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与龙华区政法委（社工委）联合举办的“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龙门阵”，于近日在龙华区社会治理公益服务中心举行。来自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智库百人会、社科院、深圳大学的近30名智者，共同就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和智能化进行深入探讨，与会者站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主体上，对社会治理如何共建、怎样共治、共享什么进行解析，期望以龙华区近年来所开展的社会治理实践，寻找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五位一体的社会治理的新格局样本。现将研讨会主要发言整理汇编，供读者参考。
活动致辞
胡庆光：对接各方智库助力龙华社会治理
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百忙之中，相聚在龙华区社会治理公益服务中心，为我们龙华社会治理工作进行系统指导和献计献策。在此我代表龙华区委政法委，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市社工委正确指导下，在区委高度重视和苗书记直接指导下，龙华区委政法委（区社工委）近年来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力度，突出品牌建设，相继推进了一批有社会意义的重点治理项目。去年5月，我们聚合心理健康、矫治安帮、法律援助、纠纷调处等四大领域的16家专业社会组织，在全市各区中率先成立社会治理公益联盟。并通过成立联合党支部、组织供需对接会、制定章程公约、专项经费扶持等一系列手段，推动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社会组织走上一条规范化、专业化、组团式发展道路。一年来，打造了一批社会治理创新项目和品牌，取得了良好成效。
为了让联盟发展更有基础、更可持续，让龙华社会治理力量有聚合发展的平台和载体，今年我们在联盟基础上，高标准建设了龙华区社会治理公益服务中心。上个月4号，区委余新国书记、市社工委等领导为中心揭幕，标志着中心正式运营。到今天可以说刚满月。中心总面积近300平米，内设“治理剧院、治理圆桌、治理茶座、法治空间、心灵氧吧、轮值卡位”等功能区域，秉持“社会治理联盟大本营、社会治理研究策源地、社会治理体系整合器、社会治理组织加油站、社会治理资源交易所和三共治理示范指导点”六大功能，为在龙华区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提供交流共享、项目交易、资源对接的服务平台，也在积极探索建立政社对接、社社对接、社企对接、社媒对接等社会治理对接机制，推动形成社会治理强大合力。
下一步，我们将以“一中心一联盟”为平台，继续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治理，进一步凝聚社会治理正能量、激发社会治理新活力。
各位都是社会治理行家里手，我们也真心希望各位能够从跨学科、跨领域、跨界别的视角，对龙华区、深圳市社会治理方面的议题开展有深度的系统性探讨，预祝本次研讨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预祝本次研讨取得丰硕成果，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在龙华有所收获！
胡庆光 龙华区政法委副书记
嘉宾发言
范军：社会治理体系再思考与社会再组织化建议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各级政府的社会工作重点。龙华区委区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社会建设工作，不断加强改革创新，突出品牌建设，2017年率先在全市成立区级社会治理公益联盟，2018年成立了全市首家社会治理公益服务中心。龙华以“一中心一联盟”为平台，相继推进了一批有社会意义的重点治理项目，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并以各类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各类合理需求得到积极满足、综合环境有重大改善、治理机制系统健全为目标，通过建立共建体系、完善自治机制、优化服务供给、促进环境提升、健全评价机制等改革措施，整合联动主体，形成合力，推动形成长效性、可持续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从总体目标来看，龙华乃至深圳在社会治理方面都有若干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这就是我们召开本次社会治理龙门阵的目的，邀请跨学科、跨领域、跨界别的社会治理行家里手，开展有深度的系统性社会治理探讨，对社会治理进行再思考和社会再组织。
1、社会治理存在九个难题。一是社会治理探底难、二是社会矛盾化解难、三是社群需求响应难、四是民生服务持续难、五是多元共治协商难、六是社会风险预测难、七是条块分割协同难、八是属地管理兑现难、九是依法治理落实难。这些难题相互关联、相互牵制，既有体制机制上的困境、也有社会服务能力和治理思维上的局限，需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再造。
2、基层党建需要做到形神兼备。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要承担起领导本地区的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的功能。进一步强调基层党组织要领导好基层治理工作，就要明确基层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传导价值、查漏补缺、服务扎根、政策反馈”的定位，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扮演好领导者的角色，发挥好领导作用。除了在组织覆盖以外，我们需要增强基层治理带头人的执政本领，包括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和驾驭风险本领。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发挥组织优势、组织功能、组织力量，不断提升党在基层的统筹协调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服务群众能力、引导自治能力、组织动员能力、依法治理的能力，打造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的城市基层党组织。
3、社会治理如何利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统战工作的24字诀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增进共识和加强团结”。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包括：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等。 这些代表人士就是社区最好的共建共治人，基层党组织要将统战工作纳入治理体系。
4、如何构筑社会治理共建之梯？社会治理需要每一个主体能够参与到共建中来，共建不能简单地捐款、捐物和做志愿者。应该是全方位参与到五位一体有机整体的建设，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社会治理要格外关注共建过程中的外部性效应，有效抑制负外部性、合理引导正外部性。外部性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性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社会治理共建就是要在法治框架下，确定各个主体在主张行使自身权力时，尽可能对其他群体产生积极的公益价值，尽量不产生污染、侵害、影响其他群体利益的事情 ，避免社会冲突和悲剧的发生。
5、如何通过确权赋能履责来合理配置治权？确权是一种参与的过程，是将决策的责任和资源控制权授予或转移到那些即将受益的人的手中。它意味着增加对影响生活的资源和决策的权力和支配能力。当人们真正进行选择时，他们就能增加对其生活的支配能力。赋能是指个人在与他人及环境的积极互动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对生活空间的掌控能力和自信心，以及促进环境资源和机会的运用，以进一步帮助个人获得更多能力的过程。履责则更好地体现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互助助人的特性，社会工作关注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协助服务对象克服人与环境互动中阻碍成长限制发展的个人或环境的障碍，促进个体生活自理，履行自身的法定责任、再适当地回馈社会，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
6、运用正确的思维才能带来正当的治理效能。一个治理者首先具备正思、正念、正行、正果的治理思维，才会采用正确的治理举动，才会有正确的成果。一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思维，不是主政者的偏好来决策，而是以他们自身的实际情况作为要素来进行考量；二是系统闭环思维，无论大小治理事务和行动，都要形成闭环系统，输入输出形成回馈；三是过程螺旋思维，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它是螺旋生长的过程； 四是化繁为简的无为思维，看似繁杂纷乱的社会，都有其大道至简的逻辑，治理者利万物而不争，循循善诱而无为，则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社区如调小酒。治理者最需要的是进行一场思维变更，开启“源治理”思维少在末端和外围打转，否则，任何进步的技巧、方式的翻新都将是徒劳！。如：对于环境污染冲突，需要从生产者和生活者责任入手；对于失业者救助，需要从支持性就业体系和能力开发着眼；对于家庭关系矛盾，需要从生活教育内容和亲密关系调适导入；对于残障人士关怀，需要从残健共融和残疾预防发力等等。早期干预、源头预防、微观赋能、上游引导、积极福利、敏捷响应等是社会治理必修课程。
