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1月31日下午，马洪基金会问势系列理事报告会在银湖CDI国际会议厅举行，会议紧贴时代热点，围绕宏观经济趋势，本次报告会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等专家从当前中国经济最热的话题入手，把脉2018中国经济走向，共同探讨了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中国该如何面临改革如何推进，社会如何变革，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等一系列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现将会议总结、智者代表发言等进行整理汇编，以飨读者
主要嘉宾发言
中国经济波动与长期发展
——在“问势2018—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的演讲
樊纲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今天我讲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是就目前的经济形势做一点探讨；第二对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关于它的困难和潜力，做一些分析；第三分析国际形势；第四分析下一段增长的新动能，包括储蓄消费的这些关系，我可能讲偏重中长期，在一个历史过程当中看我们的现在，在一个历史过程中看我们的未来，也看2018年。
一、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近期的经济形势。我们都知道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持续下滑，下滑的概念就是今年比去年还低，于是2016年的时候有人问，说中国经济下滑是不是到底了？我说2016年到底不到底得2017年说，2017年如果比2016年高一点，2016年可以说到底了，2017年如果继续比2016年还低，2017年还得继续探底，今天已经到了2018年，2017年的数据基本也都出来了，去年的GDP增长速度是6.9，可以说比2016年高了一点，因此可以说2016年下滑探底，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探底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能反弹，有的人就开始谈论新周期，我个人的不同看法是大概我们还会在底部调整，恐怕还会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我们还是走一个L型，探底了，但是在底部要徘徊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是不是远远没有处理完，我们可以分析，但是一定是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处理，处理什么呢？处理过去十多年时间里面两次经济过热造成的这些后遗症，这是前一阶段大家议论比较多的，现在仍然有争议，为什么我们出现这么一个下滑，为什么现在到了六点几，一种说法是因为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中国经济就是发展到这儿，从此以后就是六点几、五点几，就是中低增长这个格局，有没有长期的因素呢？当然有，长期的结构性这些问题当然有，劳动成本提高，环境压力加大，现在很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因为为了环境的事情关了很多的企业，对于增长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有人说到长期结构性因素的时候，往往会非常强调一点，我们的体制不好，但是你说现在下滑是因为我们体制不好，难道我们高涨的时候体制就好吗？十年、二十年以前比我们现在的体制更好吗？现在还有人想改革，过热的时候谁想改革，所以要区分现在说的是增长率的变化，引起变化的因素是什么，你不能把没有引起变化的那些因素拿出来说。
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一个重大因素。我承认有这些中长期结构性的因素变化引起了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但是目前我们处理的问题主要都是什么，我们说现在要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债务率太高，杠杆率太高，这些问题属于典型的周期性问题，经济周期就是经济过热，投资过热产生了大量产能，可没那么多需求，于是就形成了过剩产能，就要清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衰退，这些都是典型的叫做过热后遗症的问题。不能把这些现象都归结为长期结构性因素。
其他国家遇到这种情况，这么大量的过热，这么大量的产能过剩，基本的做法和发生的问题就是用危机的办法，用所谓硬着陆的办法，急风暴雨式地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就是倒闭破产，雷曼兄弟那么大一个金融公司一夜之间没了，一大批企业，金融公司，房地产公司，价格暴跌，失业，衰退，经济负增长。这样一种办法市场出清的速度会快一点，经济恢复的速度也会快一点。美国2014年基本经济开始复苏，2014年联储开始讨论加息、退出的问题，2015年、2016年增长基本恢复了，到了2017年美国3%的增长率，历史上也是比较高的，这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
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通常就是软着陆，不是一次性的，局部风险不引发全局性风险，有些问题不让它同时爆发，这样就不形成这种危机式的局面。当然有些前提，第一政府还是有措施抑制住一些泡沫，第二政府有很大的管控能力，使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经济的一些能力，这是我们经济的特点。一方面是我们多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角色，政府责任是宏观责任，它不管失业，不管通货膨胀，它只管自己地区的发展，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没法享受政府的信誉去无限制借债，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的时候多一个手段，即多一个行政政策，如住房限购，有钱不让买房子，这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我们能做这个，把形势就控制住了，这个控制还是挺重要的。
这些特色值得研究，我们要研究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经济一个重大的成就，其实在于40年高增长没出过经济危机。在国际上，早年的发达国家40年增长中没出现危机的没有。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从拉美到亚洲40年高增长没出现危机的也没有。我们在宏观管理上其实还是有成就的，这一点必须要承认。
我们的方法，这些年就是实现软着陆，现在仍然在软着陆，它的好处是不出现危机，我们仍然有六点几的增长，坏处呢？就是时间长一点，中国经济不是像过去30年总是10%以上高增长，没这回事，多数情况下没有10%，而且波来动去。就看90年代以后，第一个高峰是1992年，GDP年增长速度14.2%，中间出一个低谷，又过热上去，2007年14.1%，到这个级别的过热。90年代那次，就是上一次的周期性波动，跟这回都差不多，1992年、1993年、1994年高增长，1995年开始下滑，1995、1996、1997、1998、1999连续五年下滑，2000年比1999年高一点，2000年开始，2000、2001、2002在底部徘徊，加起来一共八年的时间，问题差不多，产能过剩，当时是砸纱锭，轻工业、纺织过剩，债务、银行坏账，那是那一轮的地方政府借债，也是因为地方政府借债。
经过八年的时间，当时学者的说法都一样，不要再想8%以上，当时保8没保住，七点几，我们以后就是7%、6%，这次我们是保7没保住，大家就开始说我们从今以后就是5%、6%，甚至4%。八年的时间，这次从2011年开始算正式下滑，两次过热，一个大高峰一个小高峰，滑了六年，六年之后还需要几年呢？现在看大概还得两三年的时间，清理这些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恐怕还得有一段时间。1993年通过《预算法》了，基本的手段就是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可以借债的总额，总额现在用新的办法在突破，因此现在财政部又明文规定地方政府不许给任何贷款担保等等，还在博弈当中。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说到2018年、2019年这个预期。我不同意现在说经济就已进入新周期这个说法，这个L型走到底了，但是可能还会波动一下，当然今后几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我倒觉得基本就是6.5到7之间，需要提醒的是，别对在底部徘徊的这种波动太担心，它在底部就可能有一年高一点，第二年低一点，2017年高一点，也许2018年会低一点，2019年又高一点，别像市场上那么敏感，今天高一点了，中国经济新周期了，稍微低一点，中国经济要硬着陆了？我们要有一个容忍度，对在底部的波动不要太敏感。
政策相对来讲也就是中性的。关于怎么观察政策，我提一个建议，要看到全部政策的动作，不要光看一个动作，比如说货币政策，基本就是保持中性，也不会再刺激你，但是也不会说过紧，把大家都搞死了。比如说2018年美联储会继续加息，有人说两次，有人说三次，甚至有人说四次，美联储加息就改变了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改变了资金流向，人民币的这些变量恐怕也会有所调整，比如说12月这次美联储加息，央行做了两个动作，不大，一个动作是在某个环节上也加了一点息，但是紧接着它又做了一件事，定向降准，它把准备金率又降了降，小企业、地区，在价格上调了调，在数量上也调了调，而两个调的方向是反的，利率是上调了，但是把货币数量也增加了，这两个实际上可以是对冲的，对冲完之后它还是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所以观察政策不是观察一个，是不是就一定中国加息，可能会加息，但是与此同时它还会降准，还有其他一些手段，多放一些流动性，保持整个总体的政策中性。如果说预测的话，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再说说关于调整，经济不好的时期并不是说它没有好的地方，市场经济的很多功能往往是在低迷时期才体现，才发挥作用的。比如优胜劣汰这个概念，过热的时候你淘汰谁，大家都有碗饭吃，低迷的时期重组就会提上日程。现在一大批企业仍然会说日子不好过，特别是制造业，一个产业当中可能有三四千家企业都说不好过，但产业可能仍然10%的增长，只是订单可不会平均分配到所有企业当中，可能订单会向少数一些好企业集中，说明这个产业、这个行业需要重组，使得产业集中度提高。在过热的时候，一个产业几千家、上万家的企业，怎么可能都活下去呢？
我们回忆美国当年的重组，几百家钢铁企业最后通过股权、债权、债转股、给银行等等，兼并重组成了美国钢铁，成了一个世界当时最大的企业，盖过了英国，提高了这个产业的竞争力，提高了产业的集中度，同时解决了产能过剩、债务积压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应该更多地想这件事。包括一些企业应该想被重组的事情，被重组了你也许凤凰涅盘，还继续发挥作用，实际上被兼并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出路，要看到调整时期需要做的作用。
二、下面谈谈怎么准确地、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在一片唱赢中国的欢呼声中我们怎么来冷静清醒地看待自己。到了2017年上半年，世界上的舆论，那些几年来一直唱衰中国的人，终于承认中国不会有硬着陆了，中国经济还能增长，有韧性，就开始变了，这个风口就刮起来了，就唱赢中国了。中国现在的成就，这40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特别是我们不是停在一个地方，是一步一步在向前走，我们现在能做的这些事，十年前大家都不相信能做，我们现在能做的创新，十年前没人相信，十年前只相信中国会山寨，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创新，一个一个领域我们接近前沿，确实值得骄傲。
但是我们得冷静地看待中国的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差距。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最近还有人说中国已经在多项指标上超越了美国，这个就更耸人听闻了。一个伟大成就，中国去年的人均GDP跳了一大跳，前年还是8000多美元，今年算下来大概9500美元，其中原因之一是去年的汇率，人民币升了将近3%左右，加上7%左右的增长速度，去年一下增长10%，增长10%就是从8600现在到了9500或者9600，确实可能，那就接近万元了，但是有什么用，美国也涨了，美国现在是57000美元，你说你比人家大，中国要成世界第一了，天天网上炒这个，有什么用，你世界第一，你的人口是人家的五倍，说明持平了你比人家实力低五倍。我们真正的差距在于科研能力、教育能力、创新体制，方方面面这些差距还是最根本的。全国各地还有很大的不平衡，创新、市场环境等等也有很大差距，我们的体制方方面面，有很多不顺的地方。
还是有漫长的路可走，我们增长的后劲，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包括僵尸企业这些问题我们还得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后劲就是欠缺的，我们这个体制动不动还会再来一次过热，再来过热就再调整，冲一冲，降一降。增长的快一点是有好处，但是要看到它后面的坏处，真正过热增长，后面收拾这些问题，包括这些债务，这个难度要充分想到，弄不好我们又还是重复过去发生的两次这样大的经济波动，再闹出危机、闹出衰退，那问题就更大，所以我说比较担忧的是在一片唱赢声中看不到我们的问题，这个教训是很多的，拉美什么不去说它，当年阿根廷跟美国的水平差不多。
我们的近邻日本的教训值得思考，日本当年很发达，人均GDP跟美国都差不多持平了，一部分人冲昏头脑，迟迟不采取果断措施抑制泡沫，包括房地产。后来泡沫破了，一破25年一蹶不振，失去10年又失去10年，它现在人均GDP只有美国70%多。当时日元已经在全世界储备货币当中占到13%，全世界用日元结算的贸易占到25%，现在又退回去了，储备货币不到3%，贸易货币不到10%，这都可以退回去的。人民币走出去，前两年很高兴，我们走出去了，结果人民币一贬值，一出现波动，现在又退回去了。所以发展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你要想追上去，得持续不断，40年不够，80年不够，得100年才能够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这要长期坚持，长期保持冷静头脑，该解决的问题要努力去解决。现在真正应该下大功夫，甚至经济形势开始逐步变化的时候，下大功夫多做一些改革的事情，多做一些有利于今后继续增长稳定的事情。
要面对发展过程当中各种新的挑战，成本上升，社会差距、收入差距，其实有缩小的地方，也有扩大的地方，环境压力、金融风险。防范风险是今年的攻坚战之一，今年银监会、证监会密集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都是反映这个问题，从去年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在防范各种风险。国际这个变化，新的条件下压力还是很大的。
当然在这种压力面前，在这种困难面前，要看到我们的潜力，潜力是什么？潜力就是差距，人均GDP只有9600美元，工业化程度也就70%左右，城市化不到55%，70%人口低收入阶层，人家是70%、80%是中产阶级，我们是百分之七八十仍然是低收入阶层。这70%的人一半是农民工，一半是农民，这才是我们的基本现实。我们的储蓄率高，消费率低，这都是我们现在的瓶颈、差距。
