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4年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会议在湖州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又称“莫干山会议”。
莫干山会议不仅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决策层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为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而且使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历史舞台。故此，莫干山会议被称作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开创性事件，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
三十多年来，莫干山会议的影响一直绵延至今。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的开局之年，也是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路程还很长，需要更多的年轻人继往开来，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发声，让莫干山会议的精神在新一代身上得到延续和弘扬。
鉴于此，2018年5月27日下午，在南开大学深圳校友会的大力支持下，马洪基金会携手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在深圳大学科技楼一号报告厅联合举办——“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专题报告会。报告会邀请莫干山亲历者徐景安教授以及常修泽教授，讲述那段“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为新的改革创新发展大时代再次贡献出他们的精彩观点和博深智慧。
徐景安：改革激情与务实精神
—— 莫干山会议往事和启迪
1984年9月3日至10日，一批来自全国的中青年，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一次会议，成了中国改革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今年迎来改革40周年，回顾这次会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价格双轨制的由来
莫干山会议是顺应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需要，所提出的价格双轨制，为突破计划经济的枷锁，建立商品经济奠定了基础。
今天40岁以下的人都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有必要说一下什么是计划经济？
每年由国家计委制定工农业总产值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然后层层下达到农村的生产队，生产什么、产量多少，农民除了交公粮以外，按国家规定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称为统购统销。企业按下达的计划生产什么、产量多少，产品给谁，原料谁供，都按国家规定的价格调拨。
通过指令计划、物资调拨、规定价格，组织和控制经济运行。从中央到省、市、县设立一系列部门，除了计委、经委、财政以外，还有治金、煤炭、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物资、价格……单机械行业就有一机部到七机部。
计划经济的特点就是可以举全国之力办大事、保重点，为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尤其是军事工业的二弹一氢。计划经济的缺点是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微观产供销脱节，分配大锅饭，好坏一个样，结果是效率低下，国弱民穷。
邓小平说：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相差20年。所以，他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第一的方针。由此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
改革确定引入市场机制，认识上有反复。
1979年《改革总体设想》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并存的商品经济”。
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
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党十三大报告确定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这关系多少部门的生死存亡以及权力的分配啊！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最终确定以市场为取问的改革，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利字当头，有利就干，无利不干，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比如玻璃，按面积计算价格，那就大量生产薄玻璃；按重量计算价格，就大量生产厚玻璃。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一包火柴长1分钱，关系国计民生，国务院开了几次会。
1984年3月，由一些年轻人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的名义筹备发起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会议代表124人。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我就参与了。
当时我是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处处长。临开会了，国家体改委的领导不同意我去。这个会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召集的，参加有风险。当时，温元凯组织召开了所谓改革者大会，受到中央批评，参加这个会就是改革者，不参加这个会就不是改革者？领导们是出于好心，让我别参加这个会。可我担任了会议的策划工作，我怎么半路撂挑子呢？我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去参加会。
会议讨论分为7个专题，其中宏观组，我改为了价格组。会议期间，我一直在这个组。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华生是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
我为会议撰写了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
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
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他们说：“金苹果已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
10月1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从稳定存量，改变增量到缩小存量，扩大增量。从供求平衡的行业放起，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
至1986年底，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20种减到60种，国家统配物资从256种减到26种。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副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
后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双轨制道路，成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双轨制的功与过
双轨制的好处是明显的，当时需要从计划、物资、价格连环的计划体制中打开缺口，而又不引起经济生活大的震荡。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
当时主张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人，对双轨制深恶痛绝，认为一种物资两种价格，这在理论上说得通吗？既不是计划理论，又不符市场理论，批得狗屁不如。但中国改革就是这么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中走过来的。理论家往往追求理论的彻底，但实际生活需要妥协，改革要面对现实。
中国改革的成功归于双轨制渐进改革模式。这避免了社会大的振荡，也是应付政治保守派、减少改革阻力的策略。成功的原因往往就是问题的根源。今天，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政治改革不动、经济改革先行是双轨制，保障了政治稳定，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但是权力失去制衡，腐败也就泛滥猖獗。
---鼓励创造财富，忽视财富分配是双轨制，改革之初的政策重点是打破平均主义，实行效率优先，由此也就带来分配的严重不公、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重视资本的权利，忽视劳动的权利是双轨制，以利于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增加GDP，由此造成劳动的正当权益得不到维护，工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内需的萎缩。
