人、区块链技术等领域,已经形成了领先优势。

“深圳‘十四五’应重点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重点集中在数字经济发展和智慧城市这两大领域。因为其技术、市场、规划、财政方面都已形成了基本优势,可能会弯道超车。”此外,乐正建议,深圳通过特区立法探索建立数字资产的新型产权制度,率先建立数字产权交易所,制定相应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这将是‘双链’融合非常好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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