这个差距集中体现在哪呢？就是这个追赶指数，我们现在是9500，比起美国的57000、56000，我们只有16%，发达国家都70%左右，韩国现在都将近70%，拉美、巴西曾经都到过40%几，现在又跌回20%几。我们还没到20%，我们连发展中国家比较高的都没达到，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所谓的经济实力第一名、第二名，没什么意义。但是反过来讲，这个证明了潜力。韩国在1980年前后就达到这个水平，它当时收入比较低，美国收入也比较低，当年比当年，它已经到了16%、17%，它又20年高增长，一直到了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才告一段落，都是百分之五六以上的增长。这样简单类比，我们再有二三十年应该问题不大，如果现在说，最近五年我们的潜能增长率还有7%左右，上一轮中国潜能增长率最低的是6.5，这么算下来我们如果有7左右的正常增长的话，再有个五六年、十来年，再低一点，再有一阶段，我们真正能够持续增长，才能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发展说到底是缩小差距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方面要清醒地看到我们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地位的潜力所在，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把这些潜力都发挥出来。有人说我们就应该低增长一下，你落后国家本来就那么低，我们不需要超高增长，不需要过热增长。但是你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是你的问题。我们尽可能地不要有负差额，负差额就是你没到那个潜在增长率，如果能增长7%，只增长了6%，那就是负差额，负差额说明浪费了我们的增长潜力，没做正确的事情把这个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美国都那么关心它的增长潜力发不发挥得出来，潜能增长率就是标准线，它潜能增长率3%，2.5%的时候就要降息了，就要刺激，就要缩小这个负差额；高了，到了3.2，它要加息，要把它压下去，不要出现通货膨胀，它都要充分发挥它的潜力，你不充分发挥潜力。有些人说增长低一点没关系，没关系？从长期来讲中国多数人，特别低收入阶层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增长势头，要把这个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
三、下面讲我们的国际环境。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好消息是发达国家都复苏，增长比较强劲，这个已经体现在我们的外贸出口上，出口最近一段时期已经比较高了。毕竟这些发达国家是大市场，它们复苏了，那情况就不一样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它今年应该说基本会退出扩张政策，这个对我们会有影响。再是特朗普效应，减税是最近最大的，军费支出是另外一个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没出台，但是恐怕会出台，今年春天肯定要出台。对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也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贸易战怎么打，对我们会有哪些动作和影响。贸易战这个事他也不光对我们，他对谁都这样，对他的邻居加拿大、墨西哥闹的最凶。下一阶段贸易战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他对我们的逆差又涨了涨，这都是他的理由，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逆差，逆差还在涨，只要逆差在增长，他就会想办法搞保护主义，想办法在其他地方找，想办法用加税这些办法来降低你对它的出口，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降了税，外部资产确实在回流美国，一大堆企业都会做这件事，就把在外面趴着的钱调回去，这个对全世界国际资本收支的影响应该说是挺大的，当然它的好处是提醒了全世界政府你们都得降税，你们不降低企业成本，企业就保不住了，都要跑到美国去了，这件事提醒了中国。我们早就降税了，但是确实要进一步提上日程，我们怎么降低企业的成本，其实不是税的问题，是费的问题，缴费的负担现在确实比较重。
2018年我们应该密切关注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投资摩擦，投资上面很多也是这个问题。说到投资，我们就得说说中国的走出去，得说说全球化的进程，特朗普上台确实为大家揭示了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化曲折、全球化出现波动这个现实，而且确实会体现在世界贸易、世界下一阶段规则的变化当中，但是从长期看，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仍然在全球配置资源，仍然在搞全球化，他们不会要把门关起来，他也不会让你把门关起来，他继续推动你开着门，包括最近这几年一直推动中国继续扩大开放，这股原始的力量仍然在，而我们要看到什么呢？看到的是过去三四十年新增加了两股大的力量在推动全球化，第一股力量是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最早发展中国家都是保守的，面对跨国公司这个全球化的努力他们是保守的，你来不是把我经济统治了吗？这三四十年，包括中国的经验，包括其他国家的经验，大家发现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有好处，可以引进资本，可以发展我们自己，所以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支持全球化，推动全球化。
还有第三股力量，是谁呢？中国，当然不仅仅是中国，韩国、泰国现在都有点像，我说叫新兴中等强国，我们是新兴国家，因此仍然需要引进外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我们有了资本，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包括企业要到全世界配置资源，搞“一带一路”，要求别人对我们开放，我们也得对别人开放，所以现在世界上三股力量在推动。美国以前光出去，现在也要进来。这些力量加在一块，全球化一定会继续推向前进。现在出现的反全球化势力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这些工人，他们觉得自己在全球化进程当中被边缘化，失去了一些就业岗位，因此他们求助于政府，于是政客们就搞了民粹主义，还有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就代表了这样的势力，这些势力上来肯定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短期内全球化会有一些波折，有些规则也要重新修订，但是还在推向前进，美国退出TPP，日本和其他11国3月份要宣布没有美国TPP的行程，中国和东盟都在推动RCEP，也都在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所以我说这个不会有大的变化。
但是短期内国际的市场可能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大幅增长的市场，要想进一步发展，确实要更加倚重我们国内的新动能，国际市场仍然提供我们增长的空间，全球化仍然继续，但是近期会有波折，贸易战等等这些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资本的流向也在发生变化，我们都需要认真思考、警惕。因此现在指望靠出口增长，近期内难度大一点，从长期来讲，我们确实也不应该仅仅依靠出口，也需要发挥国内增长的潜力，因此近期和长期都需要认真去挖掘国内的增长潜力，发展国内新的增长动能。
四、最后一个话题，是思考我们下一步怎么增长，为什么还能增长的一些角度。这些年经济改革，为创新、技术进步、模式创新提供更放松的制度环境，更加宽容、更加鼓励，这是一个新动能，这一点我们得承认。这几年对所有这些创新的态度，咱们都应该给予肯定，都是很宽容地先让它发展，让它出来，即使出现一些乱象，回过头来我们再去管理。从P2P开始，到最近的共享单车，宽容的态度，确实使得一大批互联网金融发展了，有些事情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坏的，真正的借贷也还是有它的好处，比如说现金贷。中国在信用贷款当中最大项已经不是企业贷款，而是个人消费贷款，一个是住房按揭，一个是消费小额信贷，分期付款、小额信贷这几年大涨，促进了消费的增长。无论如何这种宽容的态度使得它发展起来。微信支付，新四大发明当中好像三项都是互联网，除了高铁以外，支付宝、共享单车，满街扔一堆一堆的自行车，在其他国家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现在发生了，也就发展了，回过头来我们来监管它，有了这么一种宽容的态度，为下一轮创新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这是第一个动力，制度上新动能产生了。
第二个新动能就是风险投资。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十年前风险投资几乎为零，VC、PE这些东西都没有发挥作用，而现在大家从企业的角度，思路都开始转变，不是想着银行借款，而是想着怎么融资，用股权融资的办法，有这个创新发展就不一样了。直接融资，你说IPO上市多少，证监会慢慢去调整制度，但是无论如何有了VC、PE这些东西，我们今后的发展，现在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这一块相对比五年前、十年前更加成熟，它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各行各业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第三个是中国制造的外部效应开始形成。以前说的中国制造的外部效应就是低劣产品，但一步一步地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制造的水平已越来越高，能力越来越强，全世界现在一说中国制造，那是制造强国的制造，它有正的外部性，以前是负的外部性，我们所有的产品在国际上现在都卖得很好。现在出口增长确实是效率提高、质量提高，当我们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的时候，规模又这么大的时候，世界上所有国家确实要想想自己怎么办的问题，给世界上各国的压力确实非常大。所以现在在一片唱赢中国的呼声中，潜在的这种抵触、保护主义也是并行的，越唱赢，这种内在的压力就会越大。但是无论如何，对中国来讲产品的形象、产品的出口会更好，我们走出去会更容易，我们的技术、产品更容易在世界上取得更好的成就。
第四个新的大动能，消费到了增长的时候，这是一大动能。关于中国的消费和储蓄。这么多年来我们很多问题都与此相关，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过去美国人跟我们闹说我们世界贸易不平衡，其实根本的问题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不平衡，我们是储蓄太多，消费太少，因此就要多出口或者要多投资，我们的经济结构不好是因为储蓄太多消费太少。
中国的储蓄高，高到什么程度呢？从2003年开始我们的储蓄就超过40%，长期在40、45以上，最高的时候到过52%，现在还有44%，这在世界上很少，历史上都很少见，而且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大的GDP，50%都储蓄起来，而且从2003年到现在，15年时间高储蓄。中国的消费确实很低，现在是35%，比起其他国家都是低的，比俄罗斯、巴西都低，与发达国家更没得比。我们人均GDP并不高，但是人均资产，金融资产加房产，这个价值跟美国的财富和收入比例差不多，我们的收入只有美国的1/5，但是我们这个比例关系也是1/5，跟它差不多，通常这个比例关系在早期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收入不高财富不少的国家，人们手里拿着一笔钱到处找投资机会，其实百分之七八的回报，中国还是不少投资机会的，百分之七八在发达国家都算高的。说明这么高的储蓄、这么低的消费，国内投资有的时候又不高，这可解释我们为什么那么多外汇储备。为什么现在要走出去，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我们都投在中国确实不行，中国的投资量太大，比重太高，工业结构太重型化，最后产能过剩。因此我们要投到外面去，企业也投到外面去，国家也投到外面去，我们与其投到美国的国债上去，投到那张纸上去。不如投到真实的物品上去，投到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上去，帮着他们也发展，将来我们的市场就扩大了。“一带一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给它的经济学的解释，是因为我们有钱要投，民间要投，政府也要投，投到对我们国家长期来讲有好处的一些地方去。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提高消费，怎么能够降低储蓄率。新的一代人都在消费，收入高了大家都在增加消费，而且低收入阶层高了，农民工的收入高了，这个消费是会增长，但是这个消费的比重怎么就上不来？我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代际之间的交替。我们为什么要储蓄呢？是为了退休以后没有收入时候的消费。退休以后不挣钱的那块消费在经济学上叫做负储蓄，如果每个不同年龄的人收入都差不多，当前的增长速度不快，那么这个水平都差不多，基本上能把老人的消费、年轻人心中的储蓄花掉，其他国家也都是这么过来的，而我们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这三四十年经济高增长，收入高增长，而退休的这些人过去没有拿过高收入，这时候你就想我们上一代的农民老人们，他一辈子没有高收入，一辈子没有多少储蓄，他也很节俭努力在储蓄，但是他没有多少钱，所以当他老了退休以后他也没什么消费，不是说人们不消费，老人们基本也把他那钱都花了，但是他原来储蓄的钱没那么多，他当时一个月挣100块钱，能存多少钱？而现在的人一个月挣1万块钱，他能存多少钱？同样的储蓄率，比如说都30%，原来他只存了30块钱，现在一个月存3000块钱，差别就在这儿发生了，就是我们过去二三十年有了高收入阶段，有了储蓄的一代人，高规模储蓄，不是储蓄率高，储蓄率可能都不变，随着收入增长，储蓄额增长了，高储蓄额的一代，与此同时没有人负储蓄，负储蓄的一代人花掉的钱很少，这是我们过去的基本问题。三四十年就这么过来，就是有人储蓄，没人负储蓄，有人也在消费，但是那些老人消费多少？我们退休的人只能想想给儿子抱孙子，跳跳广场舞，他没有消费，现在年轻人存的那些钱没有人去花，那就都变成储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问题。历史这个转型，这二三十年、三四十年转型，四十年前就业的人退休了，当然到后面的20年他收入也增长了，退休还好一点了，我说为什么中国现在进入消费开始提高的这个阶段？是因为有钱的一代开始退休了，过去二三十年挣了也不是太高，但是相对来讲比较高，而且快速增长的这批收入的人现在要退休了，这些人要花钱了，他们有钱，他们该享受生活，这一批人一花钱，我们的净储蓄会减少，因为消费也高了，这是一大因素，所以我对中国今后的消费增长充满信心就在这儿，终于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负储蓄太少的这个阶段，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最近还是有一些导致消费增长的因素，收入增长到一定水平了，低收入阶层最近这些年，特别是农民工收入增长的比较快，社会保障现在开始起作用，有了社会保障，包括农村的新农合、新农保，使大家后顾之忧少了，消费金融的发展，互联网电商的发展，更多的人可以进入消费群体。我们出国旅游，发达国家的消费对我们的示范作用比过去更强了，现在动不动大家都在对比，都是对比的发达国家，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块，特别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代际交替新的阶段，这个消费确实会成为今后的一个新动能，我们方方面面的也要想怎么利用好这个消费增长，怎么满足一些新的消费需求，比如刚才说老年人，新的一代有钱的老年人要退休了，做房地产的，都在想养老社区、养老地产。从退休到养老，现在人真正想养老的事可能还得20年以后的事，现在跟那个养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现在真正想养老需求的人还没钱，而有钱的那一批人现在不想养老，想着享受生活，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想消费需求在什么地方，去满足这些消费，我们的经济、产业增长等等，应该说这个潜力会更大地发挥出来。
我就讲这些，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2018年稳增长需稳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徐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十九大报告起草组成员
特别荣幸有机会来深圳参加马洪基金会组织的活动，特别要感谢李罗力老师和唐杰老师向我发出邀请，他们都是我在南开的老师。今天由我来对樊纲老师演讲的点评，我有点受宠若惊、诚惶诚恐，最近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好点评，这导致我最近一段时间的生活充满了压力。
刚才樊刚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深刻的阐述，对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间，主要是中期走势做了十分有深度的分析。