---城乡分割，经济、教育、文化、医疗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始终不变是双轨制，加快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也就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一直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城市户籍与非户籍是双轨制，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向户籍人口倾斜，尤其是属于生存保障的低保、失业、残疾救助将非户籍排除在外。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实行5轨制，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养老金差距很大。
---经济领域承认个人利益，鼓励为人民币服务，思想领域则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号召为人民服务也是双轨制，造成说与做、思与行的脱节。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实行改革开放是最大的双轨制，这是当年邓小平保持平衡的政治智慧，但今天成为冲突的焦点。
认真观察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教育、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以及相互关系，都是并存着新旧两套规则、两种制度，这是我国处于体制转型期的基本特征。
双轨制可以使我们成功，也可以使我们失败。如果听任双轨制带来的腐化和不公，继续用旧制度、老办法来解决新矛盾，就可能爆发社会冲突，使改革成果毁于一旦。加快向新制度转型的步伐已是当务之急。
新时代、新理念、新改革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个关键词：“新时代”，这意味着核心理念和价值目标的转折。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新中国是革命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政治挂帅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发展第一的时代。那么，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有什么新含义呢？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快速发展，总量世界第二。但同时，经济、社会、政冶、文化、生态领域存在诸多问题。中国需要新改革，不仅要改革40年没有完成的改革，还要改革40年形成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利益格局。这就实现新的历史转折，提出新的理念和目标。
这就是以共享为理念、幸福为目标。共享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单一地追求物质需求的满足不符合国情，幸福可以满足不同地城、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职业的个性需求。因此，建议以《共享中国、幸福中国》为目标，符合新时代的新要求。
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是理念的创新，当年邓小平以发展第一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天就应以共享为理念、幸福为目标启动新改革。
《共享中国》就要实行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均等公共服努，缩小城乡间、官民间、户籍与非户籍的差距，才能建成真正的全面小康。
《幸福中国》是价值理念重塑，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转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
首先，执政理念的改变。发展为目标，政府为主体。幸福为目标，民众是主体。幸福是不能代表的。必须尊重民众群体的感受，尊重民众个体的感受。一切工作以提高民众幸福感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以此带动经济、社会、政冶、文化、生态领域的全面改革。
其次，社会理念的改变。“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顺应发展第一需要而提出的，体现了物本位的价值观。 “幸福中国”的口号应该是“效率创造财富，时间创造幸福”，是顺应幸福为目标的新要求，这是人本位的价值观。
最后，民众理念的改变。挣钱是幸福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不是人的目的，不能为了挣钱，不顾一切、不择手段。
幸福来源于物质需求、情感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満足。
人的生命价值是自己幸福，也能造福他人、造福社会。
为了幸福，要讲道德，幸福与道德同在。
幸福是智慧、能力、学问、方法。
幸福是需要学习的，可以创造的，能夠选择的。
幸福的钥匙在自己手中。
“幸福中国”是社会系统再造。
创建幸福社区，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都要围绕提高居民幸福感。鼓励创办居民自治组织，开展各项兴趣活动和公益活动，在互相服务与自我服务中创造幸福。
创建幸福企业，赚钱是企业的目的，但不是唯一、至上、终极目的。企业的目的是造福员工，造福顾客，造福社会，造福股东。
创建幸福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幸福人生做准备、打基础。让学生学会怎么做人，将来可以融入社会；掌握能力和方法，将来有本事服务社会。
创建幸福家庭，以家庭所有成员幸福最大化为目标，处理家庭关系，爱配偶、爱老人、爱孩子。
创建幸福人生，幸福人生不是拥有一切，珍惜拥有的，不攀比没有的，积极应对挫折和不幸。
总之，幸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理想主义激情和现实主义精神
中国改革是一批充満理想主义激情的人启动的，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大都是没有职位的年轻人，不为名、不为利，带着对国家的未来和前途的关心和责任，聚到一起，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
一个有趣的悖论，中国走向利字当头的市场经济，是一批不考虑个人利益的理想主义者推动的。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袁庚就是充満革命理想的共产党人。
莫干山会议提出的价格双轨制，又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务实精神，为中国探索了渐进的改革模式，避免了休克疗法的振荡。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政治第一向发展第一的伟大历史转折。
今天中国走向新时代，就要实现发展第一向幸福第一的伟大历史新转折。
这需要重新燃起理想主义激情。什么是社会主义？能使民众普遍幸福的社会。什么是中国特色？根据中国国情走幸福之路。什么是新时代？改革40年后进入以民众幸福为终极目标的时代。
联合国将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中国的幸福之路将为世界的幸福之路提供示范和榜样。
“幸福中国”需要政府、社会、民众的共同创造。今天在座的大学生，就应该有理想、有追求。
为了你的幸福，应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善待自然。为了你的幸福，应该努力学习，学有所长，造福社会，造福国家，造福人类。
“幸福中国”需要从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实际出发，探索适合国情的幸福之路。
这更需要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
所有伟大的历史转折，都是由有识之士创新提出，执政当局采纳推广，人民大众接受实行。这既需要充满理想和激情，又需要务实的路径和方法，才能突破旧理念，打破旧格局，进入新时代。
徐景安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常修泽：担起国家转型和发展的责任
——让莫干山精神薪火相传
今天，我参加这个报告会，很开心。我的开场，从深圳谈起。
一、 开场：我上莫干山，与深圳直接有关。
刚才开幕这一段，勾起了我自己对年轻时期三块“宝地”的回忆：
（一）南开——深圳——莫干山：三块宝地连成一线
第一块宝地，南开大学。
今天报告会主办单位之一是南开深圳校友会。我看到南开校友会会长周达先生在此，主持人郭万达理事长，是我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时期的同事；致辞者李罗力教授，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也是我的同事。台下还有很多南开的校友，南开这个符号很强烈。我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17年。这对我来讲是一块宝地。
第二块宝地，深圳（特别是蛇口）。
我的学术生命是与深圳（特别是蛇口）连在一起的。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陶一桃教授在这儿，我要讲其中的情缘。从今年（2018年）5月21日开始，中央几大媒体开始报道，总结展示改革开放40年。不知大家看到否：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已经打响了总结改革开放的第一枪，而总结改革开放名列前茅的就是深圳。
5月22日，新华社发表了《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里面提出了中国改革的“五大地标”，按时间顺序如下：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我认为，“五大地标”中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城市是深圳。我自己也是得益于深圳，深圳对我是有恩的（一会儿要讲怎么对我有恩）。我之所以上莫干山，是因为深圳（特别是蛇口）给我思想带来的启迪。