7、社会治理需要对社会进行再组织化。社会化是社会治理的命门。政府、市场、企业、组织、社区、家庭、个体都是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们是子整体的关系，也是命运共同体。他们彼此依存又互相分割，他们相互依赖又互不信任，他们高度关联又若即若离，他们有心成就又各自为阵，他们是矛盾的统一体也是问题的根源。社会化的过程，基本就是从自然个体走向互益群体，相互学习，相互照顾，相互守望，相互慰籍，相互考量，相互尊重，相互妥协，既要让自己好好活，也要让别人活的好。社群的形成与稳固为社区治理网络的完善提供了组织支持，为政府分散与转移社会管理职能提供了组织载体。当今，社会已无法完全依靠过去那种预先所确定的组织秩序和组织规则找到触发点或引爆点，而是必须具备一种具备“自我调节、自我适应，自我洽谈、自我生长、自我修复”能力的组织结构。这就需要在党和政府的引领下对组织进行结构化创新、社群式创新来建构这种能力。社会再组织化不仅仅是依靠现有的存量社会组织，而是需要引导更多的有利于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自主型准组织，不一定是实体意义上的组织。至关重要的是，再组织化的过程需要去行政化，重社会化，去科层化、重对等化，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分必有合，我们需要共同想办法建成一个守望相助、慰藉心灵的人情原乡。
8、社会治理赤字如何消解？习总书记曾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三大“赤字”中，治理赤字是根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很大程度上源于治理的赤字。即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和能力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导致全球层面秩序紊乱。“赤字”本是财政上的概念，指入不敷出。将其用到全球治理上，形象描绘了当前全球问题上升而治理能力下降的欠缺状态。突出表现为：现有治理规则不适应形势变化、治理不充分、措施不管用、结果不公平。对应到当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治理赤字也同样存在，我们该如何消除这些赤字呢？
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从党群服务供给侧改革入手，从过往注重物质、文化服务扩宽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服务领域，需要基层党组织有更加宽广视野、更系统的思维、更周全的政策、更贴心的服务来满足不同阶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希望利用龙华社会治理公益服务中心这一平台，探索出一套“依托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整合、责任为治理机制，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为人民提供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型服务”的现代化治理模式。以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范军 深圳市公众力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
谢作正：深圳社区建设的重点难点与路径
对于社会治理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应该说社会建设任重道远，到底应该从哪里着手，在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我想抛砖引玉说一说我的想法，问题很多，需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还是要抓住重点与难点。
第一个重点是：关于公共政策的解读。广大市民对此一直十分关注，我希望龙华区在这方面能够多花点精力。近两年来，市委市政府推出了很多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不少市民并不了解，往往只是通过媒体、报社了解一些初步内容；而且他也不能理解政策的内容与受惠的条件等；其结果是不可能真正享受政策。我曾一个街道调研，发现有一个市民租住城中村的农民房子，他只是同业主签订了租赁合同，在办理小孩积分上学时，街道说这个不行，不能享受相关政策。他的孩子上不了学，他说很冤枉，对于我们的公共政策，要向广大市民解读。我们龙华区社会治理服务中心这就是一个重点。类似还有其他很多优惠，政策包括扶持政策，哪一类人能够享受哪些政策，留学生他们来深圳创业对有些政策不了解，包括我跟他们交流，我问他这个政策那个政策时，他们都说不是很清楚。
第二个重点是：关于公共服务项目的推进。我们市、区两级政府利用自己的财政为民生服务，拿出一部分的财力出来，在公共服务上有一些选项，这些选项合不合理，是否征得了民意，推进的效果怎么样？比如说南山某街道规划建设一所学校已经10年过去了，规划还不能落地实施。社区的高楼大厦一栋一栋起来，配套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项目规划迟迟不能落地，令人担忧！对于社区服务规划项目做一个，就要跟踪一个，就要落实一个，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我们不要搞虚的。
第三个重点是：关于公共卫生的维护，社区环境是社区建设永恒的课题。我在原单位任职配合城管部门做市容环境满意度调查，我们做了五六年，市容环境对于国际化的城市是非常重要的，到底是把环境建设好，还是把花草种好。我是人大常委，人大代表现在对市容环境、垃圾分类、城市美化议论纷纷，种花种草的问题，特别是关外，当然龙华现在变化非常大，我每次来都很高兴。但是还是有一些死角，像樟坑有些地方；还有光明、坪山的市容环境仍有很多薄弱环节。要加快推进原特区内外一体化，这将是一个艰巨的问题，包括特区内的一体化也存在差距，如南山区的南部与北部也有较大差距。我们要发动我们社区的居民共同监督，共同参与，有些死角我们的城管部门根本看不到。
第四个重点是：关于公共交通的规划建设布局问题。现在我们的地铁、城市道路的建设、新的布点、新的线路设计、站点的建设有很多老百姓有呼声的，要动员鼓励他们来参与发表意见，有些站点的设计合不合理，布点合不合理，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很关注的，还有一些道路的建设问题，标准不统一，我在人大常委上说，特区内原则上是一个标准，或者叫大道或者叫路，你都要有一个具体标准，一次规划到位，一次建设到位，不要今天建，明天挖，明天修，浪费纳税人的钱啊！
第五个重点是：关于社区公共文体设施布局与建设。老百姓很关注文体设施，有些社区做的不错，有些社区基本上没有，有些维护得不好，所以我想围绕这5个公共方面应该是我们社区建设的重点，社区服务中心要做好他们的重点内容去攻关，这样你就能见实效，真正让老百姓看得见。社区建设必须做到实处，让市民积极参与并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他们就会支持你、配合你，主动加入到社区建设的活动中来。
我再说社区建设的难点：社区党建如何融入到社区建设之中去，占领社区阵地，要永远掌握社区建设的主动权。我作为一个原来单位的党组书记也十分关注社区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上来以后他对党的建设这块抓得很紧，看得很重。我们党就像一股强大的政治血液一样，它一定要渗透到社会建设的每个角落、每个神经，我们抓社区建设的同志现在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社区也一样，社区建设、社区阵地一定要由党组织为主导。所以，我们不能搞两张皮，这是我们的国情，不管你怎么探讨、摸索，你都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你都不能忽略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党的建设，其实我在社区生活，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的党支部书记还是要发挥主导作用的，他在承上启下之中，作为桥梁和纽带他一定要把党的政策贯下去，要把民意收上来，这是一个难点，我们绝对不能够另起炉灶，忽略了社区党工委、党的核心作用，包括退下来的党员干部，普通党员群众，包括到我们这个城市来投靠子女、投靠亲属的那些退下来的党员工作怎么发挥作用，有一段时间市委组织部要求各级党委、部门、单位将在职的党员要到社区报到登记，其实很好。我们有这么强的政治优势，那就是共产党的优势，如果在社区中党能发挥作用，它多多少少还是正能量的，所以我想重点和难点就说这么多。
鉴于此，我提出几点建议。我们的着力点、路径，急需要补课的是什么？我认为要抓好四个培养。第一：是要培养市民的主人翁意识。在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人，我在社区看到脏乱差想说一说，你是这里的居民，你生活在这里，你对这里的生活环境都不关注，你好意思吗？所以我现在感觉到有很多人比较麻木，他不关注，就像是这个城市的过客与观众，这在西方社会、社区建设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是不会发生的，现在有很多社会乱象像无人理会：如共享单车的问题，到处是乱丢乱扔，大家都感觉到要治理，大家都好像无可奈何，所以主人翁的意识要共同培养。每个党员干部都在社区生活，每个市民都有责任关注社区建设，都要关注它，要多鼓励社会群体参与公共建设，而不是与自己无关的，我现在看到一些比较可喜的现象，现在有些市民有问题找人大代表去反映，问题一般能够解决，现在有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确实能帮助解决一些问题，这是一种主动培养的结果。他们如果不参与，他们的主人翁的意识就永远培养不起来。