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当前我们国家经济运行是不是见底了？按照他的分析，我们现在面临的周期性问题与世界经济周期有一定的相关性，与我们国内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刺激措施带来的后果及其消化也是相关的。按照樊老师的介绍，中国在处理国内问题时，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别的国家处理金融危机的道路，我们走的是逐步暴露并消化风险、实现经济软着陆的道路，这个道路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剧烈波动，因为剧烈波动对生产力是一个很重大的破坏，还会导致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
我们通过经济的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发挥我们中国制度特色的作用，基本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这样做当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可能导致资源分配的扭曲，也可能会把一些问题的解决拖延下去，比如说高杠杆问题。基于这样一些分析，樊老师的判断，目前我国经济还处于L型的底部，尽管有了复苏的态势，但是并不能证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在这个基础上，樊老师认为2018年、2019年中国经济可能还会在6.5%到7%左右的区间里面运行，但很难进入那种从底部跨越的一种新的周期性增长。
但是樊老师也特别指出，我们的软着陆过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动应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体系也同样有优胜劣汰，在化解过生产能过程中，我们也同样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构优化和调整，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的这几年的真实变化。
接下来樊老师描述了中国经济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中长期挑战，他讲了国际上从唱衰到唱赢中国的转变，特别是在大家开始唱赢、赞美中国的时候，樊老师提出要有我们自己的担忧，对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要有清醒地认识，特别是强调我们要对自己的结构性的问题、体制性的问题、发展条件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对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特别是与美国这样一个我们最重要的全球战略竞争对手的差距，要有清醒的认识，他特别用了追赶指数来描述我们与美国的差距，我们还处于美国16%这样一个人均GDP的水平，所以我们还是一个追赶型的大国，当然这种差距也表明我国是有增长潜力的。最后樊老师总结认为，我们必须要有效采取一些体制变革、结构性变革举措，使得中国的增长潜力能够更好地得到发挥。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樊老师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影响因素，有确定的一面，如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是相对比较确定的，但也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如特朗普政策的冲击效应、反全球化民粹思潮等，可能带来的对我们未来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国际摩擦等，对中国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的冲击，这具有不确定性。
按照樊老师的阐述，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要作为全球化的积极推动力量来参与全球体制的构建，同时要用更开放的眼光在全球配置资产和资源。但中国也不大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高度依赖外贸推动增长的模式，因为我们最好的时候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超过了60%，现在的国际环境、反全球化的民粹思潮、发达国家面临的失业问题，都不大可能容忍中国持续保持巨额贸易顺差，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非常大，因为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有一大半来自中国，这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后要实现更好更高质量的增长，特别是要实现自己具备的增长潜力，还是要靠新的机制来激发、新的动能来推动，樊老师分析了我们目前在结构升级，特别是在创新领域的一些积极迹象，从体制、金融等方面阐述了我们的新努力和新进展。当然他没有说的是除此之外，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在过去几年对研发投入给予了重点关注，中国研发投入过去几年的增速达到了11%，超过了GDP增速，我国一年研发投入总量已经超过了欧盟所有国家研发投入总的规模，这都是推动新动能形成的积极力量。
最后樊纲老师特别强调消费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他分析了过去为什么中国的消费比重过低，储蓄率特别高，认为今后这样的格局可能会发生积极变化，消费发挥的作用会更大。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可能会更多来自于国内创新形成的动能，国内消费形成的新拉力，我们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体制和机制上为这两个动能的发挥创造更好的条件和保障。
这是我对樊老师演讲的简单总结和点评，樊纲老师的报告是一个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一个报告，对未来的分析判断客观合理，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十分具有针对性。如果我点评不对的话，请樊老师批评包涵。
李罗力老师要求我点评一个小时，但我的点评可能只有十分钟，所以我就不得不用剩下的时间，说一点自己的东西，我就做了一个PPT，我的介绍和樊老师介绍的有一点区别，他主要阐述中期前景，我主要讲2018年，算是个内容上的互补，主要讲两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2017年的简要总结，总的结论是2017年我们国经济运行态势明显好于年初预期。
我们在2016年底研究制定2017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对2017年的前景是充满担忧的。现在大家都知道，2017年我们录得了6.9%的增长，比上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但年初我们确定的是6.5%左右的预期目标，当时为什么要定6.5%左右而不是6.5%以上？实际上就是感觉6.5%都有很大难度，当时很多金融机构的宏观经济分析师也都是持这类观点。现在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不仅超过了年初预定目标，而且从就业、CPI、国际收支的组合来看也是不错的，就业新增了1350万人，CPI温和上升1.6%，国际收支也取得了一定规模的盈余。
取得这么好的增长，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2017年中国的出口明显好于预期，因为中国2016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0.4个百分点，但是2017年出口对增长的贡献是正的0.6个百分点，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这是经济增长好于预期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呈现了积极变化，从大的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的比重在进一步上升，增速也是明显快于其他两个产业。为什么我说是一种好的结构优化呢？因为从国内的消费需求来看，服务业领域消费需求的收入增长弹性是明显高于1，有的甚至是2以上，相对于制成品需求而言有更旺盛的消费需求。产业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这种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比较好的吻合，这是一种积极的结构性变化。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比上一年有所加快，而且这种加快是建立在效益相对较好有实质性改善的基础上，工业产能的利用率比上一年回升了4.2个百分点，达到了78%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增长了20%以上。当然利润的提高也有一些结构性问题，就是上游原材料领域的利润比较高，有的行业利润增长了好几倍，但是中下游工业企业的利润还并不是很高，带来了上下游之间利益结构分配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最近反映出来的煤电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因为煤碳价格涨了很多，但是电价没有涨那么多，当然这里的原因，主要是煤电价格联的机制还不够完整。这种利润在不同行业之间分配的不平衡，会对未来的投资结构产生一些影响。
消费是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刚才樊老师说我们国家消费比重偏低，但是在过去几年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是在逐步加大的，最终消费在去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8.8%，虽然比上年下降了7.7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出口贡献率上升导致的，是比例结构中的此起彼伏现象，但实际的消费增速并不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代表的消费增速一直比较高，而且在年度间也比较稳定。过去我国消费贡献比重偏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增速过高和出口比重较高，这在特定时期的模式下未必是坏事。按照樊老师刚才的分析，中国今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进一步增强，这是因为出口和投资高速增长的状态难以再现了，所以对此我是认同的。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上一年贡献有所提高，房地产投资的作用是下降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还在20%左右，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高增长态势，所以政府投资对支撑整个投资还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民间投资的回升有微弱的积极变化，但它的占比并没有提升，还进一步下降了，所以民间投资偏冷的状况并未改变。
从供给侧改革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去产能取得了明显进展，一些重点行业供需关系在发生改变，产能利用率有所提升，政府确定的去产能任务也得到完成。从去杠杆看，整体的杠杆率虽然还在上升，但企业的杠杆率有一点点下降，不过整体杠杆率上升的幅度比过去有所下降，这说明这两年政府在控制杠杆率上升过快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降成本方面企业运营成本也有所降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成本84元，下降了0.25元；减税也有进展，尽管媒体上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说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减税效应，但是最近社保基金楼继伟理事长的讲话我觉是有道理的，按他的分析减税有一定的积极效应，税收的增速是低于名义GDP增速，他认为这是一种减税效应，我认同楼部长的分析和结论。
在新旧动能的转换方面也取得新进展。过去五年我国研发经费的投入年均增长超过了11%，比GDP的增速要快，2017年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1.7万亿元，我国已经多年名列世界专利授权量第一大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在提高，达到58%左右。“互联网+”或互联网融合等新经济形态也在快速发展，一些领域还走在世界前列。在先进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领域也保持着非常高的增速，分别增长了11%和13%，快于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从创业来看，2017年全国日均登记的企业数量是1.6万户，活跃度还有70%以上，这算是一个不错的新旧动能转换。
所以我们说，2017年经济运行的态势，从增长速度来说明显好于年初预期，从结构转换来说，也取得了新的积极变化，为2018年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是我们对2017年的基本评价。
第二，2018年经济能否实现平稳增长，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稳妥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
2018年全球经济有可能延续稳定向好的态势，2017年国内供需两端的积极变化为下一步增长奠定了向好基础，国内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推进市场化改革来保障，国内需要高度关注如何稳妥防范并处置面临的几大风险，对外要用大智慧来处理好中美贸易投资领域的可能争端。
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向好的态势似乎是可以延续的，IMF最新的预测结果把201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3%提高到了2.7%，并对2019年延续了相对积极乐观的预测。从欧盟来看，欧盟最新公布的结果，2017年增长速度达到了2.5%，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增长速度，好于IMF对欧元区的预测。从德国、法国，甚至西班牙来看，都表现出积极复苏迹象，2018年欧盟的表现会比IMF目前预测的2.2%的预测要更好些。所以外部经济环境2018年对中国而言相对是比较乐观和有利的。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是主要是我们如何做好自己的事。
第一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在不断加剧，处理好这个问题是没法回避的。第二是我们还要继续去杠杆，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去杠杆是2018年防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这里面有两大重点，一是居民的杠杆率快速上升，二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第三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是相关的，就是怎么稳妥有效地化解各类金融风险。
中美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特朗普上台之后，已经明确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一点都不含糊。他指责中国采取一系列的掠夺性经济政策，来谋求对美国的竞争优势。我记得特朗普总统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他说中国通过贸易从美国得了那么多好处，主要是持续的贸易顺差，占了美国的便宜，但是中国老是在一些问题上和美国作对，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中国不帮美国，所以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措施。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是实用主义者，他就是这么算账的，带有重商主义的倾向。这就麻烦了，因为中国的一些政策也被认为带有重商主义倾向，两个世界性的大国如果都采取有重商主义倾向的政策，就会对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带来损害，所以贸易摩擦可能是中美之间在新的一年要处理的棘手问题，从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在过去五年一直都在2000亿美元之上，这是美国人变得越来越不耐烦的主要原因。