第三宝地，莫干山。
刚才罗力教授已经讲了当年的莫干山会议，我和罗力、景安等100多位朋友一块去的。在我的学术生命中，浙江德清县的莫干山也是一块宝地，是我学术生命的一个重要节点。
而且，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三块宝地是“三点连成一线”的。南开——深圳——莫干山，连成一条学术轨迹：人是南开的人，研究的是深圳事，上的是浙江的莫干山，这三件事串在一起。
前面，李、徐二位讲的，我不再重复。我今天下午讲我自己的亲历和体验，题目是：《担起国家转型和发展的责任--让莫干山精神薪火相传》。
（二）上山之“源”：深圳特区初创五件事
我从深圳这儿说起。为什么说深圳对我是有恩的？为什么说我对深圳是有情的？最近，在过去40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用两年多的时间，我带着我的研究团队出了一本书《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终于在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这本书中，我对深圳特区的由来、产生和发展做了简要叙述。根据我掌握的史料，大体来讲是五件事。今天在座有很多年轻朋友，我希望大家能记得，这些将近40年前的往事。
第一件事，1979年1月。那是一个春天。不是有一首歌“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老人到了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吗？事实是，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访美归来。我估计他受到了某种启发和感悟，于是召集了几位老的工商业者、红色资本家，找他们谈话，包括胡厥文、胡子昂和荣毅仁先生等。邓小平跟他们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和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等等（见《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第45页，以下不一一作注）。第一个响应邓小平号召的，是深圳人熟悉的袁庚先生，袁庚当时是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第二件事，1979年1月31日。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等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李先念、谷牧）汇报时提出一个要求，请在深圳划一块地方由香港招商局成片开发，建立“蛇口工业区”。中央领导人当即拍板同意。于是从1月31日起，蛇口工业区开始创办（第245页）。
第三件事，1979年7月。中共中央专门下达文件，批准广东省和福建省在对外开放领域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为设立经济特区奠定了基础（第245页）。在这件事上，时任广东省委领导之一的习仲勋同志做出了贡献。
第四件事，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召集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在会上讲了“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邓小平说：“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根据邓小平指示研究创办特区（我在书的第45、46页提到这个问题）。
根据邓小平指示，中央决定创办四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广东三个、福建一个。根据我看的史料，当时并不叫“经济特区”， 1979年下的文件是“出口特区”。转年，即1980年（注意，是1980年，有的报纸误传为1986年），中央再下文件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于是，深圳就有了“经济特区”一说（第46页）。今天在座的陶一桃教授，就是现在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嘛。
第五件事，1980年后深圳特区的发展与1984年春邓小平同志的深圳考察。
1980年之后，深圳特区轰轰烈烈搞了起来，提出了诸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虽然站在今天看，这些口号带有物本色彩，但是当时是起了作用的。不能用今天的思维来否定当时。
而且，深圳特区的发展是不平坦的，很曲折的。讲历史要客观、真实、实事求是。我这本书用我自己语言写到，“历史不能只露半边脸”。从我掌握的情况来看，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之后，党内包括党内高层，内部有分歧，而且分歧很尖锐的，有的同志对深圳的政策持怀疑态度，有的甚至说，这个政策“是错误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背景下，1984年春节前，邓小平同志到深圳考察。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历史上第一次南方视察。现在很多朋友知道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准确说，应叫南方视察）。殊不知，在1984年1月，邓小平有过一次南方视察，而且就到深圳。
邓小平同志视察以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他的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个题词不是平铺直叙的，是有针对性的，是有潜台词的。他说“是正确的”，暗含着批评那些说政策“是错误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深圳人对邓小平同志抱着那么深厚的感情，为什么在莲花山上竖起邓小平塑像，为什么在深南大道上有邓小平巨幅画像，并写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巨幅标语，深圳人民在这里得到精神力量和物质利益。这是深圳特区的由来，也是我跟深圳结缘的“源头”。
（三）蛇口：一个“试管婴儿”，把我带上莫干山
邓小平的题词是1984年春节前（1984年1月26日）题写的。过了春节之后，1984年3月，我的老师谷书堂教授带着我和几位年轻研究人员到深圳调研。李罗力同志当时也是青年教师，比我早来几天调研。
集体调研以后，调研成果汇集出了一本书《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由谷老师任主编，我和杨玉川协助主编。罗力同志当时的调研题目是《双重汇率制在经济特区中对货币的影响及其解决办法》。全书17篇 ，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
鉴于我的研究方向是制度经济学研究，深圳调查中，根据老师的安排，确定我重点调查蛇口工业区的体制问题。我住在罗湖的教育招待所，那个时候的路还是土路，坐小巴车一个半小时到蛇口。在蛇口工业区，听了袁庚同志下面政策研究室的介绍，也实地考察了蛇口工业区的企业。我有一个发现，发现蛇口工业区这个地方政治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但经济运行模式上，类似于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与香港市场经济模式的结合实验。我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内心受到震撼。
随后，我写了一个调查报告，题为《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第一句：“在社会主义的国土上开办经济特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紧接着，我引用了一段列宁的话。写到：“如同六十二年前”（当时是六十二年前，现在是九十六年喽）列宁说的那样，“没有一本书提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什么什么。。。。，我理解是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问题，列宁说：“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不提，没有留下一段引证的数据和无可反驳的启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我很高兴，在这里，出路找到了，我写到：“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找到了出路”，找到一个实验模型，就是深圳特区的蛇口工业区，我认为，蛇口工业区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试管婴儿”。
《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是深刻的。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模型是什么？就是像蛇口工业区这个“试管婴儿”一样，走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相结合之路。我就是带着这篇论文上的莫干山，在开放组会议上我讲了蛇口工业区“试管婴儿”的事。莫干山会议闭幕后，1984年9月28日《经济日报》在“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选登了这篇论文。
据我所知，《经济日报》“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共出了五块专版。我的这篇《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是第二块专版的第一篇文章。
“吃水不忘打井人”。是深圳人民的改革实践给了我思想的营养，我是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中上的莫干山。因此，在讲莫干山会议“山上”之前，我向深圳的朋友，表达我中心的“感恩”之情。越南话里“谢谢”就是汉语的“感恩”。