第二：要培育市民群众的公民意识。以前大家比较关注，上层有不同看法，所以，有过一段时间不敢提了。我觉得这是个误区，我们不要一说讲公民意识就害怕。我们的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宪法规定的，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是实行宪制的国家，我们应该培养公民正确履行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一方面要维权，另一方面要对社会尽义务，我们现在公民有很多缺乏尽义务的意识，动不动讲我的权，他不讲义务。在西方国家人家很注重这一点，当然我们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做法、有些政策的颁发是不是侵犯了公民的权利，确实也值得思考，我有几次跟年轻人交流，比如说有一些法律的颁布，我发一下声，因为我们的辩论制还没有完全恢复，没有大张旗鼓辩论公共政策的合理性。
第三：要培养法制意识。我觉得今天会场后面的墙壁上有一面旗帜，就是写的“培养法制意识”，法制意识最重要的是培养社区居民遵纪守法，自我约束，特别是我们社区自己形成的社区公约，要是公约能形成以后，就是要共同遵守，互相监督。如小区公寓包括电梯的维护，上下电梯拿个钥匙砸电梯的按键，其实有一些很小的细节都体现在公民的规矩意识、守法意识。
第四：培养社会组织在社区里的服务，能够做到既有公益性的，又有取酬性的，不要片面讲完全公益，完全取酬也不行，所以我想培育社会组织也要有创造性。
谢作正 原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队长、市决咨委智库建设与公共咨询组专家
骆冰：找准定位，善于借鉴，持之以恒，重点突破，做出实效
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与系统工程，龙华区政法委牵头做这个事非常有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讲得很深很透，我的理解，充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共建共治共享它应该是社会治理的阶段性目标，所以我们整体在讲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的时候就要考虑是围绕这个终极目标来定位，还是围绕阶段性的目标定位。这个问题很重要，否则什么都往里面装了以后，什么都重要，可能你真的很难做，而且它一定会大大超出我们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所以我想第一个问题是定位、焦点的问题，我比较主张围绕共建共治共享阶段性目标定我们的工作重心。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我们要善于借鉴学习外地的经验。深圳的社会建设到了今天，眼睛要向外，要更加关注外地在这块的经验，我们在这点上不应该自满。这几年我感觉深圳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了，特别是2016年成都市提出城乡社区总体营造的概念，到今年几个部门联合发文，系统配套的文件还在陆续出，以社区营造替代社区治理这个词，更接地气，更容易被老百姓接受，从老百姓的角度理解治理，你是治我的，你是来管我的，不一定那么接受。说起来只是一个概念问题，但成都这一整套的文件在整个观念甚至很多基本原则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社区营造它认为第一个基本原则是居民为主体的原则，居民为主体而不是政府为主体。按照目前我了解的情况，文件的实施推进很顺利。成都市委市政府思想很统一，也给了不少的钱，3年给20亿，和我们的民生微实事差不多。但是民生微实事太散了，很多钱有点浪费，有的是为了花这个钱而花它。包括南京、杭州、苏州等等，在社会治理方面都有很多特色，值得我们去借鉴学习。
第三，要努力建设好可持续发展机制。刚才我在看发的一个资料，是马洪基金会在2016年观澜石凹社区城中村治理研讨会后整理的专刊。应该说当年石凹社区取得的成效和影响力已经较大，那时我也去过两次，也是充满期待。经过三四年的发展，到今天并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影响力，原因在哪儿？我简单了解了一下，可能是因为领导的变动、领导重视度的转移而发生了变化，中间停滞了。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一定要解决社会治理可持续性的问题。首先要从政府的层面，要形成可持续的机制，即使人换了，它仍然能够一直按照一个标准、一种机制做下来，持之以恒，积小胜为大胜。
第四，我们要弄清楚一些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之下的具体涵义，比如说大家之前提三社联动，到底是哪三社，社区营造和共建共治共享之间的关系，治理中心在这个问题上就要拿出具有龙华特色、深圳特色的，我们认为是什么东西去推，而不要一个部门这样理解，另外一个部门那样理解，使得下面无所适从。
最后，要选择重点突破口。我认为既然考虑一个最终的目标或者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我们的工作重点抓焦点，这里可能要有年度计划甚至三年规划，要重点突破，要突出我们街道或者社区它的特色，都有自己的自选动作。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前段时间我接触一个国字号的基金会它在牵头做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当时他们找到我，我引荐了龙岗坪地街道与之深度合作，它的目标是把心理体检与生理体检形成人人对等接受。现在是心理出现问题大家都很害羞，都不敢去讲，而市里那套管理系统又不合理，只进不出，只要你去医院精神病科看过病就放进去，这样统计深圳就有4万多精神病患者了，前两年市委政法委要求按比例配很多社工。所以前段时间市政协组织对基层公安执法的专项检查，我本人也参加了，并对这个话题进行专题发言。还有禁毒这块，各区又尽量把非户籍人员赶来赶去，不予登记。大家非常关注，形势其实非常严峻，在禁毒这块，按照国际惯例，实际吸毒人员是登记在册的3.5-4倍。因此，社会治理如何找重点突破口？我建议龙华区可以考虑选择找这一两个方面来予以重点突破。海宁的思路生成过程中我们就有过讨论，也算是参与了这个活动。推动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具体内容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活动本身有很强的的“教育”、“培训”功能，有一种“实践中学习”的作用，也就是原来民国时期所谓“训政”的作用。
我们谈基层治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除了通常常说的“顶层设计”之外，更重要的是“基层实践”。通过上层研究而选择的制度，一直有一个很实质的问题，就是基层社会人口的“习惯”问题。因为多少年都是实行原有的制度，人们形成很强的习惯，不管你推行什么新的体制，不管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都需要一般普通民众和基层干部改变想法和行为习惯，要学习和熟悉新的理念、新的规则，这并不容易，非常重要。
今天讨论的这种投票参与预算的方式，就可以帮助基层干部群众拓展眼界，转变理念，让大家知道还存在这种可能性，同时也改变人们习惯动作。在活动中，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基层群众一种新的集体决策的习惯方式，包括协商、商量、投票——也就面对一个公共议题，具体怎么讨论？怎么形成一个决定？如何具体操作？……这是一套比较新的游戏规则，需要学习和培养。
至于说这个投票活动具体走到哪一步，到什么程度，实践到什么阶段，是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决定的，要因地制宜，不好统一要求，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实践可以唤起基层民众一种重要的角色意识，让民众觉得“我居然还能决定这件事情！”、“这件事居然还有我的一份！” 这种意识就包含着主人翁意识、公民意识。
这种参与活动，可以促进基层治理制度的转变。在微观层面，这种实践代表一种新的基层治理思路，若要跟现有体制对接，现有体制就要做一些调整——就是优化基层很多制度细节。
社会治理基础工作还是“基层设计”的问题，而不是“顶层设计”。顶层变化是比较虚的，真正实在的是在基，基层如果有一套比较优化的机制，上层的变化不一定影响下面很多——这在中国也算是一个传统——基层社会有某种稳定结构，社会就稳定。当前稳定的结构是什么？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参与活动，能在基层治理方面探索建立相对新更有效的机制，而且这个机制能成为人们的习惯、习俗、民俗，这样才能稳定的沉淀下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些新事物必须在这种实践中推动。比如说社会组织，我们这十几年一直在推社会组织，但不难发现，现在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式，与当初真正的初心并不完全吻合。原本发展社会组织是想让它帮助优化基层治理，现在社会组织发展变成简单地为政府干活，变成政府延伸的二级、三级雇员的身份……而原来的初衷是从社会治理角度来推动社会组织，希望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这方面我们原来走得并不够。这次的参与预算，一定程度上可以有助于社会组织的实质化作用。这次社会组织参与其中，不仅仅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干活的模式——这里“参与”的意思是不一样的——社会组织是要实质性推动某件事情，要有明确目的的，有切实利益去代表的。