当然对美国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国家来说，贸易逆差是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来平衡的，使贸易逆差成为美国的对外负债，美国人印钞票，中国人不得不持有，美元不管怎么贬值，中国人都得吃下来，美国实际上并不用特别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美国人不会因为贸易逆差而出现支付性危机，所以贸易逆差似乎不应该成为美国的实质性负担。我记得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标普把美国的主权债务信用评级给下调了，当时引起各方面很多议论，后来格林斯潘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说美国是不可能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的，因为美国只要印美元就可以了，这是美国最大的优势。特朗普总统为什么需要如此关注这个问题呢，可能是需要对美国工人阶级有一个交待，因为进口多出口少意味着就业机会的流失，这也算是重商主义的观点，由于工人阶级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力量，特朗普竞选时对他们是有承诺的，所以他必须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兑现竞选承诺。
特朗普政府不久前启动了大幅度的降税计划，目的是要营造一个更好、更低成本的营商环境，吸引实体经济回流美国，这种降税会产生外溢影响，全球不少国家也都在掂量这种降税的后果和应对举措。对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因为中国的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宏观税负虽然并不高，但我们的税收主要来自企业。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相比，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是25%，美国降到了21%，我们比美国高四个点，但我们的企业还要交增值税，美国企业是不用交增值税的，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企业亏损时也要交。虽然增值税具有抵扣链条，似乎可以通过抵扣等方式转嫁出去，但实际上企业未必都能都实现全链条抵扣，因此也是企业实实在在的一个负担。比如，我所在的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作为一个智库型事业单位，一年所交的增值税就达到了800多万，如果和我们的年产值比，比营改增之前5%的营业税还要高。企业所得税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有盈利的时候交，亏损的时候是不用交的。这是我国税制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不能很好的实现税收调节功能，还导致企业税负偏重，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竞争力。如果说我们不对这样一个税制进行全面调整和改革，那么我们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比美国就要差很多。目前不少中国企业通过在美国投资，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美之间的这一成本差异。
第二从债务杠杆来看，我们的企业杠杆率已经稳定并有所下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但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在迅速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非常快，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从20%到50%，美国是花了40年的时间，我们只用10年的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居民负债水平就大幅度上升，而且居民的消费信贷负债，往往还缺乏必要的资产抵押，这一块债务一旦出问题，风险可能就会比较大。我国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不到35%提升到2017年年中的约90%，未来继续加杠杆空间有限，所以居民如果想通过提高债务、杠杆率扩大消费，空间实际上已经不大了。
从地方政府债务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是一笔糊涂账，不能准确地判断地方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有关部门之间的数据存在差异；第二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期限错配，存在短债长用现象，政府偿债的流动性风险较大；第三是最近开始经济数据挤水分，一些地区GDP和财政收入都有水分，不得不挤，不挤的话新接手的书记市长们就滚不下去了，可能会敞开新的风险。这也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比较复杂的一面。
第三从金融风险来看，所有的金融风险根源都来自于高杠杆，目前我们整体杠杆率应该在250%左右，但也有不同的评估结果，有高也有低，尽管近两年我国杠杆率上升的速度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总体上还在持续上升。另外，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好转如果继续巩固，货币政策方向性的调整会更加坚定持续，这会对本国金融市场会产生影响并外溢到全球市场，风险外溢效应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波动。再就是我国信用风险开始逐步显现，特别是银行的不良贷款、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越来越多。第四是影子银行的业务监管难度非常大，而且影子银行的资产配置风险可能比银行信贷风险更大。第五是一些金融机构的风险开始不断显现，非法集资、庞氏骗局、内部治理结构暴露出来的问题，都开始逐步显现，原来在金融创新名义下开展的互联网金融等问题，在有些地区也形成了局部性金融风险，当所有这些风险开始累积并链条式爆发时，处理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
如何采取措施应对上述这几个问题，是我们2018年经济走势存在不确定性的主要方面，到底我们在政策上应该怎么办，我也有四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从财政货币政策的来看，我觉得总体上要保持政策取向的基本稳定。财政政策应该坚持积极取向、适度宽松，因为中国总体来看，即便是有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政府债务依然是可控的。我们不同于欧洲那些出现政府债务危机的国家，他们的债大多是用来搞福利吃饭吃掉了，我们的债基本上是用来搞建设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本质上是一种资产，这些资产有些可能有直接的现金收入，有些虽然没有直接的现金流，但也有间接的收益。比如一条城市地铁修通后，地铁两边的物业价格会上升，这样的话也会带来对政府收益的正效应。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主要是防范出现流动性风险，只要在控制总量前提下把握好借新还旧的力度，特别是保持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力度，因为这些地方政府债券是用来做债务置换的，发行利率总体上比较低，比原来许多旧债的利率还要低，在财务上是合算的，规模和节奏如果处理的好，中国的政府债务问题是可控的。在货币政策方面，刚才樊老师说了要采取中性货币政策，我也同意是中性，但可能要中性适度趋紧。为什么呢？一是要去杠杆，如果保持一个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环境，是去不了杠杆的，一定要有所收缩；二是2018年全球和我国可能都会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过去一段时期上游产业价格的持续上涨终归要传导出来；三是我们可能还面临人民币汇率预期从过去贬值预期向升值预期的实质性转变，这有可能导致结汇的增加。过去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企业都不结汇，所以我们过去几年虽然贸易顺差也不少，但结汇并不多，一旦预期改变的时候，企业有可能增加结汇，特别是收紧的资本管制逐渐放松后，更会引导企业结汇，这相应会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因为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会增加，这时候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趋紧，收紧的力度甚至还要更大，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第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核心还是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对资源配置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质量效益优先，经济学家们的实证表明，依靠过多的政府配置资源，质量效益是不会提高的，只有让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引导资产配置，这样的资产配置效率才是高的，市场竞争后的质量也是更高的，所以说市场化改革至关重要。中国未尽的市场化改革内容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各类要素，包括人、资本、土地、技术等，能够在统一市场范围里面更自由高效地流动，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这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基本前提，但我国目前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依然不少，要素价格也没有完全做到市场化。政府还要全力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增强对企业家们的产权激励，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企业家的长期发展预期，消除后顾之忧。要积极考虑采取措施降低企业的税负，考虑到系统性税制改革涉及面广，复杂性和难度都不小，税改方案的设计和批准需要时日，至少可以先考虑适度降低增值税税率，实质性减轻企业的税负，因为这是相对简单的事情。
第三，在降低高杠杆和处置金融风险方面，需要注意避免急躁情绪。主要是方法和手段问题，因为高杠杆和金融风险的积累非一日之功，所以降低杠杆率和化解金融风险，包括强化金融监管应对当前的各种金融乱象，也要有病去如抽丝的耐心和专业精细的制度设计，要防止把专业问题政治化。中国的事情中央高度重视固然很重要，但有时也有副作用。中央一旦把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作为一个重点工作，往往就容易使这项工作带有政治性，政治性的要求一旦压下来，金融监管部门为了应付或者表现更好，容易忽视自己的专业性，特别是容易各自为政、一哄而上，形成监管的齐头并进和共振效应，这种情况过去我们遇到过，对金融市场稳定具有不利影响，有必要避免这一情况再次发生。要做一些更有耐性、更专业化的监管应对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和节奏安排，防止不同市场风险在短期内的相互传递。对政府债务违约和偿债流动性风险的防范要未雨绸缪，防止地方政府债务的局部违约演变成区域性风险。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一个大要求，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也应该遵循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规则，不能无原则的给实体经济贷款融资，这样也会导致金融风险并降低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益，有损储户和出资人的利益。金融有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但还要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功能，因为金融机构的很多资产并不是自己的资产，是储蓄者和出资人的资产，所金融资产配置有风险防范的独特要求，这是金融不同于实体部门的很重要的特点。金融要弱化这种带有价值观要求的政治化前提，让金融回归到它的本性，回归它基于市场配置金融资产这个最根本的基础上去。
第四，从中美战略性竞合博弈关系看，我不主张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作为斗争来对待，中美之间是一种大国之间战略利益的博弈，这个博弈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必然经历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伟大博弈，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崛起中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之间力量对比逐步发生变化的时期，这个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我相信我们这代人能看得到，而且还涉及到两种发展道路及其成效的对比和竞争，所以对学者们来说也特别值得关注和考察。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我们要知己知彼，要用大智慧和战略耐心来开展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防止这种博弈演变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或斗争，用博弈思维化解矛盾就是要寻找共赢格局的纳什均衡。中国作为对美贸易顺差持有国，需要以更开放的姿态向美国公司开放市场，特别是美方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市场，在更大范围加深中美之间的利益纠缠。我觉得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性的大国，在战略利益博弈过程中，一定要为维护世界多边自由贸易投资体制做出自己的表率，防止成为破坏性的力量，这也是全球性大国的责任。因为一旦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被分割或破坏，对我们国家是不利的，对美国也是不利的。很遗憾的是，由于多哈回合谈判迟迟不能取得进展，现在有这样一种分化的趋势，就是用区域性的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来替代WTO这种多边体制，这对我们非常不利。所以我个人觉得，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和世界贸易大国，我们在加入世贸后享受了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红利，但我们也要梳理检讨我们自己的所做作为，看看我们到底在哪些方面的做法，不完全符合我们加入世贸所做的承诺，我们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标准到底有哪些差异，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有较大贸易顺差的贸易大国，需要在遵守和维护国际规则方面做出表率，否则就会给人留下把柄，说我们不是公平竞争。在今后多哈回合的谈判中，我个人也不主张我们去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为我们虽然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真正把我们当发展中国家来对待。我过去参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时，专门负责产业政策和工业补贴的谈判，记得当时跟美国人谈判时，美国人就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你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出口能力，他们不同意我们完全享受发展中国的地位和优待，当然我们现在和那个时候比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我们以发展中国家代表的身份来秉持谈判立场，似乎要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但那些发展中国家未必领你的情，而发达国家可能还觉得你不想承担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义务和责任，这对我们的国际形象可能并不是有利的。