今天，我怀着感恩的心情作我的报告。我怎么跟莫干山有缘份呢？是因深圳结的缘。今年（2018）4月，全国政协所属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纵横》杂志，发表了我的口述史《亲历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所谓莫干山前前后后，包括“上山”、“山上”、“下山”。刚才讲的深圳情况属于“上山”。为什么我能上山？先是“上山篇”，后是“山上篇”，再后是“下山篇”。“下山篇”更具多样性。这个杂志在国内发行量很大，我讲的是史料，有故事，有照片，这是封面上的不太清楚，后面还有清楚的。
二、我所了解的会议背景、筹备及召开简况
“山上”的事，罗力和景安同志讲了不少，凡讲过的，我不重复，只作一些补充。
（一）关于会议背景，主要有三：
1，由农村改革转向城市改革。此前是农村改革，以1984年为转折，转入城市。城市怎么改革？没有经验。邓小平深圳1月26号的题词，是由农村改革转向城市过程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改革“五大地标”前两个，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典范，深圳特区是城市改革的典范。
2，要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莫干山会议真正的动因是1984年10月中共中央要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全会要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就就涉及到决定按什么理论写的问题。
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地有学者先后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如，广东老经济学家卓炯，他在1960年就提出商品生产，比改革还早好几年。他的商品生产理论是“社会分工说”，为什么是商品生产？有分工就要交换，从而导入商品生产、交换。谷书堂教授（我们几位的老师），是“劳动谋生手段——物质利益”说，因为劳动是谋生手段，导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个人物质利益差别，进而导致每个企业有物质利益差别，有差别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进行商品交换。
历史很复杂的，这一派学者提出商品经济理论，另外一派以某某同志为代表，给中共中央专门负责意识形态的同志写信。信中说，“绝不能把我国的经济说成是商品经济”，如做这种概括“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问题在于，中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这位领导同志，看完了以后把这封信批转全党，批转以后就给提出商品经济的同志带来压力。
10月份要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要做《决定》。6月份拿出决定草稿的第一个初稿，这个初稿的基调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拟按照这个思想写决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看后很不满意，指出要对起草组进行调整并重写《决定》报告稿。莫干山会议实际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是要给中共中央制定决定献计献策。这本《学术研究》杂志2012年第11期，刊登了我的《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这个我用完送给深圳大学图书馆作为历史资料（全场鼓掌）。
3，实践中的问题。就是来自改革实践中一些问题的倒逼。改革开放五六年来，实践中虽取得许多成就，但遇到的问题也不少（如价格问题、国企问题、金融问题等），甚至还遭遇了一些大的挫折。接下来，怎么迎难而上、深化改革？迫切需要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 综合上述这些背景，应该说，是大历史、大时代为当时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发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二）关于会议筹备：
1，莫干山会议的发起。是由民间发起，有关机构支持，是一个“民办官助”的会议。所谓民办，就是青年人自己办的，不是官方办的，但是官方有支持，例如王岐山同志所在的中央农村研究室资助了1万元的经费。
2，莫干山会议通知。与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青年学者也有一点儿瓜葛。1984年夏，朱嘉明、黄江南、张钢三位来我们所做学术交流时，向所里李罗力、杜厦、金岩石和我提到有意召开青年经济学者会议的设想，我们听后都很高兴并表示支持。随后，正是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构思，并起草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通知。
下火车后，他们直奔月坛北小街2号院，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商定，采用“中青年”提法，然后由乔桐封女士誊清成文。
3，会议代表的产生。莫干山选人明确提出“五不讲”，有新意。一是不讲学历； 二是不讲职称（当时我和罗力职称都是研究所里的助理研究员，讲师）； 三是不讲职业； 四是不讲名气； 五是不讲关系。只讲一条，“以文选人”，拿出你的文章、或你的调研报告来。这是思想解放年代最让人感到欣慰的。它打破了中国多少年以来的“等级制”、“官本位”、“唯学历论”，打破传统的思想，把民间的人才挖掘出来。“五不讲”反映当时决策层开明的风度、包容性的精神。
4，出席的代表名单。我有原始名册。会议有124名正式代表，还有个别是属于特定的、有贡献的，加上工作人员一共180名。我保留180名代表和工作人员的名单。中共中央书记处农研室王岐山同志，当时电话是六位数，652895。他在会议领导这一组里是最后一位，并担任会议领导小组成员。
（三）关于会议的召开
1，会议开幕的地点。大会开幕式在莫干山450号，这不是普通别墅，而是基督教的教堂，是在这里开的。今天说起来很有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原来是在一个教堂里开的。后来这个教堂遇到火灾，有所损毁。
去年，我重回莫干山，碰到一对德国夫妇。他们在入口处看到莫干山会议旧址的宣传，好奇寻找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地方，让我来给他们指认。当年会场现已经修葺一新，征集一批当年的史料，准备在今年（2018）正式举办莫干山会议历史展览，作为历史把它展示下来。今天在座的朋友如果有时间，可到莫干山展览馆看一看。
2，开会的合影照。去年9月份我回莫干山，我看到莫干山风景区管理局把当年莫干山会议124位代表合影照，挂在旅游景点中心的大橱窗展示。
3，开幕式有关文件。 这是会议开幕式上王瑞荪先生的致辞和中宣部理论局贾春峰先生的讲话原件。
4，会议期间活动照片。这是部分参加者留下来的照片。左起：朱嘉明、朱杏清、杨海田、杜厦、李罗力、金岩石、马力。
三、关于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我的两点补充
莫干山会议分七个组，讨论了七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组，宏观组，主要讨论价格改革； 第二组，企业组； 第三组，开放组； 第四组，流通组； 第五组，金融组； 第六组，农村组；第七组，理论组。因时间关系，我只简单补充两点：
（一）关于价格改革问题，这是会议的最大亮点
根据当时发的文章，确有“价格双轨制”这种思想，但没使用“价格双轨制”这五个字。里面实际上是三派：（1）以调为主派；（2）以放为主派；（3）调改结合派。上述三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分别为田源、张维迎、华生与何家成等。
我和罗力没在这个组，我们看过会议简报，他们争论了几天。会后，由徐景安同志以各方讨论意见为基础，撰写了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上述两种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和对立，在改革中可把‘调’与‘放’结合起来，能放的先放，能调的先调，互相促进、相辅而行。”并提出“可从供求平衡的商品着手”。徐景安的总结，以会议讨论的思路为基础，但也有他个人的思考在内。
我们认为，在调放结合改革思路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还是“调改结合”或“放调结合”，都从不同方面、程度作出了贡献。如果从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中国价格“放调结合”的改革思路，可以说是“上（中央决策层）、下（各方建言）结合”的成果，而这其中也毫无疑问凝聚了莫干山上的集体智慧结晶。没有莫干山会议，也不会思想激荡出这个好东西。当时的提法是“调改结合”或“放调结合”，后来人们把它概括成“价格双轨制”。这是会议的一大贡献。
（二）对外开放的讨论：用开放倒逼全面改革
我跟罗力都在对外开放组。我们这个组讨论由朱嘉明主持，议题主要有三：一是关于沿海地带的开放战略；二是关于沿海开放城市的全面改革问题， 三是关于沿海地区开放与内地协调发展问题。就这一点会上展开了“梯度推移”理论和“反梯度”理论之争。
对外开放组讨论的亮点有二：（1）“先导”论。强调以东部沿海城市的开放为先导，来带动整个中国的开放；（2）“倒逼”论。以全面开放来推动（或者说“倒逼”）全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会上明确提出了“用开放倒逼全面改革”的思想。
昨天我和郭万达教授讨论，中国的改革有两种模式，一种方式是内源性改革，一种方式是外源性改革或称“倒逼式”改革。如果说，价格改革组重在讨论内源性改革的话，那么，对外开放组讨论则重在外源性改革(其他组讨论，因没有时间讲，略去)。
四，会议的效应：我所了解和亲历的三个方面：
（一）直接为中央改革决策提供思路和方略。
会后形成并上报中央有八篇报告。张劲夫听后，于9月20日首先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 继之，10月10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