“预算”是涉及到人们切实关心的实际利益问题，从“利益”角度引导民众协商、讨论、投票——这样推动社会治理才是可持续的，而且是实质性的推动。基层治理不能总是从理念出发，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理念出发去推动一件事，尽管看起来很高大上、很神圣，但未必最佳——恰恰是民众中每个人各自从切身利益角度的推动，才更持久有效。只要人们都关注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关注中形成博弈，形成真正有效的讨论和协商，而不是简单基于理念的推动，才是稳定、可持续的、真正能推广的方式。
从预算的角度入手，等于让这件事情变成日常化、常态化的活动，而不是依靠少数几个人很英雄地、很悲壮地去推动的不可持续的事。
建议方面，我觉得要认真梳理这项工作的全过程，包括决策从什么缘起开始，到底来自于哪里——很多是来自上级的任务，或领导决策者个人的知识背景，或是来自于某个调研，或是来自下级的汇报——从事情生成时候的源头开始，一直梳理到这件事情做完，执行完，整个梳理一遍，看看到底有多少环节，然后认真研究这种“参与”，到底在哪个环节、哪个阶段做最好，这样我们头脑非常清晰地自觉地推动这个事，在推动中也探索如何最优的方式。
说到预算，其实一个项目从头到尾一层层都是“预算”。目前这个“参与”，是指某个项目已经确定了要做，公众参与投票是决定“选择具体做什么”的问题。但高层次的“预算”。是涉及政府总体财政收入钱总体上怎么分的问题。我们在现有的推动“参与预算”的活动中，也要往这个方向探索一下——其实还是培养人习惯的问题，就是制定规则，探索博弈机制。要看到不管是民众也好，社会组织也好，多几个主体总是好事，关键是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怎么讨论，怎么打成妥协和共识，比如同样的钱，按你的意见怎么花，花多少，按他的意见花多少，不同观点，形成利益博弈，达到一个结果——这样的培养和训练更有意义——不仅仅是某一件事情该不该做的问题，而是利益如何瓜分的问题。
刚才有专家说到治理成本，我本来也在笔记上写了一条“成本问题”，现在这种做法，还是有明显的“全民动员”的性质——由政府动员大家来参与，通过鼓动、宣传，争取参与者越多越好——这种方式，成本高，在刚开始时还可以，但随着活动的进一步推进，最好转入另一种方式，就是由利益相关者、由最相关的人来参与，技术上就是要能分出哪些人关注哪些事，要有一种机制让相关者能体现出来，让人们分化、分流——其实在现在这种充分动员之后，下一步就不必总是要求投票越多越好，而是更精准的相关者参与——就像我们原来讨论过的，越往前推，越要考虑如何确定利益相关者，越相关的人越有发言权，以此形成互相制衡平衡，反而不是简单的越多越好，不一定全民都参与。
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关注，各自还有其他优先事务，长远来说，特别是已经推动起来的地方，反而要鼓励人们真诚对待自己的立场，表达更清晰的利益诉求。要让那些密切相关的人表达不同意见，要培养不同意见的人习惯于互相按规则博弈、讨论和讨价还价，这样让民众越来越成熟……这种参与预算活动也就有更普遍、实质的意义。
骆冰 原深圳市民政局社会建设与区划处处长
徐宇珊：期待龙华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这几年我有幸参与民政局的公益创投的评审和评估，对龙华的社会组织有一些面对面的了解，与各位领导专家汇报一下我的不成熟想法。
总的来说，我觉得和其他区相比，龙华的社会组织非常活跃，而且有很多基层老百姓创新的活力。例如，在其他区可能老年协会只知道唱歌跳舞，或者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但是我们龙华的社区组织已经从原来的唱歌跳舞上升到公益服务，而这些公益的事情基本上不是政府去推动的，而是他们自愿的。比如景龙社区的龙之韵协会，他们开展深漂老人的互助，他们为老年人、退伍军人演出，为生病的务工青年陪床。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龙华居民自发自愿，活动旺盛地参与社会治理之中。
说到建议，我在参加评审的过程中，很明显的感觉是，现在部门的壁垒还是存在的，不同部门之间的资金尚未形成合力。例如，民生微实事、公益创投、平安创建等资金如何形成衔接机制，如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目前，这些资金扶持政策未能形成合力，造成资金的浪费。
同时，另一个壁垒是政策的知晓度不高。例如，我在调研中发现，其他各部门出台的一些与社会组织相关的扶持政策，社会组织并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很想做一件事情，我想梳理一下龙华区究竟各个部门有多少政策是与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相关的政策，希望可以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最后谈一点，社会治理肯定不是几个社会组织的事情，也不是民政部门的事情，也不是政法委的事情，它涉及到各个部门。像范军老师讲的企业主体责任，和企业相关的部门我们肯定想到很多，除了与经济发展类相关的，还有工会等等。同时，有大量互益类的组织一定要引导它成为社会治理的主力，比如说行业协会。例如，深圳市集装箱运输拖车协会作为一个典型的互益性的行业协会，在劳资关系、纠纷调处、行业维稳等盐田区社会治理当中发挥很大作用。同时，如果行业协会党建抓好了，可以用行业协会党建引领非公企业的党建，因为行业协会就像一个网一样，把所有非公企业连在一起，可以起到党建引领的作用。还是以拖车协会为例，他们的党委已经成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孵化者，而且就是因为他们有了党建引领，由这个行业协会牵头，他们把拖车的企业老板组织起来成为志愿者，上街进行违规停车、乱鸣笛等的扰民事件的疏导。刚才听到，要寻找龙华社会共建单位、共建人，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项目。我的建议是，当我们寻找的时候能够把视野放宽，不仅仅看到我们现在入驻的组织，还可以将行业协会以及其他组织纳入进来，调动社会治理中更宝贵的社会力量。
徐宇珊：深圳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张翔：律师参与社会治理的几点体会
大家下午好！自我介绍一下，首先我是智库百人的副总召集人，是李罗力理事长的部下；其次我是改革30人论坛成员，是南岭秘书长的部下；最后是大成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是政法委苗书记的部下。
通过自我介绍，大家已经知晓我参与社会治理比较深入。作为一名律师，觉得从事律师工作应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用专业服务社会，赚钱养家糊口；其次是参与社会治理，律师不能总是要求社会给予也要回馈社会，这样才能获得社会尊重，获取我们应有的地位；最后是终极梦想，参与民主法治建设。目前比较现实的是律师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来体现自我价值。
我们大成对于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度，不仅有多名律师参政议政，还有很多律师积极参与社会公益的活动，比如说最近有位女律师到西藏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等。我本人也一直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治理活动。大成律师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是大成律师事务所的特色，律师赚钱赚不过企业家，权利大不过公务员，只有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才能更好地实现律师权利。
我在撰写“深圳律师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时候，针对律师是服务于社会的职业，提出律师事务所发展的三个模式。第一种以大成为代表的大规模综合律师事务所；第一种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律师事务所；第三种模式是服务于社区的律师事务所。通过对港澳台地区的调研，发现社区律师大量存在，对解决基层社会矛盾起到了很好作用。因此，在规划中，提出了律师要走向社区，成立小规模的社区律师事务所，像社区医院一样服务于社区。律师事务所是律师执业的平台，它的科学发展有利于律师深入参与社会治理。
我建议龙华区搭建一个让律师、会计师、心理咨询师等能发挥作用的社会治理平台，区委区政府出台相应扶持政策，这可能比光拿点钱直接做公益项目更有生命力。龙华区完全可以筑巢引凤，形成良好环境吸引出良好的社会组织。政府的相关社会治理项目完全可以外包，给律师、会计师、心里咨询师等人员予以鼓励。，我希望龙华区勇于创新，出台政策扶持社区律师事务所的成立。
最后，我代表大成律师事务所表个态，如果龙华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中需要我们律师的配合，会义不容辞，全力配合，并希望能更多参与到龙华区社会治理工作中去。
张翔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
江光华：发挥最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的作用
因为这块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目前我已经做了几届社区居委会，本职工作我是律师，业余时间我做公益，首先从居委会的角度，我们主要工作目标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居委会在社区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大家唱歌跳舞，但居委会它不单单是组织大家的娱乐活动的组织，还包括解决一些矛盾，处理邻里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对一些居民的诉求也有在处理，比如说我们两个小区之间有个篮球场，一些居民喜欢打篮球，另外一些居民说打篮球声音太吵，两方就有矛盾，这些矛盾都要我们居委会的人去协调，还有我们对居民的源教育，首先是培养家庭教育，像我们成立亲子读书会，每两周搞一次亲子读书会，都是家庭的父母过来，主要讲的是家庭成员怎么相处，如何教育孩子，只有把居民这方面的意识增强，家庭就和睦了，这也是居委会的工作。