这就是我今天利用给樊老师点评的这个机会，对2017、2018年中国经济的走势，阐述的一些我自己的观点，完全是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我工作的机构，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唐杰在问势2018理事报告会上的点评
唐杰 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
三句话，第一是从目前来看，两位演讲的高度一致，就是对我们从2008年以来的变化有了一个积极的判断，正在接近底部，同时我们制度性的变化正在发生，这是过去可能大家关注不够的，觉得我们改革好像不够快，从今天来看，我也有一些想法，原来我也觉得好像不怎么快，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我们这些创新的过程确实和改革有关。
第二是当我们越接近底部的时候，预期确实会发生变化，预期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产生若干判断上的分歧，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可能性，在这个可能性下，我们是如何迎接新的一年，谨慎乐观还是中性还是略偏悲观，我觉得现在看来是从中性转向到谨慎乐观。
第三是现在看起来我们未尽的事还很多，我觉得今天樊院长的担忧和徐司长的担忧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客观评价我们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很伟大，有非常大的成就，从300美元开始到1万，但是实际上我们和美国的绝对差距是拉大的，这一点我们要承认，我们1980年的时候就差1万美元，现在从300到了1万，变成了差47000，将近差5万美元，这就是发展水平决定了追赶的差距，相对差距在缩小，1980年的时候我们跟它差了3%，它1万，我们300，现在我们是它的6%，但是绝对数在扩大，刚才樊院长和徐司长都谈到，它表明背后制度性的差别是存在的，这一点我们是要承认的，中国人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离走到那个封顶上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
今天听了之后，我觉得很乐观、很冷静，但是又充满了信心。
主要媒体报道
问势2018年报告会在深圳召开，国家发改委徐林：居民的负债杠杆率太高是个大风险
南方都市报 2018年02月01日 张小玲
中国居民的杠杆率在迅速提高，居民债务率从20%到50%，美国花了40年的时间，中国只用了10年。昨日在深圳举行的问势2018年报告会上，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认为，未来居民想通过债务、杠杆率来扩大消费的空间并不大，中国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甚至来管制、来抑制。
逐步暴露、消化风险、软着陆
马洪基金会问势2018理事报告会昨日在综开院举行，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对中国经济进行阐述。樊纲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别的国家处理金融危机、金融问题的道路，中国走的是一种逐步暴露、消化风险、软着陆的道路，这个道路的好处是可以避免那种剧烈的波动，因为剧烈的波动有时候对生产力也是一个很重大的破坏。
樊纲判断，目前中国还处于L形的底部，尽管经济有复苏的一些态势，但并不能证明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周期，中国还是一个追赶型的大国，当然各种差距也表明中国是有增长潜力的。
从未来的发展看，樊纲认为，今后要实现更好的增长，特别是要实现自己的增长潜力，还是要靠新的动能来推动，强调消费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应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徐林认为，2017年中国的经济运行态势明显好于年初预期。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呈现一些积极的变化，服务业的比重在进一步上升，而服务业的增速也明显快于其他两个产业。从工业来看，工业增长的速度应该说比上一年的增速也有所加快，而且这种加快建立在效益相对比较好的基础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居民的杠杆率在迅速提高
“2018年的经济能否实现平稳的增长，取决于能不能够稳妥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徐林认为，现在要面临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几个问题。一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在不断加剧，这个问题需要好好梳理，而且没法回避。二是还要去杠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去杠杆是2018年防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这里面有三大任务，一是居民的杠杆率快速上升。二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三是怎么去化解金融风险。
“从杠杆来看，中国现在面临的企业杠杆已稳定下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但居民的杠杆率在迅速提高，而且提高速度非常快，居民债务率从20 %到50%，美国花了40年的时间，中国只用了10年，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居民的负债水平就大幅度上升。”徐林说，而且居民的负债，特别是消费的那些信贷，还不像其他很多信贷，比如说设有资产抵押，所以这一块一出问题，风险可能就会比较大。所以未来居民如果想通过债务、杠杆率扩大消费，实际上空间并不大，中国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甚至来管制、来抑制。
金融风险问题来自于高杠杆
“从金融风险来看，所有的金融风险问题都来自于高杠杆，中国整体杠杆率大概是240%，但外部评估的结果有的高到说已经接近300%，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徐林认为，2018年的不确定性，总体上要保持基本稳定，但财政政策应适度宽松，中国政府债务不同于欧洲那些国家出现政府债务危机的情况，中国的债基本上都是用来搞建设的。
徐林认为，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核心还是要推动市场化的改革，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市场主体按照市场的规则、市场的价格引导去配置资产，这种资产配置的效率是高的，质量也是高的，所以说这种市场化的改革至关重要，市场化的改革内容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各类要素，人、资本、土地，能够在市场的范围里面更好地流动起来，这样才能提高它的配置效率。另外，政府要全力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保护，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特别是要采取措施，要降低企业税负，如果做不到系统性的税制改革，至少可以降低增值税的税率，因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在徐林看来，在处置高杠杆和金融风险，最重要的是避免急躁情绪，因为高杠杆和金融风险的积累不是一日之功，所以化解金融危机，包括强化金融监管去应对当前的各种金融乱象，也要有病去如抽丝的耐心，要做一些更有耐性、更专业化的应对措施，甚至要踩好节奏。
2018年全球经济有可能延续向好的态势 国内经济增长具备向好基础
深圳商报 2018年02月01日 陈发清
1月31日，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在深圳举行。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徐林对樊纲的主旨演讲进行点评。徐林指出，樊纲的演讲“非常全面、深刻，对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间，主要是中期的走势有一个系统的分析”，同时就2018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等多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017年中国的经济运行态势明显好于预期，徐林表示，2016年底国家制定2017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对2017年是有一些担忧的。现在来看，6.9%的增速超出了年初的预期目标，比上一年的增速也高，而且从就业、从CPI的组合来看，都是不错的。
取得这么好的增长，主要原因是2017年中国的出口明显好于预期。当然，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呈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从大的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的比重在进一步的上升，服务业的增速也明显快于其他两个产业。从工业来看，工业增长的速度也有所加快，而且这种加快建立在效益相对比较好的基础上。
另外，从投资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上一年贡献率也有所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还在20%左右，所以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高速增长态势。
在新旧动能的转换方面，过去五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超过了11%，比GDP增速快，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正在提高。徐林表示，“互联网+”或者互联网融合的新经济形态在快速发展，而且在这些领域还走在世界前列。
2018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平稳的增长，取决于能不能够稳妥地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徐林表示，2018年全球经济有可能延续向好的态势，而且国内供需两端的积极变化已经为未来的增长奠定了一个向好的基础。
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向好的态势是可以延续的，IMF最新的预测结果，201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3%提高到了2.7%；欧盟的增长速度达到了2.5%。外部环境对2018年的中国相对是比较乐观和积极的。徐林表示，重点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在不断地加剧，要好好梳理；第二是要去杠杆，包括居民的杠杆率快速上升、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第三个问题是怎么去化解金融风险。
徐林表示，从财政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基础投资，问题是可控的，但要想办法控制新的政府债务的增加，不能失控。同时资本管制的收紧力度还要更大。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还要推动市场化的改革，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要让各类的要素，人、资本、土地，能够在市场的范围里面更好的流动起来，提高它的配置效率。“政府要做的还是全力地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特别是要采取措施，要降低企业的税负。”
徐林：关于2018年经济政策的四点看法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8年2月1日 王帆
徐林认为，政府要全力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保护，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特别是采取措施降低企业税负，如果做不到系统性的税制改革，至少可以降低增值税税率。
1月31日，在深圳召开的“马洪基金会问势2018理事报告会”上，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徐林发表了关于2018年经济政策的看法，徐林也是十九大报告起草组成员之一。
在徐林看来，2017年的经济运行态势明显好于年初的预期，至于2018年的经济能否实现平稳的增长，取决于能否够稳妥地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
“2018年全球的经济可能延续向好的态势，国内供需两端的积极变化为未来的增长奠定了一个向好的基础。十九大提出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但这种转变要靠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来推动、保障，所以保持2018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特别需要高度关注国内怎么稳妥防范并处置我们面临的几大风险，特别是要用大智慧来处理好中美贸易甚至是投资领域的一些争端。”
具体而言，在总体向好的判断基础上，关于2018年中国经济的一些不确定性，徐林提出了关于政策的四点看法。
一是财政、货币政策保持基本的稳定，财政政策应该适应宽松。即使中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但这些债务主要用于搞基础设施建设，本质上会变成一种资产，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现金流。
“中国的地方债问题最重要的是防范出现流动性风险，只要把握好借新还旧的力度，中国的政府债务问题是可控的。”徐林表示。
相比之下，货币政策要在中性的情况下适度趋紧。只有这样，才可能为去杠杆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在改变，从过去的贬值预期变成了升值预期，有可能导致结汇的增加，如果放松资本管制，会进一步引导企业结汇，从而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推动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化的改革内容还有很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各类要素，包括人、资本、土地等能够在市场里更好地流动，这样才能提高它的配置效率。政府要做的还是全力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保护，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特别是要采取措施降低企业税负，如果做不到系统性的税制改革，至少可以降低增值税的税率，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徐林说。
三是处置高杠杆和金融风险时需要避免急躁情况。一旦中央把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的时候，它就带有政治性，金融监管部门容易忽视自身的专业性，导致大家一哄而上。这种情况过去已经遇到过，今后需要避免，要更有耐性、更专业化地应对。
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徐林指出，这是一个大的要求，但也应该遵循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原则，不能因为有这个要求就无原则地给实体经济贷款、融资。