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正在起草和讨论之时，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报告如排炮般发出，打开了对改革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思路，特别是关于中国价格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对外经济开放以及国有企业和农村经济改革等。
（二）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研究深化。
刚才所说上报中央八篇报告属于对策性研究，献计献策。同时也促进理论研究。表现为会后《经济日报》在“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 公开发表了18篇理论文章。除我的《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外，注意：底下这篇文章：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这篇文章是有颠覆性的。有人主张梯度转移，即先转移沿海地区——再由沿海转到中部——中部再转移到西部，这叫梯度转移理论。郭凡生是内蒙古的研究人员，他提出“反梯度转移理论”。类似梯度和反梯度的争论很多，这推动了理论研究。
（三）促进中青年经济学者队伍的成长。
莫干山会议对“八十年代新一代”的崛起起了助推作用。仅仅与我和罗力相关的，有三点：
首先，在有关方面的重视下，会后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委托《经济日报》社组成“上海经济工程组”（即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咨询顾问团）。南开经济研究所四位——杜厦、李罗力、金岩石和我有幸应邀成为组员，研究上海的振兴与发展方略。
其次，直接催生《中青年经济论坛》于1985年4月在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刊。
再次，促进新人才进一步涌现。1985年4月，我们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四位，参照莫干山会议模式召开全国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第二届中青年又涌现出一批新人才。
五、我的沉思：如何让莫干山精神薪火相传？
我今天报告的落脚点是《让莫干山精神薪火相传》。因为1984年这个会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精神——莫干山精神，并影响后世。
有人问我，什么是莫干山精神?2012年我在《论莫干山精神》一文（载《第一财经日报》）中，曾概括出以下四点：
第一， 时代担当精神：有责任担当、有家国情怀，想的是国家、民族、天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第二，公平竞争精神 ：“五不讲”，拿出你的论文、报告来，公平竞争。中国民间有大量的人才，可惜我们的体制、政策束缚着人才的成长，使我们的草根阶层上升管道比较狭窄。如何为中国的草根青年提供上升的管道，仍然是今天紧要的命题。
第三，自由争鸣精神：天花板下大家自由的争鸣，争得脸红脖子粗，争论到激烈处“抢话筒”，甚至自己“挂牌讨论”。
第四，上下互动精神：根据我掌握的史料，莫干山会议期间，1984年9月上旬，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人曾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一封信，写着“价格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说现在是“中国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但价格怎么改？说“难度很大”。上面有这种思考，有这种需求，恰好与莫干山会议的青年学者的讨论结合在一块，两股力量在一起交叉、真正的互动，这样一种“上下结合”的精神是有包容性的，也比较难得的。
这些我认为是莫干山会议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里，我要强调指出，莫干山会议精神是20 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那个大时代，那个火红的年代也就没有莫干山会议精神。习近平同志曾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这里的精髓是“忠实记录”。为了使莫干山精神能“薪火相传”，我作了力求“忠实”的 “记录”工作。
第一，2012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主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70万字）,收录了我撰写的《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者讨论会_“莫干山会议”》（见该书第14章），在学术界引起重视，被称为“史纲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
第二，由于《史纲》每章字数的限制，莫干山会议一些史料未及纳入。此后，根据自己亲历和保存的历史资料并参考相关文献，完成了《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学术研究》杂志于2012年第11期刊登了这篇有史料价值的论文。
第三，以自己亲历和保存的翔实历史资料为根据，2018年1月4日，在海口接受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口述改革历史》专题组约七个小时的访谈，录音录像，以便给后人留下莫干山会议史料。日前，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下发通知，公布2018年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目录。其中，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组织编著，与广东经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口述改革历史》选题入选2018年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目录。
第四，最近（2018年4月）我主笔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正式出版。其中三处写了莫干山会议。一处写莫干山讨论价格改革等（第13页）；一处写开放初期办深圳特区（第46页）；一处写莫干山会议讨论国有企业改革等（第46页）。我发现，今天好几位深圳朋友手里拿着我这部书，我很感动。
这本书与深圳有缘份。我2017年4月30日完稿之后，又用10个月时间五易其稿，其中第一次修改稿和最后一次修改定稿，都是在深圳福田完成的。深圳真是“福田福地”。谢谢深圳。
最后，我高兴告诉大家：从2012年起，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发起，组织了六届新莫干山会议，我也参加了2012、2013、2014和2017四届新莫干山会议。在2017莫干山会议上，莫干山研究院宣告成立。
莫干山研究院成立后，2018年4月，在北京香山召开了莫干山春季论坛（罗力等一批莫干山老朋友和新朋友参加）。今年，我将和莫干山研究院诸友一起，主编一套《莫干山丛书》（有罗力一部）。所有这些，旨在将莫干山精神予以延续。
我期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能使莫干山精神得以“薪火相传”。
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教授、博导
李罗力：生逢其时 重任在肩
尊敬的深圳大学领导、尊敬的徐景安理事长、常修泽教授、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同学、朋友们：
首先我代表主办方马洪基金会和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感谢南开大学深圳校友会所给予大力支持。
莫干山会议至今已过去34年了，我和徐景安理事长、常修泽教授，还有我们现在深圳市的副市长高自民都是当时会议的亲历者。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特别关心，有很强的时代责任感。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时，我和常修泽教授以及天津及南开大学来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学者们大都在对外开放组，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开放问题，大家围绕当时中央部署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如何进行开放来讨论，那次的会风非常开放务实，说是讨论，实际上经常是激烈的争论。我们这个组最后形成了题目为《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的给中央的政策建议报告
可以说，莫干山会议不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中国经济学界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莫干山会议对中国改革具有关键意义的价格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为当时价格改革迫在眉睫，到底是搞价格双轨制还是全面放开市场价格，路径到底应该怎么走？莫干山会议的讨论和建议在这方面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因此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中国理论界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莫干山会议也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这些文革后毕业的中青年学者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们集体亮相，集体发声，第一次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对国家决策直接献策建言，推动了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此外，莫干山会议也对全国中青年学者起到了重要的鼓舞和带动作用，使更多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走出理论的象牙塔，开启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