还有我作为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我们也在考虑怎么发挥党组织在最基层的作用，上次党支部在党校培训的时候我就讲，社区党员最根本的是两点，第一个要把党员的身份说出来，让居民知道我是党员；第二个我心中永远知道自己是党员，一个对外一个对内，这两面就是作为一个基层社区党员最应该有的，只有从这两方面出发，很多工作就知道怎么做了。像小区业委会这块，现在政府不敢去涉及，为什么？业委会是居民民选的，民选就很敏感，可能我有切身体会，我们的社区很大，在业委会成立的时候是我筹备成立的，一成立以后政府不管了，就自生自灭，那些业委会成员也是做公益的，和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做公益的，大家是一种情怀，都不讲钱的。说实话，几百块钱津贴是工资吗？不是，他们不是冲着这个去，他们讲的是情怀，那天马洪基金会微信群讨论的是，很多人有钱不出国，他们愿意在基层在社区，为社会改良做一些事情，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我比较激动，像上次跟街道办领导也讲，这些公益人士是国宝，你作为领导要珍惜他们，不要没事就打击他们就防范他们，业委会成员吃力不讨好，很多人家里阻拦也要去做，慢慢有些人退出了，因为他们挨骂挨得多，上次有个主任要辞职，我还请他吃饭，我说我们好不容易成立这个组织，你不要走，留下来，只要有这个业委会牌子在这里，就会有后续的公益人士加入业委会，大部分居民还是会接受业委会的，只要你做一点实事，大家还是看得到的，最后还是把他留住了。
我今天讲社区治理，我不敢讲社会治理，因为社区治理我确实有一些体会，这一块我还是想做些事情，比如说各个小区业委会能不能定期召集在一起开会做研讨，但是现在没人组织，我觉得我们居委会能不能组织，我不知道政府支不支持。还有一件事，因为前段时间小区党支部成立的时候讨论牌子挂在哪里，我认为牌子不应该挂在居委会，而应该挂在业委会，结果上面不同意，我觉得小区党支部的牌子应该挂在业委会办公室，因为业委会办公室往往是老百姓去得最多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挂在那里？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党员在充实业委会这块还是做得不够。
我认可范老师讲的，社区治理，重要的是一个是价值引领，还有一个是查漏补缺，我们要通过微小的行为引领这些居民大家一起做好事，一起为小区做一些事情，这是一个价值引领。第二个是查漏补缺，看看哪些地方还有不足的，我们作为居委会也好，党支部也好要调查，查了以后要去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不足，为什么我们对业委会这块不能做一些培训工作，我们的政法委也好给他们一些引领，我上次在小区推行有名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但不管用，因为大家不来这套，你讲规则的时候他们不讲，本来大家说好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最后成了少数一方的人就不干，他们离场而去，我说不要走，大家不是说好了少数服从多数吗，但是他们还是扬长而去，所以好的规则我们推动不下去，这是我治理的切身体会。
江光华 广东若庭律师事务所主任、智库百人会专员
段建仁：“社会治理”的“框架”与“方法”
我先讲两件这几天亲历的事，再说两个思考与建议，最后给在座诸位推荐一本书。
一件是前天晚上我到京基百纳广场等待接人，有部停在人行道上的轿车准备走，由于路窄，倒车时就把路边的一根石头柱子撞断了，这几个石柱本来的作用就是不让汽车上人行道的。然后来了四五个物业，汽车开走后物业还在那里看，那么后续是怎样解决的呢？这是社区治理的一个环境管理问题。
第二件是我昨天在一个创新科技园下电梯的时候，电梯里进来三个快递小哥，其中一个戴着头盔。昨天挺热的，我就问你们骑电动车是不是一定要戴头盔？他说是的，不但要戴头盔，还得穿工作服，有次没穿工作服被交警扣了车，罚款2000元。另外一个快递员说，那你就不要电动车了呀。我听他俩说好像公司还要罚，这位快递员最终将会亏3000元。很明显的听出快递小哥的怨气，我当时就想，因为没穿工作服就罚几千元钱，对他们来说还是很大的损失，这也是社区治理中的一个人员管理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更大的事故。
例如，因小店卖的烟比其它地方贵一块钱，女学生嫌贵不买走了，女店主追出来打了学生一耳光，双方争执中引起女店主心脏病发作倒地死亡，一审判学生家庭赔偿人民币47万。
这两个事件，对于今天的“社区治理研讨会议”是有着很现实的追问意义。前面各位都有很好的发言，我自己有两个思考建议。
第一，我觉得“社区治理”首先应该强调在“法治化”的框架下解决，应当把“依法治理”放在首位。
而“法治化”的框架有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要在现有的法律条款下进行社区治理，使得所有问题的最终治理，都是依法的结果。
同时也会有第二个向度。因为法律往往是滞后的，它的有些条款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至少它肯定有不完善、不细致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深圳的“立法权”，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对法律条文一方面遵守，另一方面进行修改完善，使之更适应于深圳以及今后的发展实际。我觉得龙华区可以在法律条文的修订方面做出一些探索来。
第二，是关于我们“社区治理”中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叫它做“方法论”，该用怎样的方法去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社区治理的问题？目前大家的共识是，社区治理是一个很多头绪、很多利益主体、很多管理部门组成的一个系统。我们很早就有系统论、对策论、博弈论等等这些社学科学的理论，但实际上我们从现在的情况看，现实已经超越了原来的单个系统，它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系统。更加复杂的系统应该怎么治理，必须有更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指导，有更具体的方法去实现。
我推荐一本书，这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约翰•H•米勒教授所写，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复杂之美》，共12章，它从很多方面讲了一个复杂系统，它的概念、它的治理。作者是复杂系统科学的创始人之一，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就是他打破了原来我们所认为的要么是确定性的事物，要么是不确定性的事物，就像数学中说要么1+1=2，要么是随机事件。这本书打破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隔离，把两者都包括下来。
复杂系统科学已经有30多年了，它的一个特点是能够给我们领导人在决策的“前瞻性”和“正确性”提供一定的帮助。我觉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在“社区治理”是否有新方法来讨论解决？希望从这本书里头可以对“社会治理”的解决方法提供一定的启示。
段建仁 深圳市博雅文化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智库百人会智者成员
南岭：对龙华社会治理的几点建议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参与龙华的社会治理研究，因为时间关系，我谈两个感想，提三个建议。
今天来参会的有政法委的领导和同志，政法委给人们的印象是管制，是管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的。其实，社会稳定是以好的社会治理为前提，好比治病，预防比治疗更重要。政法委着力于社会治理，是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一种更基础的力量，是治标治本一起抓。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认识。第二个认识是现在的制度框架下做好社会治理大有作为。现在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这个框架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治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限制了社会治理，而是给出了很大的空间。这就使得各个地方去探讨社会治理的不同模式，社会治理的不同着力点，社会治理的不同层面，社会治理的不同安排，从而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龙华一个区，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治理经验。
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强化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我们比较重视项目建设。但是，为什么一个领导换了以后，很多项目就落实不下去。很大的原因是制度的建设不够，没有制度留下来，没有制度保障项目的稳定，更缺乏向前推的制度。一个地方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制度，制度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也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我们要走在前列，首先要在制度建设上走在前列，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制度。社会治理的原则要制度化。如领导制度、参与制度、协商制度、项目遴选等制度。