“对金融要弱化带有价值观要求的政治化前提，让金融回归到它的本性，回归它基于市场配置金融资产的最根本的基础上去。”
四是要用大智慧耐心开展中美战略博弈，防止演变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性的大国，在战略利益博弈的过程中，中国要做出自己的表率。一旦全球的多边自由贸易被破坏，对中国是不利的，现在有这种分化的趋势。中国加入WTO之后，享受了红利，但应该看到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做法都完全符合加入WTO时所做的承诺。同时我不主张中国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里去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徐林说。
樊纲：中国经济还会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8年2月1日 王帆
樊纲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走入一个“新周期”，L走到了底部，但仍然会波动，今后几年的增速基本在6.5%到7%之间，但对在底部徘徊的波动不必太敏感，要有一个容忍度。
2017年，中国经济整体表现好于预期，GDP增速为6.9%，高于2016年，也是近几年来的首次“提速”，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周期？
1月31日，在深圳召开的“马洪基金会问势2018理事报告会”上，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主题演讲中表示，“可以说2016年下滑探底，现在的问题在于探底之后是否能马上反弹？有人开始谈论‘新周期’，但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经济还会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
樊纲指出，中国经济要处理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尤其是过去十多年里两次经济过热造成的后遗症。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过高等，樊纲表示，这些问题属于典型的周期性问题，是经济周期低迷阶段清理过热的市场出清现象，并不能将其简单归为长期结构性因素。
中国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通常是“软着陆”，它的好处是不出现危机，坏处是所花的时间长。樊纲表示，从2011年开始，中国GDP增速开始正式下滑，下滑了6年，现在看来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主要就是清理过剩产能、僵尸企业。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2018年、2019年的预期，我不同意现在经济就进入新周期这个说法，L走到了底部，但仍然会波动，今后几年的增速基本在6.5%到7%之间，但对在底部徘徊的波动不必太敏感，要有一个容忍度。”
樊纲进而提醒，市场经济的很多功能往往是在调整期才体现出来，比如优胜劣汰，过热的时候不存在危机，而在低迷期，一个行业中可能有三四千家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但产业总体仍然有10%的增长，说明订单不再是平均分配到每个企业，而是向一些真正的好企业集中，行业重组会由此发生，行业集中度提高。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反弹，外界舆论开始“唱赢中国”。樊纲表示，仍然需要冷静看待中国的问题，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为9500美元，美国是57000美元，相差了大约5倍。“而科研能力、教育能力、创新体制等等，这些差距才是最根本的。”
此外，中国还应该正视长期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增大，商务成本难以下降等等。“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要看到这个地位的潜力所在，做正确的事情，把潜力发挥出来。”樊纲说。
国际环境方面，樊纲指出，好消息是发达国家经济在复苏，带来中国外贸形势的好转。但美联储加息、特朗普减税以及中美贸易摩擦、投资摩擦等，都将是不确定因素。
“短期内国际市场对中国来讲并不是一个大幅增长的市场，如果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加倚重国内的新动能，挖掘国内的增长潜力。”樊纲表示。
关于新动能，樊纲列举了更加放松的制度环境、风险投资、含金量提高的中国制造以及日益扩大的消费规模等几个方面。其中关于消费，樊纲指出，随着代际的更替以及其他导致消费增长的因素，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消费提高，储蓄降下来，这是中国今后消费增长的潜力所在。
樊纲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走入一个“新周期”，L走到了底部，但仍然会波动，今后几年的增速基本在6.5%到7%之间，但对在底部徘徊的波动不必太敏感，要有一个容忍度。
2017年，中国经济整体表现好于预期，GDP增速为6.9%，高于2016年，也是近几年来的首次“提速”，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周期？
1月31日，在深圳召开的“马洪基金会问势2018理事报告会”上，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主题演讲中表示，“可以说2016年下滑探底，现在的问题在于探底之后是否能马上反弹？有人开始谈论‘新周期’，但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经济还会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
樊纲指出，中国经济要处理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尤其是过去十多年里两次经济过热造成的后遗症。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过高等，樊纲表示，这些问题属于典型的周期性问题，是经济周期低迷阶段清理过热的市场出清现象，并不能将其简单归为长期结构性因素。
中国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通常是“软着陆”，它的好处是不出现危机，坏处是所花的时间长。樊纲表示，从2011年开始，中国GDP增速开始正式下滑，下滑了6年，现在看来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主要就是清理过剩产能、僵尸企业。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2018年、2019年的预期，我不同意现在经济就进入新周期这个说法，L走到了底部，但仍然会波动，今后几年的增速基本在6.5%到7%之间，但对在底部徘徊的波动不必太敏感，要有一个容忍度。”
樊纲进而提醒，市场经济的很多功能往往是在调整期才体现出来，比如优胜劣汰，过热的时候不存在危机，而在低迷期，一个行业中可能有三四千家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但产业总体仍然有10%的增长，说明订单不再是平均分配到每个企业，而是向一些真正的好企业集中，行业重组会由此发生，行业集中度提高。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反弹，外界舆论开始“唱赢中国”。樊纲表示，仍然需要冷静看待中国的问题，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为9500美元，美国是57000美元，相差了大约5倍。“而科研能力、教育能力、创新体制等等，这些差距才是最根本的。”
此外，中国还应该正视长期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增大，商务成本难以下降等等。“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要看到这个地位的潜力所在，做正确的事情，把潜力发挥出来。”樊纲说。
国际环境方面，樊纲指出，好消息是发达国家经济在复苏，带来中国外贸形势的好转。但美联储加息、特朗普减税以及中美贸易摩擦、投资摩擦等，都将是不确定因素。
“短期内国际市场对中国来讲并不是一个大幅增长的市场，如果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加倚重国内的新动能，挖掘国内的增长潜力。”樊纲表示。
关于新动能，樊纲列举了更加放松的制度环境、风险投资、含金量提高的中国制造以及日益扩大的消费规模等几个方面。其中关于消费，樊纲指出，随着代际的更替以及其他导致消费增长的因素，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消费提高，储蓄降下来，这是中国今后消费增长的潜力所在。
樊纲：有钱的一代开始退休了，中国进入消费提高阶段
香港商报网讯 2018年1月31日 黄凤鸣
“马洪基金会问势2018理事报告会”在深圳银湖CDI大厦举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经济学家樊纲指出，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储蓄太高、消费太低，而今，有钱的一代开始退休了，中国进入消费提高阶段。
经济结构不好是因为：储蓄太多、消费太少
“过去美国人跟我们说世界贸易不平衡，其实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内部的不平衡，我们的经济结构不好是因为储蓄太多消费太少，因此我们就要多出口或者要多投资。”
樊纲列举了近年的储蓄数据：“中国的储蓄高到什么程度呢?从2003年开始我们的储蓄就超过40%，最高的时候到了52%，现在还有44%，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GDP，15年时间的高储蓄率，这在世界上很少见，历史上很少见。”
如此长时间的高储蓄率可以用来解释很多问题，第一是中国的消费水平确实很低，现在是35%，相对俄罗斯、巴西都低，发达国家更没得比。中国人均GDP并不高，但是人均资产、金融资产加房产，这个价值跟美国的财富和收入比例差不多，中国是一个收入不高财富不少的国家。
其次，这么高的储蓄、这么低的消费，国内投资又不高，所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净国民储蓄，买了一点美国的国债，帮着美国打伊拉克，最后没花出去的钱也要投资，作为储备，就要投到一些流动性好、风险低，但是收入也很低的国债上去，就是买其他国家的债券，这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
另外，又揭示了为什么中国要走出去，为什么要做“一带一路”?如果在本国的投资量太大、比重太高、工业结构太重型化，最后将导致产能过剩，这么多储蓄，所以不能在国内搞这么多投资。中国有钱要投，民间要投，政府也要投，投到对我们国家长期来讲有好处的一些地方去，与其投到美国国债，不如投给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这是樊纲对“一带一路”的经济解释。
消费要提高、储蓄要下降的阶段到来了
每个人有其生命周期，年轻的时候挣钱，挣钱的时候储蓄，包括交社保金、养老金、交保险，为了退休以后不挣钱了却可以消费，即“负储蓄”。
“国外已退休的人在还没退休的时候就就计划周游世界，而中国退休的人只想给儿子抱孙子，跳跳广场舞，没有消费。”但现在，中国开始进入消费提高的阶段，是因为有钱的一代开始退休了。
“新的一代有钱的老年人60岁退休时还活蹦乱跳，到真正想养老的事可能还得20年以后的事，这20年间的需求跟养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真正老的那批人没钱，而有钱的那一批人现在不想养老，想着享受生活，要从这个角度来想消费需求在什么地方，要满足这些消费的经济、产业增长，这个潜力会更大的发挥作用。” 樊纲透露出，60岁有钱人退休后的20年间将蕴含巨大消费潜力。
除了以上因素以外，导致消费增长还有其他几方面，比如低收入阶层(比如农民工)的收入增长较快，社会保障现在开始起作用，包括农村的新农合、新农保，使大家的后顾之忧少了，同时，互联网电商发展也将刺激新的消费。
樊纲对中国今后的消费增长充满了信心，“现阶段，中国的净储蓄肯定会减少，因为消费提高了，终于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智库 | 樊纲：发展四大新动能 中国新时代经济增长可期
前海金融城邮报 2018年2月2日 黄海琳
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确实要更加倚重我们的新动能，我们近期和长期都需要认真去挖掘国内的增长潜力，发展中国国内新的增长动能。”1月31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在“问势2018” 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指出。
前海传媒从报告会现场获悉，当日，以“中国经济波动与长期发展”为主题的报告会在综合开发研究院举行。樊纲就目前的经济形势做了探讨，对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从困难、潜力等方面做了分析。此外还分析了国际形势以及下一段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等问题。前海传媒梳理了樊纲演讲的部分重点内容。
近期经济形势：L型探底徘徊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持续下滑，2017年的GDP增长速度是6.9%，比2016年高了一点，因此可以说2016年下滑探底。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探底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能反弹，有的人开始谈论新周期。我个人的看法是，大概我们还会在底部调整，走一个L型，恐怕还会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
说到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往往会非常强调一点：我们的体制不好，还有很多问题。我想现在体制不比十年、二十年前更坏，我们经济过热的时候体制仍然不好，过热的时候体制可能比现在还不好。
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变化，我承认有这些中长期结构性的因素变化引起了我们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但是目前我们处理的问题主要都是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债务率太高、杠杆率太高，这些问题典型的属于周期性问题，是经济过热导致的问题。经济过热是投资过热，投资过热产生了大量产能，有一天突然发现没那么多需求，于是就形成了过剩产能，之后就要清理企业倒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经济衰退，这些都是典型的叫做“过热后遗症”的问题。
其他国家遇到大量的产能过剩问题，基本的做法和发生的问题就是用危机的办法，用所谓“硬着陆”的办法——急风暴雨式的来解决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通常是“软着陆”，局部风险不引发全局性风险，有些问题先捂着盖着，不让它同时爆发。当然有些前提，第一，政府有采取一些措施抑制住一些泡沫；第二，政府有很大的管控能力，使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经济的一些能力。政府在宏观调控的时候，一般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中国多一个行政政策，比如说住房限购。
中国经济一个重大的成就其实在于40年高增长没出过经济危机，我们在宏观管理上其实还是有成就的，这一点必须要承认，但是毕竟也不断地有些过热，今后但愿正常高增长，不再闹过热。会不会过热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
“软着陆”的好处是不出现危机，我们仍然有6.9%的增长，坏处就是时间长一点。我不同意现在说经济就进入新周期这个说法，L型走到底了，但是可能还会波动一下。别像市场上那么敏感，今天高一点了，就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了，稍微低一点，就说中国经济要硬着陆了，我们要有一个容忍度，对在底部的波动不要太敏感。想多说一句的是调整，经济不好的时期并不是没有好的地方，市场经济的很多功能往往是在低迷时期才体现，才发挥作用。
准确客观的看待中国经济
中国现在的成就，这40年一步一步向前走到今天，现在能做的这些事，十年前大家都不相信我们能做，我们现在能做的创新，十年前没人相信，十年前只相信中国会山寨，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创新，很多领域接近前沿，确实值得骄傲。