今天在座的更多是年轻的一辈，你们“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所以我殷切的希望你们能珍惜这个伟大时代，珍惜你们在校园里的美好年华，努力增长知识，全面发展，把莫干山会议留给我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开创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李罗力 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
主要精彩观点
周达：传承激情 绽放梦想
今天我再次受到强烈的冲击和洗礼，有幸曾经作为徐主任的部下，当然永远是部下。三十年前见徐主任的样子和现在在一起的样子没变化，一样的充满激情、一样的充满梦想、一样的充满务实精神。
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深圳在全国的地位大家很清楚。由于我和徐主任的关系，我们互动比较多。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并不是学经济的，但他有一个特点，国家需要什么、时代需要什么，他就能快速的研究，快速的提炼、快速的升华，当他42岁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经常表扬徐主任，带着他到各地视察的时候，都要介绍一下年轻的徐景安同志。后来从国家层面，徐主任受李灏书记邀请到深圳，组建深圳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很多年轻同志觉得体改委以为是医学方面的词，其实不然。经济体制改革在那个年代非常不容易，现在看起来很平凡的事情当年非常难，做一点事情、做一件事情要突破很多的阻力。如何从传递型的干部转化为智慧型的干部，体改委的体制改革、搭建政府管理企业的宏观构架一系列的命题都摆在我们面前。批股票不是现在理解的以权谋私，徐主任说双轨制一定出现腐败，有的时候不一定。当时批万科上市，股票没人要，还动员我们去做，我们又没钱。改革很不容易，培养新生的市场力量也不容易。现在徐主任又追求以人为本的发展，追求幸福，用他的幸福论，回答当今中国的问题，务实两个字和时代紧贴非常值得在座分享、感悟、内化。
我是学是社会学的，活在世上要有激情，没有激情什么都干不成。二是梦想，梦想就是目标。三是务实，向几位前辈、老大哥学习他们永远充满激情、充满理想和充满务实的精神，所以才能保持这样年轻，对他们表示敬仰、表示感谢。
周达 深圳市昆仑集团董事长
陶一桃：为了激情岁月的回忆
我知道大家都很累了，我的总结会很短。
尊敬的三位莫干山元老们，各位朋友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让我做这个总结我很惶恐，我和万达院长一样，莫干山会议在轰轰烈烈召开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硕士生，莫干山对我来说是很神秘的，莫干山会议对我来讲更是很神秘的，能登上莫干山的人对我来讲是我应该高山仰止的人。今天三位登上莫干山的人就在我们身边，尽管他们已经没有34年前那么英姿勃发，但是他们依然具有激情，他们的激情感染着我，我相信也感染了在座的各位。
有一个结论我相信大家是能够接受的：今天下午是一场思想的盛宴，而且是厚重的、充满激情的思想盛宴，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对话中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莫干山会议，我们也知道莫干山会议所产生的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以及为什么40年后的今天，莫干山对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震撼力还依然存在。
莫干山会议之所以让我们这样记得，有很多的原因，常教授也讲了，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年参加这个会议的很多人，有的会议后是中央的领导人，有的是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人，有的是在中国学术界非常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而这样一批人在中国改革开放相当长的时间里，握有实权或话语权，一直影响或主导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这个会议给我们留下的精神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给这个民族留下的最可贵的东西。那就是担当、敢闯和争鸣，这种精神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千百年来，文人、知识分子一直期盼能以自己的知识报效自己所热爱的祖国，莫干山会议真的让政府、国家决策者们关注、看到、重视到了来自学者、知识分子的声音，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讲到这里，想起唐朝诗人贾岛的巜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我认为这是对莫干山精神的最贴切的诠释。关于莫干山会议我们可以大概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一个民族能向后看多远就能向前走多远，无论我们今天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出发的，我们的起点在哪儿。
第二，观念尽管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是观念能改变人，而人能改变社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关键所在。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改革的成果，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四十年的发展，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奇迹的产生。
我很赞同刚刚在问答环节中常教授的回答，不是任何变革都是改革，我们也不能以任何改革的名义回到计划经济的过去，只有坚持深化改革才会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才会有灿烂的明天。
最后我想说，今天的会议选择深圳大学是一个美丽的邂逅，这种选择很有意义。深圳大学是1983年建校的，莫干山会议是1984年召开的。深圳大学体现的荔园精神和莫干山会议展示出的民族精神，他们有很高的契合度，1983年深圳大学建校的时候，深圳市的财政不到3亿，拿出1个亿来建深圳大学，时任市委书记梁湘说：卖掉裤子也要办深圳大学。深圳大学正是在这种豪情中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招生，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很多改革是从深圳大学开启的。如最早实行学分制，最早不包分配，最早实施学生的勤工俭学，很多东西都从深圳大学出来的。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中，深圳大学就是中国的莫干山，它展现了特区大学的担当、敢闯、自由争鸣的精神和情怀。
曾经是历史的莫干山和今天依然年轻的深圳大学精神的契合，将把中国改革开放精神和理念再次带进这所年轻的大学。这所大学走出13万校友，有大家知道的改变13亿人民生活方式的马化腾，还将不断出现的引领中国改革开放潮流的优秀民营企业家，有一点我坚信，深圳大学和深圳这座城市一样，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永远高举自己的旗帜，引领改革开放的潮流，把“脚踏实地”的校训变为思变通久的行动。
莫干山精神与荔园精神相结合，将结出灿烂的精神之果，并闪耀出辉煌的光芒。
谢谢各位！
陶一桃 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媒体报道
“莫干山会议”在深举行 专家:未来需要新改革
南都讯 2017年05月25日 记者张小玲
80年代，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深圳就成了经济特区。昨日在深圳举行的“莫干山会议”上，专家揭秘深圳改革历史，并认为未来需要新改革。
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莫干山会议”昨日下午在深圳举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常修泽教授等专家作演讲。常修泽提到自己的研究团队写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这本书，列入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主要讲述深圳特区的产生和发展简史。
常修泽提到， 1979年1月31日，当时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一个要求，请在深圳的南头半岛割一块地方由香港招商局成片开发，做蛇口工业区。中共中央领导人当即拍板同意，于是蛇口工业区开始创办。1979年中央决定广东深圳特殊政策之后，当年决定创办四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广东三个、福建一个。1986年，中共中央再下文件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深圳就成了经济特区。