第二个建议是在协商民主上做文章，共同治理不光是组织跳舞唱歌，要在协商民主上下功夫。我在研究共享发展时，发现很多人包括不少学者专家把共享局限在基本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上，忽视了其获得的机制，忽视了公共产品的权利来源。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里，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一条重要改革是多层次的协商制度。协商民主是一种权利，是一种责任权利的唤醒，是一种共享共治非常重要的载体。协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协的功能，协商民主是中国重要的民主内容，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形式。第三个建议是资源整合。目前，不少部门抓社会政策，社会建设更多地被关注了，这是好事。但资源未能整合起来，把它变成一个整体，呈现碎片化。社会治理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变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整体力量。因此，我建议社会治理中有一个社会发展展望，当然不一定是规划，不仅是解决社会治理某个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既要问题导向，又要目标导向，朝着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通过5年、10年努力，不断推动社会进步。
南岭 市决咨委智库建设与公共咨询组组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曾锡环：打造社会治理的“龙华品质”
从2013年开始，我被邀请参与龙华区的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评审，到现在的龙华政法委平安专项基金评审，已经有5年多时间。也就是说，我至少观察了龙华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有5年多或近6年时间。
五年多来，龙华的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治理领域变化也巨大，简单的一个衡量要素是：2013年，社会组织数量少，而且一些社会组织的社会建设专项基金申请书，文书粗糙，内容简单，目标模糊，理由不清；而近两年，社会组织的《专项基金申报书》，精美漂亮，目标明确，理由充分，服务清单细致清楚。2018年比之于2013年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内容，其广泛度、丰富度、参与度、美誉度，以及创新性与发展性，更是进步非凡。
龙华社会治理领域的飞速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工作者，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龙华区社会治理领域变化发展的脉络或规律是什么？我从事的是公共管理研究，倾向从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龙华区社会治理的发展变化，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进与引导，尤其是助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领域，政府的力度与效度，十分明显。因此，我就从政府助推龙华社会治理角度谈谈龙华的社会治理成效与发展。
龙华区政府助推社会治理成效与发展，有一个演变脉络，我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围绕三个阶段做一些简单说明。
第一阶段是龙华新区相对粗放的社会建设阶段。大概时间范围在设立龙华新区的3-4年内。或者，这一阶段也可以说是龙华区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追赶阶段。
龙华区地处原深圳特区关外，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社会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发展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比较明显。无论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还是社会治理、基层自治、社会发育等，起步晚、底子薄、基础差，外来人口与本土居民呈现大约10:1的倒挂现象。社会高度二元化，社会格局呈现“两关（原特区内和原特区外）、两区（社区和厂区）、两制（传统的农村体制和现代的城市社区体制）和两民（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相互交织又相对割裂的形态。
比之于一般的城市区域，龙华区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难度要更为艰巨。
龙华新区成立初期，吸引社会组织参与龙华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是当务之急。这个时候，重要的举措是：龙华新区社会建设有关部门出台了《龙华新区社会建设专项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每年设立大概1500万—2000万元社会建设专项经费，专门用于扶持各单位、各社区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在龙华区域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社区便民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等社会建设领域的创新、示范项目。我记得，2013—2015年 ，龙华新区社工委共扶持四批130个项目，合计金额3953.8万元。
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建设的“杠杆”作用，产生聚变效应，推动着当时龙华新区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发展，龙华区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吸引许多社会组织参与龙华社会建设，龙华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在全深圳市实现了“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龙华区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实现了“弯道超车”，完成了追赶阶段之后，进入“精细化社会治理阶段”。
第二阶段是龙华区精细化社会治理阶段。大概时间在龙华从功能区转为行政区到十九大召开。这一阶段，我把它界定为龙华区社会建设与发展的高速发展阶段，或者说是社会治理不断完善完备的发展阶段。
龙华区转为行政区，在管理、推动辖区经济与社会建设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更综合的力量。新区原来的社会工作委员会并入政法委，政法委作为主管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行政机构，具有更为综合的部门协作力量，以及更强大的法定权威，有利于社会治理走上立体化、整体化的建设发展路径。
这一阶段，龙华区社会治理与建设以共享作为主线，落实中央最新精神，采用多种有效手段与策略，开启龙华社会治理新的发展格局。
龙华区政府有关部门经过多年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经验积累，除了继续设立平安创建专项经费项目，扶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项目，还采用更为综合与精准的手段与工具，推进龙华区的社会治理与建设。
这一阶段，龙华区的主要做法特征是：
第一，深化一核多元共治体系建设。坚持在社区综合党委的核心领导下，以社区多元主体融合为切入点，健全多元共治制度，创建“四议一呼”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贯通的社情民意收集、商议、办理工作体系，建设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的开放性社区治理体系。
第二，搭建多层次服务平台，探索外来务工人员与社区生活的融合。龙华通过建设完善各种社区服务与治理平台，促进外来人员和本地居民融洽相处，让外来务工人员在社区生活中得到关爱和帮助。如综合服务平台、学习培训平台、活动交流平台、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社区居民议事平台、纠纷调解平台等。
第三，推动建立社区与产区、商区“三区联动”议事机制，创建厂区、社区、商区“三区联动”模式，探索大型企业员工与社区的融合。
第四，以“共享治理，共享发展”为主线，以共享治理推动社会融合。期间，龙华区发动党委、政府、群团、社区和企业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合纵连横协调行动，一是社会共治服务链条更完整（如为本土青年开展创新、创业、创投、创客的“四创”联合服务；外来青工的工作、生活、社交、学习的“链条式”服务）；二是推动龙华区的社会治理项目关注领域更跨界（不但有本土青年、外来青工，还有留守儿童家长、外漂随迁老人，以及南来北外的游客和漂洋过海来龙华的国际友人获得治理项目共享；同时，社会组织的培力和社区志愿者成长，也是共享治理关注的对象）。