我们得冷静的看待中国的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差距，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最近还有人说中国已经在多项指标上超越了美国，这个就更耸人听闻了，我们和发达国家真正的差距在于科研能力、教育能力、创新体制，方方面面这些差距还是最根本的。
现在的增长动力，政府还是提供了很多新的制度。要吸收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发展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你要想追上去，你得持续不断，40年不够，80年不够，得100年才能够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这要长期坚持。现在真正应该下大功夫多做一些改革的事情，多做一些有利于今后继续增长稳定的事情。要面对发展过程当中各种新的挑战。
防范风险是今年的攻坚战之一，在压力面前，也要看到我们的潜力，潜力是什么？潜力就是差距，人均GDP只有9600美元，工业化程度70%左右，城市化不到55%，70%人口为低收入阶层，这70%的人一半是农民工，一半是农民，这是我们的基本现实。我们的储蓄率高，消费率低，这都是我们现在的瓶颈、差距。
我们所谓的经济实力第一名、第二名，没什么意义。但是反过来讲，这个证明了潜力。我们需要一个很长时期的追赶，才能真正的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方面清醒地看到我们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地位的潜力所在，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把这些潜力都发挥出来。
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好消息是发达国家都复苏，增长比较强劲，已经体现在我们的外贸出口上；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它今年应该说基本会退出扩张政策，这个对我们会有影响；特朗普效应，减税是最近最大的事，军费支出是另外一个，基础设施建设还没出台，但是恐怕今年春天要出台；对我们来讲，贸易战怎么打，对我们会有哪些动作和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问题。2018年应该密切关注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投资摩擦。
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樊纲指出，确实要看到这些年政府经济改革还是有一些成就，简政放权，为创新、技术进步、模式创新提供更宽松的制度环境，更加宽容、更加鼓励，这是一个新动能。中国对所有这些创新的事物的态度，咱们都应该给予肯定。比如P2P、共享单车，先让它发展，出现一些乱象，再去管理，有了这样一种宽容的态度，也为下一轮创新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第二个新动能是风险投资，十年前风险投资几乎为零，VC、PE这些都没有发挥作用，而现在要想发展企业，大家的思路都开始转变，不是想着银行借款，而是想着怎么融资，用股权融资的办法，有这个创新发展就不一样了。
第三个是中国制造的外部效应开始形成，大家在全世界一说中国制造，那是制造强国的制造，还不是像德国产品那样最高质量。现在我们的出口增长确实是因为效率提高、质量提高，对中国来讲产品的形象、产品的出口会更好，我们走出去会更容易，我们的技术、产品更容易在世界上取得更好的成就。
第四个新的大动能是我们的消费确实在增长，我们的经济结构不好是因为储蓄太多，消费太少，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率。
“最近有一些导致消费增长的因素，这些年，收入增长到一定水平了，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工收入增长的比较快，社会保障开始起作用，使大家后顾之忧少了，更多的人可以进入消费群体。出国旅游，发达国家的消费对我们的示范作用比过去更强了。”樊纲进一步指出，“我们方方面面的也要想，怎么利用好消费增长，满足一些新的消费需求，比如说老年人，新的一代有钱的老年人要退休了，都在想养老社区、养老地产，现在人都活长了，60岁退休活蹦乱跳的，到真正想养老的事可能还得20年以后，要想想现在这20年他的需求是什么。现在真正有养老需求的人还没钱，而有钱的那一批人现在不想养老，想着享受生活，从这个角度来想消费需求在什么地方，再去满足这些消费，潜力会更大的发挥出来。”
经济学家樊纲：四大新动能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南方日报 2018年2月2日 张玮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走势如何？贸易保护主义会否让全球化倒退？新的增长动能在哪里？日前，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问势2018”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对此展开分析。
“全球化一定会继续向前推进”
针对当下很多人担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开始倒退的问题。樊纲表示，全球化最初就是由发达国家的资本推动的，跨国公司需要找最便宜的地方生产。当前全世界的跨国公司、资本家们仍然在全球配置资源，并继续推动全球化，“这股原始力量仍然存在”。
同时，樊纲还特别提出，过去三四十年又新增加了两股力量在推动全球化。第一股力量是发展中国家，“最早这类国家都是保守的，但现在发现了全球化的好处，可以引进资本，发展自己，所以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支持全球化”；第二股力量是中国、韩国等新兴力量，这类国家除了需要引进外资，本身也有走出去的需求，需要到全世界配置资源。“这三股力量加在一块，全球化一定会继续向前推进。”
“未来将更倚重国内新增长动能”
但樊纲说，对于中国而言，短期内国际市场可能不是一个大幅增长的市场，因此未来要更加倚重国内新的增长动能，并提出了发展新动能的四个方面：
一是政府简政放权，以及近年来为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提供了宽容的制度环境。比如让一大批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来、鼓励微信支付等新兴支付手段，以及给予了共享单车等一批新生事物生存空间等。
二是风险投资。“10年前，中国的风险投资几乎为零，VC、PE都没有发挥作用。而现在大家的思路都开始转变，不是想着银行借款，而是想着怎么融资，用股权融资的办法，现在已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三是中国制造的外部效应开始提升，产业制造水平越来越高，能力越来越强。“现在一说中国制造，会说那是‘制造强国的制造’，使我们所有产品在国际上都卖得动。”樊纲说，中国出口实现增长也与产品质量提高有关，也将让“走出去”更容易。
四是中国的消费增长了。樊纲表示，目前中国的收入增长到一定水平，尤其是低收入阶层近些年收入增长比较快，而且社会保障也开始起作用。特别是，互联网电商发展，以及旅游经济都带动了中国消费的增长。
2018年发展形势如何？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来替你解答
南方+ 2018年2月2日 张玮
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已触底反弹？未来经济发展走势如何？贸易保护主义会否让全球化倒退？今后的新的增长动能在哪里？日前，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问势2018”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行，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对此一一给出预判。
经济发展形势如何？
“仍需处理经济过热后遗症”
樊纲说，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持续下滑，但2017年全国GDP增速为6.9%，比2016年高了一点。“因此可以说2016年是已下滑探底。但我认为，应该还会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大概是走一个L型。”尽管已探底，但樊纲直言，并不能说现在经济就进入新周期。他预计今后几年经济增长，会在6.5%到7%之间波动，“这种波动也不必太担心，对待它要有一个容忍度”。
对于增速为何会持续在底部徘徊，樊纲说，中国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是“软着陆”，这将控制危机的出现，但往往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目前，中国经济要处理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尤其是过去十多年里两次经济过热造成的后遗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问题是什么？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过高等，这些都属于典型的周期性问题，都是经济过热导致的，于是就产生了企业破产、经济衰退，这些都是正常现象。”樊纲认为，市场经济的很多功能往往是在低迷时期才体现出来，比如优胜劣汰。
“低迷期，一个行业中可能有三四千家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但产业总体仍然有10%的增长，说明订单不再是平均分配到每个企业，而是向一些真正的好企业集中，行业重组由此发生。”在樊纲看来，中国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来清理过剩产能、僵尸企业。
如何看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真正的差距在科研、教育、创新体制等领域”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反弹，近期出现了一些“唱赢中国”的舆论，称中国已经在多项指标上超越了美国。樊纲指出，仍然要冷静看待中国的问题，尤其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即便GDP接近美国，但中国人口是美国的5倍。“我们真正的差距在于体现实力的科研能力、教育能力、创新体制等方面，这些差距才是最根本的。”
樊纲说，现在真正要做的是下大功夫改革，多做一些有利于今后继续稳定增长的事情，比如正视长期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增大、商务成本难以下降等。
“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要看到这个地位的潜力所在，要做正确的事情把这些潜力都发挥出来。”樊纲表示，压力面前要看到潜力，而现有差距就是潜力之所在。
“中国人均GDP大约只有9500美元，而美国是57000美元。中国工业化程度也就70%左右，城市化不到55%，70%人口为低收入阶层，这个就是中国现在的瓶颈和差距。”樊纲认为，需要一个长时期的追赶，才能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发展目标。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会否让全球化倒退？
“有三股力量汇集，全球化一定会继续向前推进”
针对当下很多人担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开始倒退的问题。樊纲表示，全球化最初就是由发达国家的资本推动的，跨国公司需要找最便宜的地方生产。当前全世界的跨国公司、资本家们仍然在全球配置资源，并继续推动全球化，“这股原始力量仍然存在”。
同时，樊纲还特别提出，过去三四十年又新增加了两股力量在推动全球化。第一股力量是发展中国家，“最早这类国家都是保守的，但现在发现了全球化的好处，可以引进资本，发展自己，所以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支持全球化”；第二股力量是中国、韩国等新兴中等强国，这类国家除了需要引进外资，本身也有走出去的需求，需要到全世界配置资源。“这三股力量加在一块，全球化一定会继续向前推进。”
但樊纲说，对于中国而言，短期内国际市场可能不是一个大幅增长的市场，因此未来要更加倚重国内新的增长动能，并提出了发展新动能的四个方面：
一是政府简政放权，以及近年来为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提供了宽容的制度环境。比如让一大批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来、鼓励微信支付等新兴支付手段，以及给予了共享单车等一批新生事物生存空间等。
二是风险投资。“十年前，中国的风险投资几乎为零，VC、PE都没有发挥作用。而现在大家的思路都开始转变，不是想着银行借款，而是想着怎么融资，用股权融资的办法，现在已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三是中国制造的外部效应开始提升，产业制造水平越来越高，能力越来越强。“现在一说中国制造，会说那是‘制造强国的制造’，使我们所有产品在国际上都卖得动。”樊纲说，中国出口实现增长也与产品质量提高有关，也将让“走出去”更容易。
四是中国的消费增长了。樊纲表示，目前中国的收入增长到一定水平，尤其是低收入阶层近些年收入增长比较快，而且社会保障也开始起作用。特别是，互联网电商发展，以及旅游经济都带动了中国消费的增长。
樊纲谈2018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增长依靠四大“新动能”
南方周末 2018年2月1日 黄河
2018年1月31日下午，经济学家樊纲在深圳“马洪基金会问势2018理事报告会”，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趋势判断。 经济下行已经“探底”
在2017年年初的专题报告会上，他曾提到判断中国经济此轮下滑是否真正“见底”，要看2017年的经济指标。
刚刚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17年的全国GDP增长6.9%，高于2016年GDP增长率。樊纲认为，可以说中国经济下滑趋势在2016年已经“探底”，但他并不认同市场上关于“新周期”的说法，表示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还会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因为过去十年两轮经济过热带来的“后遗症”，还有很多有待处理的问题。
对于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中经历的两轮经济过热及其后遗症，他已在2017年初的专题报告中做过分析（参见南方周末2017年1月11日报道《樊纲：“中国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而在此次回顾分析中，他特别提到2009年之后的第二轮经济过热阶段，留下的最大问题就是地方债务“后遗症”。
樊纲指出，中国经济结构中不同西方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我们多了一个经济行为主体”，那就是地方政府——享受着中央政府信用，但又不用负担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宏观责任”，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展开“兄弟式”地区竞争的地方政府，往往成为经济过热与整体负债率高企的“幕后推手”。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除了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外，也多了一个工具，那就是行政调控。
樊纲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这些特点，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而在这一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在持续40年高速增长中，没有爆发过整体性经济危机，也是一个值得骄傲的“重大成就”。
对于地方债务的再度膨胀，樊纲提到他们在1990年代所做的一项研究，在科尔奈对公有制经济“父爱主义”导致经济过热的分析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中国特有的地方政府“兄弟竞争”所带来的负债率上升和宏观经济波动因素。
对于地方债务的限制，他表示在新的《预算法》中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债务总额，同时财政部也规定地方政府不许给任何贷款担保，许多具体政策实施“还在博弈当中”。