1984年邓小平到深圳考察，这是邓小平晚年第一次南方视察。邓小平视察以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他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常修泽提到，自己当时研究方向是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我住罗湖教育招待所，那时是土路，坐小巴车一个半小时到蛇口，当时感觉很远，两边都是庄稼，我调查蛇口工业区。”常修泽说，自己在蛇口工业区感到震撼，蛇口工业区当时的经济运行模式类似于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就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指出蛇口工业区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试管婴儿”，中国的改革两种模式，一种方式是内延性改革，二是倒逼式改革。
要提出新的理念、新的目标
“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提法的改革要经过反复的争论、反复的讨论、反复的权衡。”深圳市体改委原主任徐景安教授则提到，当年改革确定引入市场机制在认识上有反复，后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最终确定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徐景安说， 1986年底，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20种减到60种，国家统配物资从256种减到26种。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副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市场慢慢形成。
徐景安表示，中国改革就是在计划与市场夹缝中走过来，改革要面对现实。中国改革的成功归于双轨制渐进改革模式，避免大的振荡。改革之初的政策重点是打破平均主义，实行效率优先。
“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伟大的成就，经济快速增长，总量世界第二，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还存在很多问题。”徐景安说，所以中国需要新改革，这就要实现新的历史转折，提出新的理念、新的目标。
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改革开放40年与莫干山会议”专题报告会举行
深圳特区报 2018年05月29日 周国和
“莫干山会议不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的经济学界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5月27日，马洪基金会与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改革开放40年与莫干山会议”专题报告会。报告会邀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副所长、原莫干山会议筹备工作组副组长、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徐景安教授，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常修泽教授，以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那段“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为新的改革创新发展大时代再次贡献出他们的精彩观点和博深智慧。
1984年9月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会议在浙江湖州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又称“莫干山会议”。
莫干山会议召开的时间正好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个月，而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是吹响了我国城市改革的号角。为此，莫干山会议成为由当时中青年经济学者发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为中央领导决策层出谋划策，广开言路、精彩纷呈的一次思想和智慧碰撞的盛会。
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原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在致辞中说 ，直到今天，莫干山会议仍然是中国理论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它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青年学者开始走向历史舞台，他们集体亮相、集体发声，第一次作为重要的经济力量对国家的决策直接建言献策，推动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徐景安教授和常修泽教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了当时的会议情况。当年，参加会议的代表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不讲关系，只凭论文水平入选。莫干山会议以城市经济改革为中心议题，分成价格改革、工业企业自负盈亏、中心城市功能、沿海开放、金融体制改革、政府经济职能等八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会议完全突破了一般传统理论研讨会的模式，既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更没有泛泛议论，而是主要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由与会代表分组直接开展面对面的激烈讨论、争论和思想观点碰撞，把探讨理论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完全结合起来，最后规定每个组都要拿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方案建议。
莫干山会议不仅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决策层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而且使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历史舞台。故此，莫干山会议被称作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开创性事件，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
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陶一桃教授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莫干山会议给这个民族留下最可贵的东西，那就是担当、敢闯和争鸣，这种精神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莫干山会议的启示是：
第一，我们知道一个民族能向后看多远就能向前走多远，无论今天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从什么地方出发，我们的起点在哪儿。
第二，观念尽管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是观念能改变人，而人能改变社会。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说明这一点。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改革的成果，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40年的发展，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奇迹的产生。
与会者认为，三十多年来，莫干山会议的影响一直绵延至今。回首改革开放40年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之路，虽然今天的改革环境和任务已有极大不同，然而相同的是，改革仍在“进行时”。以改革创新作为解放生产力、贯彻现代化战略“关键一招”的基本逻辑，仍然是一以贯之。当下，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因此更加需要年轻人继往开来，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发声，把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敢为人先”的创新壮举和创新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莫干山会议亲历者走进深大专题报告
香港商报 2018年05月29日 黄凤鸣
1984年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三十多年来，莫干山会议的影响一直绵延至今。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的开局之年，也是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鉴于此，2018年5月27日下午，在南开大学深圳校友会的大力支持下，马洪基金会携手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在深圳大学科技楼一号报告厅联合举办——“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专题报告会。会议由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莫干山会议亲历者李罗力、徐景安、常修泽在演讲中回忆了当年会议的诸多细节。