第五，重视培育与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培育中尤其重视建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成立的“社会治理公益联盟”，建设的“社会治理公益服务中心”，均属全深圳市首创，其中的一些独特做法，得到中央、广东省、深圳市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的高度称赞。
上述种种，从一个侧面证明，深圳龙华区的社会治理进入了深化、完善的精细化阶段。这一阶段的治理，龙华区通过不断完善政策制度，丰富治理手段与方法，提升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能力，提高了社会治理成效。
经过了第二阶段的精细化社会治理阶段后，我认为，今后龙华区的社会治理要走向崭新的更高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品质治理”阶段，要打造社会治理的“龙华品质”。
第三阶段是龙华区品质社会治理阶段。
品质社会治理的提出，主要依据是两个最高指示：
一是十九大报告的精神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二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旨。2018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广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奋发进取，以新的更大作为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
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建设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国十九大之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建设水平与要求更加高远。龙华区过去若干年，通过政府的强力推进，取得较大成效，实现“弯道超车”，走在深圳前列；今后，更有理由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发展。社会治理创新与发展的目标，我把它定位为“品质社会治理”，即龙华区今后要打造社会治理的“龙华品质”，成为社会治理的“龙华样本”，继续走在深圳前列，乃至全国前列，用实际行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广东讲话”的精神要旨。
那么，如何定位社会治理的“龙华品质”？我把它内涵概括为“四有”治理。
第一个是治理要“有核心”。党委领导，要成为龙华区社会治理核心；既往的社会治理成绩，是在党委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取得的，这应该成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路径，今后要考虑的是如何完善党委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方法与策略，形成龙华区党委发挥社会治理领导作用的独特经验做法。比如，通过成立“社会治理公益联盟”，建构“社会治理公益服务中心”这样的“治理平台”，并在这个“社会治理组织群”中建立党支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发挥，就是一个比较独特的龙华经验。
第二个是治理要“有成效”。社会治理的最终评价标准一定是实践成效。龙华社会治理的成效，最少要保障两点：一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呼应相匹配；二是社会治理产品要根据辖区居民的治理需求来供给，要以人民是否满意作为重要的衡量尺度。这两点做到了，龙华的社会治理才是“有成效”“有效度”的。
第三个是治理要“有温度”。社会治理不能仅仅靠法规、行政手段等“硬手段”强力推进，治理的政策法规完备，不能是“品质治理”或“善治”的唯一标准，社会治理也要借助理想、梦想、文化、情怀、情感、心理等 “软手段”。令人高兴的是，龙华区领导在推进龙华社会治理过程中，注重“文化搭台”“情感教育”，最近勠力倡导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更是体现了龙华社会治理注重“软治理”的可喜发展景象。应该讲，龙华社会治理已经朝“有温度”的治理境界迈进。
第四个是治理要“有特色”。治理“有特色”，至少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治理要从辖区或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二是治理手段要有一定的本区域特色与本土路径。龙华区的社会治理，从多年的观察看，已经有一定的自身特色，主要体现在“外来产业工人的社会融合”主题鲜明，有些项目还获得国家级、省级大奖。与“外来产业工人的社会融合”主题紧密相关的是社会治理方式与路径，龙华区也有一定的“特色”，如“活力龙华”社会大讲堂、“产业工人自治会”、“青工活力第三个8小时”、社区与产区、商区“三区联动”议事机制等项目，均为龙华区独特“个性”的治理手段。
应该讲，龙华社会治理已经一定程度上具备上述“四有”治理，即一定程度上具备“品质社会治理”特征。今后社会治理发展中，期待龙华区不断创新，通过广泛征集社情民意，公众参与，民主决策，不断改进与完善社会治理的制度、机制、工具与方法，打造适合龙华实际情况的“特色”做法，形成全国社会治理领先的“龙华样本”。
曾锡环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魏建华：引入高科技手段 提升社会“治”与“理”的水平
我现在主要是参与研究未来一二十年后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前沿科学技术。20年前我在IBM美国实验室参与了对现在人们影响重大的云计算技术的开发。目前我又在参与生命科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可能对人类未来十年后造成重大影响的课题研究。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我有一些感受和建议。我的感想是，我非常赞同刚才范老师讲到社会治理要有先进的理念，也要有先进的方法和工具，要发展社会治理工具的研发。因为我本身是搞自然科学的，对于引入科技工具和手段方面，我可以做一些推荐。
我先举一个科技工具在社会治理中能起到很大帮助作用，解决用传统手段很难办到甚至无法做到的例子。上周我打车去投资大厦，无意中和出租车司机师傅聊起来，我问出租车师傅开车多少年了？他说开了20年，我问现在开车有什么不同？他说以前他们出租车司机驾驶座位旁边，有个能弹起来保护司机人身安全的弹射钢板，现在深圳治安好了，没有了，看上去和坐上去都舒服了很多。我问那遇到打劫或者小偷，现在还怕吗？他说已经不怕，现在出租车上基本都安装了24小时录音、录像的安防摄像头。昨天他从深大西门到北门的时候，拉了一个人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用墨镜遮着眼睛的人。他当时就很害怕，赶紧把安全带悄悄解开，准备随时把门打开跳出来。打车人最后有把钱给他，只是少给了三块钱。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接到警察局的电话，问他昨天是不是拉了一个人，他马上把昨天那个人的情况详细报告给了警察。应该是公安系统通过他车上装的摄像头，用脸识别技术监控到了这可疑的人。我问他觉不觉得现在深圳的小偷和打劫得人少了？他说是，现在人们出行基本都用刷支付宝、微信支付，钱包里没现金，甚至不带钱包，小偷没得偷，就改行了。如果改行打劫，逼着受害者用支付宝、微信支付转账，但通过转账，公安就能查到转给谁了，很快劫匪给逮光了。这个例子说明，科技手段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政府领导人提供便利的施政工具。感谢微信和支付宝，把小偷和打劫份子给“治”了，光“治”还不行，坏蛋还是要做坏事的，社会也需要“理”。无线网+互联网+百度+手机能够让人们方便地在网上免费自学，学习之后，可以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工作养活自己，通过教育可以把坏人逐渐变好。科技工具可以用于帮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机制，好的社会机制又可以让坏人变好，先进的科技术工具可以很好的用于社会的“治”和“理”。
接下来是建议，如何把科技工具用到社会治理上。刚才我听到人大谢常委讲到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出现的一个难点，就是民众对政府推出政策的解读不够，而政府领导又很难用传统方法了解民众的实际情况。我的建议是，可以参考北京海淀区、广东省科技厅、新华社等做大数据舆情系统的做法，用大数据舆情工具帮助政府领导及时、准确的了解民情，比如说今天新闻发布会上了新闻后，通过大数据舆情系统，可以及时的知道这个文章在发表了后，被转发了多少次，多少人阅读了，正面评价是多少，负面评价是多少，热度情况等。大数据舆情系统可以让领导很容易在手机上迅速看到昨天的讲话，现有多少人赞同，有多少人反对，有多少人有意见，了解这些情况，非常有利于我们政府和领导根据民众对政府推出政策的解读情况，改进和调整措施，达到最佳的政府施政效果。如果苗书记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帮忙引进政府施政大数据舆情系统到龙华区。
第二个建议，前面范老师讲到的在社会治理中，基层党建的重要性，我刚才介绍的大数据舆情系统，是用于社会治理中的“治”，“治”是表，“理”是本。如何借助科技工具，帮助基层党支部进行有效的党建活动，发挥堡垒作用？我们可以学习大禹治水的方法，对社会负面因素进行梳“理”。这方面我推荐可以参考浦发银行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推行智慧党建的做法，建立数字化移动党支部，通过智慧党建系统，了解党建数据，比如了解党员交党费情况、活动情况、学习情况、思想变化情况等，有了数据，就可以根据数据进行科学地、系统地制定提升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措施。尤其现在党员的流动性非常大，如果这些党员大学一毕业，到了国企、央企、政府没问题，到了众多的小型民企、外企或创业，这些企业没有党支部，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党组织生活，党员就会变得很分散，党组活动很弱，有些党员很快失去了实质性的与党组织联系与沟通、更谈不上党性学习了，这很容易导致党员思想的退化，是非常危险的。在这方面，如果龙华区想借用科技手段提升智慧党建体系，我们可以帮忙把这些方案建议给到龙华区。