在这一政策背景下，樊纲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会在6.5%-7%之间波动， 同时他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在整体上会保持中性，并提醒社会各方，在观察宏观政策时“要看全部政策动作”,不要只看局部效应。
他以货币政策为例，指出2017年12月美联储加息后，央行做了两个“对冲式调整”：一是利用货币调控工具变相“略微加了一点息”；同时做了定向降准，“两个政策对冲后，它（货币政策）还是中性的。”
在樊纲看来，这一宏观经济“底部波动”阶段，正是各个产业通过大规模淘汰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与竞争力的关键时期。樊纲以上世纪美国钢铁业重组为例，指出同样经历过严重产能过剩的数百家美国钢铁企业，最后兼并重组成为世界最大的“美国钢铁公司”，在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集中度的同时，解决了产能过剩、债务积压等一系列问题。
与此同时，樊纲也提出自己在另一个层面上的“担忧”，那就是随着“中国崩溃论”的消失，国际舆论风向开始转向“唱赢中国”。
樊纲表示，中国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当然值得骄傲，但更要看到我们跟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着巨大的差距。
“中国现在人均收入接近1万美元了，但美国是57000美元。”樊纲表示，比收入差距更大的是我们在科研能力、教育能力及创新体制等方面的差距，“这才是最根本的”。
他在日本为例，指出日本经济发展高峰期人均GDP几乎与美国持平，同时有些人开始被成功“冲昏头脑”，认为自己的经济过热不算热，自己的经济泡沫不会破，“后来泡沫破了，持续20年一蹶不振，它现在人均GDP只有美国70%。”
与此同时，曾经在全世界储备和结算货币中占到13%和25%的日元，现在只占全球储备货币不到3%，贸易货币不到10%。
樊纲强调，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差距，同时也要意识到这些差距本身也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因为发展说到底就是一个缩小差距的问题”。
四大“新动能”
在分析了国际形势中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三股动力（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达国家）及民粹主义回潮等变化后，樊纲认为全球化进程长期而言依然会持续，但在短期内难免遇到波折，包括有些规则也面临重新修订。
因此他认为短期内国际市场不再是一个大幅增长的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更加倚重国内的“新动能”。在随着的分析中，樊纲从制度供给、融资创新、中国制造的“外部效应”以及消费增长四个角度，解读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四大“新动能”。
作为深度参与并贴身观察宏观决策过程的学者，樊纲坦言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在创新和改革决策上更加宽容，这为大量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宽松的制度环境。
“中国政府这几年对创新的态度，是先宽容地让它发展，出现了乱相再回头加强管理。”樊纲表示，从互联网金融到共享单车等一系列新兴市场现象，政府都给予了足够宽容的发展空间，也确实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商业模式与创新企业。
他以现金贷为例，表示虽然市场中存在一些乱相，但是他从央行得到的信息显示，中国信用贷款中个人消费贷款已经取代企业贷款，成为最大贷款项目。在樊纲看来，这种对创新宽容的政策倾向，正在成为推动下一轮创新的“制度新动能”。
与此同时，他特别提到了以VC和PE为代表的风险投资体系，在企业创业和后续发展过程中，正发挥着日益关键的作用。“过去大家都想着银行贷款，而现在大家思路都转变了，开始想着怎么通过股权融资实现高速成长，创新发展的模式就不一样了。”
而在全球市场体系内，樊纲观察到“中国制造”的外部效应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一个个产业制造水平的提高，现在全世界对“中国制造”的印象已经从十几年前的“山寨产品”，变成了“制造强国”。
樊纲表示2017年中国外贸出口的强劲增长，正跟这一外部效应的提升息息相关，当然同时也带来了贸易顺差增长之下更大的贸易保护压力，但中国产品形象的提升，对中国经济而言无疑是长期增长动能之一。
第四个增长动能则来自居民消费的增长，在此樊纲特别提到了一个重要观念，那就是中国多年以来的高储蓄、低消费阶段，可能随着“代际更替”的变化而进入趋势性“拐点”。
从2003年到2017年近15年时间里，中国整体储蓄率一直处于44%-54%的高位，形成了世界历史上都少见的“国民高储蓄”现象，也带来了一系列结构性挑战。
对此经济学界曾有各种解释与争论，而樊纲提出的新解释关键在于“代际更替”：由于早期居民收入极低，导致在近40年的经济高增长阶段，进入老龄化的一代人并未形成相应的消费增长，由此形成了“年轻人赚得多，老年人花得少”的收入与消费“落差”，最终形成庞大的社会储蓄规模。
而在樊纲看来，随着六七十年代出生“赚得多”的一代人开始退休，他们的退休消费模式将与上一代人发生巨大变化，“发达国家的人退休前都计划着怎么周游世界，而我们的老人只想着抱抱孙子，跳跳广场舞，他能有什么消费？”
而随着新一代“富裕老人”们进入退休阶段的时候，他们的消费能力与消费需求，将为整个经济和相关产业增长，带来强大的新动力。
2017年的“意外”与2018年的挑战
樊纲演讲后，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进行了点评和分析。
身为十九大报告起草组成员和十九大中央宣讲团成员的徐林，此前曾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和规划司司长，并参与制定国家“十三五”规划。
在回顾了樊纲分析的主要内容后，徐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做了一点补充，那就是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研发投入规模上也是空前的”。徐林表示，去年中国研发投入增速已经超过GDP增速，而且现在“一年研发投入的规模超过欧盟所有国家的研发投入规模”。
基于这一观察，徐林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更多可能来自“创新形成”和“消费形成”两大领域，并建议从体制和机制上要为这两个“新动能”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回顾2017年的经济数据时，徐林表示“明显好于年初时的预期”，并坦言在2016年底制订次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对2017年是有着一些担忧的”。
对于过去一年“超预期”的经济增长，徐林认为主要原因来自出口“明显好于预期”：2016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负，2017年则“转正”了。
在经济增速超预期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开始出现一些积极变化：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增速也明显快于其他两大产业。
而工业增速加快的同时，产能利用率比上年回升了4.2%，工业企业利润水平也明显提高。但在利润结构上，原材料等上游产品利润明显高于中下游产品利润，因此也带来一些类似煤电矛盾之类的利益冲突。
在消费方面，过去几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同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持续高速稳定增长。
在投资结构上，制造业投资贡献率增加，房地产投资占比下降，同时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还在20%左右，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拉动作用。
同时在负债杠杆率方面，整体杠杆率升幅下降，同时企业杠杆率略有下降，徐林认为这说明政府这两年在控制杠杆率上升过快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过去五年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超过11%，高于GDP增速，同时也带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上升。
在创业方面，2017年全国日均登记的新增企业数量是1.6万户，其中70%以上是具备活跃度的企业，显示出企业群体内的“新旧动能转换”也在进行之中。
在回顾了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关键数据与现象后，徐林对2018年经济增长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2018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平稳增长，首先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稳妥的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
在借助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分析了全球经济向好的态势可以延续之后，徐林提出中国自己要处理的几个问题：一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二是作为防范金融风险“重中之重”的去杠杆，其中又包括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两大挑战；第三个问题则是第二个的目标，那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在中美关系方面，由于过去五年中国贸易顺差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而且在持续增加，很难回避美国方面的反弹；同时美国大幅降税也会令中国面临更复杂的营商环境，因为以增值税为主的税制如果不改革，会对中国企业带来极大压力，而整体性的税制改革又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挑战。
在负债杠杆率方面，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但同时居民部门杠杆率迅速提高。徐林指出中国居民部门的负债率从20%上升到50%只花了十年时间，而美国则花了四十年时间。居民负债的快速上升，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应对，可能会形成市场风险。
而在地方政府负债上存在着几个问题，首先是不知道地方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其次是地方债务中的“短债长投”带来的期限错配风险；第三是近期部份地方财政开始挤“水份”。
在金融风险防范上，徐林首先指出“所有金融风险问题都来自高杠杆”，并指出全球货币政策收缩的风险外溢、前期信用风险暴露以及影子银行、新金融形态等领域的风险聚集，在某些地区已经形成了“局部区域性金融风险”。
面对这一复杂的局势，他认为中国政府在货币政策上还是要“中性趋紧”，否则无法实现去杠杆目标，同时在财政政策上还有着适度宽松的空间。
这是因为中国的政府债务不同于欧洲国家的福利支出，而是大多对应于基础设施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有的还有直接现金流收入。因此徐林认为地方债务问题首先是防范出现流动性风险，只要把握好“借新还旧”的置换力度，并有效控制新增债务，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还是可控的。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徐林表示核心还是要市场化的改革，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市场化改革的诸多内容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各类要素，人、资本、土地，能够在市场的范围里面更好的流动起来”，这样才能提高它的配置效率。
最后，在处置高杠杆和金融风险方面，徐林提醒社会各方要“避免急躁情绪”。因为高杠杆和金融风险的积累不是一日之功，所以化解金融危机，包括强化金融监管去应对当前的各种金融乱象，也要有“病去如抽丝”的耐心。
樊纲：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 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中国经济时报 2018年2月1日 张孔娟 李梅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经济学家樊纲近日在“马洪基金会问势2018理事报告会”上发表演讲并和与会代表共同探讨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问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临改革推进难的现实考验。 樊纲认为，供给侧多数情况属于长期问题，它涉及经济增长、体制改革、创新驱动、生产力提高等。所以，供给侧改革就是着重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来，不仅关注需求，更要关注到这些根本性的长期的发展问题上来。但是，这不意味供给侧就不存在短期问题，国家提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樊纲指出，中国经济要处理的周期性波动问题还没有处理完，尤其是过去十多年里两次经济过热造成的后遗症。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过高等。这些问题属于典型的周期性问题，是经济周期低迷阶段清理过热的市场出清现象，并不能将其简单归为长期结构性因素。
中国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通常是“软着陆”，它的好处是不出现危机，坏处是所花的时间长。樊纲说，从2011年开始，中国GDP增速开始正式下滑，下滑了6年，现在看来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主要就是清理过剩产能、僵尸企业。“从这个角度看，对于2018年、2019年的预期，我不同意现在经济就进入新周期这个说法，L走到了底部，但仍然会波动，今后几年的增速基本在6.5%到7%之间，但对在底部徘徊的波动不必太敏感，要有一个容忍度。”
樊纲提醒，市场经济的很多功能往往是在调整期才体现出来，比如优胜劣汰，过热的时候不存在危机，而在低迷期，一个行业中可能有三四千家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但产业总体仍然有10%的增长，说明订单不再是平均分配到每个企业，而是向一些真正的好企业集中，行业重组会由此发生，行业集中度提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反弹，外界舆论开始“唱赢中国”。樊纲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当然令我们感到骄傲，但仍然需要冷静看待中国的问题，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为9500美元，美国是57000美元，相差了5倍还多。而科研能力、教育能力、创新体制等，这些差距才是最根本的。”
樊纲认为，中国还应该正视长期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增大、商务成本难以下降等。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要看到这个地位的潜力所在，做正确的事情，把潜力发挥出来。 关于国际环境方面，樊纲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在复苏中带来了中国外贸形势的好转。但美联储加息、特朗普减税以及中美贸易摩擦、投资摩擦等，都将是不确定因素。“短期内国际市场对中国来讲并不是一个大幅增长的市场，如果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加倚重国内的新动能，挖掘国内的增长潜力。”
樊纲最后提出，建议一切产业都要向中高端迈进，但是不存在绝对的好坏产业之分，一切产业都能创造出14亿人口大国所需要的就业。所有产业无论如何都需要迈向高附加值的中高端，这样产业集中度会提高。“此外，还要主动地兼并重组，效益好的企业要主动兼并重组效益不好的企业，效益差的企业要主动接受效益好的企业兼并重组。让各种产业进行盘整，逐步走到科技发展的前沿，虽然还有很多产业没有到达前沿，但是几乎是接近前沿的。这样的话，下一轮我们有更多高新科技、更多创新，我们将有质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