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力在致辞中表示莫干山会议不仅对中国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中国经济学界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寄语在座的年轻人要珍惜这个伟大的时代，要珍惜美好的青春年华，弘扬莫干山会议留给我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开创精神。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围绕改革激情与务实精神——莫干山会议往事和启迪展开演讲，作为莫干山会议筹备组副组长，他从多个角度再现莫干山会议现场，为听众再现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创性会议。参会人员提出了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这也成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双轨制使中国成功地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也产生一定问题，当双轨制弊端日益严重的时候，加快向新制度转型的步伐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徐景安提出了“幸福中国”的价值理念。首先在于执政理念的改变，一切工作以提高民众幸福感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其次是社会理念的改变，创建以幸福为目标的小区、企业和学校;最后是民众理念的改变，物质基础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但不是目的。
徐景安提出“幸福中国”需要政府、社会、民众的共同创造。他呼吁在座的社会人士、学生们应该有理想、有追求。为了幸福，应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善待自然。
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学者常修泽教授以《担起国家转型和发展的责任——让莫干山精神薪火相传》为题，首先展示了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1月第一次考察深圳时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继而讲述了在题词之后，他跟随老一辈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到深圳调查的情况，他发现“蛇口工业区是社会主义制度和香港市场经济模式相结合的试管婴儿”，进而撰写了《从蛇口工业区开发得到的启示》一文，该文被选为莫干山会议论文之一。
他在报告中从莫干山会议召开前三大焦点入题，表明了是特定时代为八十年代中青年经济学者发声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同时他把莫干山会议研讨的五大议题及形成的五大成果向与会人员做了简单介绍。最后，他重点讲述了莫干山会议的效应和影响：一是为中央改革决策献计献策;二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研究走向深化;三是促进中青年经济工作者队伍成长;四是形成时代责任精神、公平竞争精神、自由争鸣精神、官学互动精神影响后世。
他期望年轻的一辈要踏踏实实地苦干、实干，不要迁就眼前微小事务，在国家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要担起促进中国转型和发展的历史重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受邀出席会议的南开大学深圳校友会会长周达在互动环节感慨到，经济体制改革在80年代进行推动非常不容易，需要克服重重难关和突破重重阻碍，他希望年轻人能向两位演讲嘉宾学习，保持永远激情、永远务实的精神，在新时代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陶一桃总结中表示，本次会议是是一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更是“荔园精神”和“莫干山会议精神”的高度契合。陶一桃认为深圳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体现出的担当、敢闯和自由争鸣的精神，将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长河中竖起自己独有的旗帜并闪耀出辉煌的光芒。
不忘初心薪火相传
改革开放40年与莫干山会议专题报告会在深举行
中国经济时报 2018年05月29日 张孔娟 李梅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思想解放、开拓创新的时代，34年前的莫干山会议就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重要事件。莫干山会议的影响一直绵延至今。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5月27日，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马洪基金会”）携手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在深圳大学科技楼一号报告厅联合举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专题报告会。会议由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
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力在致辞中表示，莫干山会议不仅对中国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中国经济学界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寄语当场的年轻人要珍惜这个伟大的时代，要珍惜美好的青春年华，弘扬莫干山会议留给我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开创精神。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围绕改革激情与务实精神——莫干山会议往事和启迪展开演讲，他从多个角度再现莫干山会议现场。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话题，徐景安表示，双轨制使中国成功地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当双轨制弊端日益严重的时候，加快向新制度转型的步伐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这个关键词，这也意味着我国核心理念和价值目标的转变，我们要推动以共享为理念、幸福为目标的新改革。
徐景安在演讲中还引出了“幸福中国”的价值理念。他说，首先在于执政理念的改变，一切工作以提高民众幸福感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其次是社会理念的改变，创建以幸福为目标的社区、企业和学校；最后是民众理念的改变，物质基础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但不是目的。
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学者常修泽教授以《担起国家转型和发展的责任——让莫干山精神薪火相传》为题，讲述了关于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1月第一次考察深圳时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还讲述了在题词之后，他跟随老一辈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到深圳调查的情况，他发现“蛇口工业区是社会主义制度和香港市场经济模式相结合的试管婴儿”，撰写了《从蛇口工业区开发得到的启示》一文，该文被选为莫干山会议论文之一。
他在报告中从莫干山会议召开前三大焦点入题，表明了是特定时代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青年经济学者发声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同时他把莫干山会议研讨的五大议题及形成的五大成果向与会人员做了简单介绍。最后，他重点讲述了莫干山会议的效应和影响：一是为中央改革决策献计献策；二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研究走向深化；三是促进中青年经济工作者队伍成长；四是形成时代责任精神、公平竞争精神、自由争鸣精神、官学互动精神影响后世。
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陶一桃在总结中表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给中华民族留下的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就是担当、敢闯和争鸣，这种精神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知识分子以知识报效祖国，莫干山会议让政府、决策者真正关注、看到和重视来自学者、知识分子的声音，这一点是很可贵的。
陶一桃说，从莫干山会议大概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们知道一个民族能向后看多远就能向前走多远，无论今天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的，我们的起点在哪儿。
第二，观念尽管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是观念能改变人，而人能改变社会。这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可见一斑。
这是一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更是“荔园精神”和“莫干山会议精神”的高度契合。陶一桃认为，深圳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体现出的担当、敢闯和自由争鸣的精神，厚重的、充满激情的思想盛宴，将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长河中竖起自己独有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