第三个建议，仍然是社会治理中的“理”。建议可以引入国外一些先进的创新模式与科技结合的工具或系统，用于把民众只是唱歌跳舞的社区自娱自乐的社区活动，引导到能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提升公众服务社会、回馈社会、互助互爱的公民意识上来，提高民众的精神诉求和文化素养，我们的社会水平也随之提高了。我在国外工作了一些年，了解到瑞士和美国的时间银行做得非常棒，美国社区公益时间银行已经有几千家，中国才六七家，而且远没有美国做得好。其实龙华区可以先行先试，把公益事业通过搭建一个区级时间银行平台，组织志愿者、义工到这个平台上来，通过政府支持的公信力比较高的公益平台，方便需要被救助的人得到及时的帮助。比如在时间银行上开展法律援助、少儿自闭症脑改善、残疾人就业、老人帮扶的等公益活动。志愿者、义工可以把做公益的时间在这个平台上存起来，志愿者存在平台服务社会的100个小时，取出来转给父母，父母就可以享受100个小时免费的其他志愿者的公益服务，当然存到自己老了时，取出来用也可以。如果深圳想试点建设时间银行公益平台，先在哪个区进行试点推行？这个还需要请示刘秘书长，如果龙华区有兴趣先尝试，我们再商量，我很愿意支持政府推动建设公益事业的模式引导社会治理。谢谢大家。
魏建华 美国前沿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智库百人会成员
总结发言
李罗力：寄望龙华创造可复制推广的社会治理样板
今天我们在龙华区社会治理公益服务中心举办这个社会治理龙门阵研讨会，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大家都有很多精彩的发言，我深受启发，在这里也谈几点感想。
第一，通过我们马洪基金会到龙华区公益发展服务中心举办这个研讨会，说明我们龙华区在社会治理方面走在全市的前列。而且龙华所创建的这个社会治理公益服务中心，目前也是深圳市唯一一家有关社会治理的服务中心。这次研讨会又来了这么多专家，大家做了非常好的发言，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对于如何做好社会治理特别是共建共治共享做好社区治理这个方面，谈了很多非常好的观点、意见和建议。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各方面都能提高，对于扎扎实实地推进这项工作，也有很大的好处。从这点来讲，对马洪基金会也好，今天与我们共同参与的市决咨委公共政策组也好，都是重要的学习，重要的提高和重要的促进，这是第一点。
第二，作为马洪基金会来讲，这几年我们特别强调在社区治理方面下工夫。大家都知道，我和南岭秘书长多年都是做改革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尤其是我到了作为改革排头兵的深圳经济特区来工作，更是以改革为己任。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新阶段，我越来越觉得推动社会进步，尤其是做好社会基层的民主，基层的治理和社区的治理，对于中国的改革大计具有实实在在的重要意义；对于推进中国的社会民主法制建设，同样具有实实在在的重要意义。我认为，我们整个国家进步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就是基层的进步、改革和变化，这是一个我们国家的细胞改造工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来推动整个社会进步发展的过程。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强调做好社区治理的根本意义所在。
第三，习总书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对人民的承诺，就是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我认为，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让人民能够真正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真正实现政府公共政策均等化。而要实现政府公共政策均等化，很重要一点就是在社区治理这个层面上落实老百姓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换言之，政府公共服务中，老百姓要解决的问题往往体现在最基层的环节上。而做好社区治理，就是实现政府良好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所以我觉得，我们马洪基金会推进社区治理这个工作是非常光荣、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也正是为什么近年来我们始终不断地强调做好社区治理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第四，刚才范军讲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治理龙门阵的格局，当然，理念很重要，但是如何实现良好社会治理的方法和路径更重要。今天会上专家们都讲了很好的有关方法和路径的观点。我认为有三点特别重要。一是要建立和完善社区治理的机制，只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很好的社区治理格局才有可能可持续地发展，不会因一些关键人物的变更而出现步调打乱和退步。第二点就是在社区治理中关键是要搞好协商民主，不能长官意志，不能少数人代言，不但要发动公众参与，还要能够非常好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且通过很好的民主协商达成共识。这一点南岭秘书长讲得很清晰了，我完全赞成。第三点就是资源共享。现在社区治理中很大的问题就是“多头抓，碎片化”，党委和政府抓社区治理的各个部门自成体系，各有各的套路，各有各的资源，不能形成资源整合，甚至互相顶牛和扯皮，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和系统，不但影响了社区治理的实效，而且造成了资源浪费。所以在社区治理中，如何真正实现资源整合，如何在社区治理中形成党政各部门政策措施和治理方法、渠道的有机衔接，这是一个解决当前社区治理发展进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认为，只有解决了以上这三点，才可能在龙华创造一套社会治理方面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这样对于推动全市甚至全国的社区治理进一步大发展才有重大的和根本的意义。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研讨会。希望今后与各位专家在推进我市社会治理进一步发展方面，形成良好的合作。
李罗力 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创会理事长、市决咨委智库建设与公共咨询组组长
苗宁礼：共同推动龙华区的社会治理
很有幸参加今天下午的社会治理研讨活动，收到邀请函的时候我几乎是不假思考就决定参加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很多熟悉的老领导、老朋友到龙华来，指导龙华的社会治理，我有责任也有感情来参与。第二个一看名单，有这么多专家和专家型领导，十分难得，研讨活动一定很成功，我要这次学习的机会。果不其然，对我来讲，今天听了一堂社会治理方面的大课，而且是多个专家联讲的大课，信息量很大，收益很大。作为学习体会，我谈三方面的内容。
一、表示感谢。感谢20来位有思想、高水平的领导、专家一起来到龙华研讨和指导社会治理，大家的睿见，对于龙华的社会治理工作来讲意义非同一般。同时，也对组织这次研讨会的马洪基金会和公众力表示感谢。
二、很受启发。十几位智者的演讲，个个充满真知灼见，是多年工作经验、研究成果积累的结果，从多个维度给我们启示，涉及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总格局、社会治理参与渠道，还有制度建设、公共政策和民生服务等方面，视角很大，此外还有具体的项目建议。对于我们打开思路以及做好社会治理实际工作都很有帮助。这里我也概括一下，至少给我有三个大的启发。
一个是社会治理要坚持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今天有好几位同志谈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有必要，这是保证社会治理政治方向的需要，能使我们不走弯路，不走走不下去的路；同时对加强各方面资源的统筹协调有直接作用，因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这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社会治理要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共建共享，如果没有党组织发挥作用，我们很多工作难以整体开展，所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这是社会治理工作面临的现实，也是优势，我们要把优势发挥好。
第二个是坚持多元参与。治理和管理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治理是多元参与，只有多元参与，才能把社会管理升级为社会治理。在多元参与之下，能够调动各方面力量更充分地实现增量治理，单一的公共部门供给是有限的；能够针对需要实现精准治理，服务对象参与进来变成建设者，帮助我们更准确地了解对应的需求，使治理有更准确的方向；通过治理过程中的参与与协商还可以实现更有效的治理，与单向的管制式的管理来比，如果能有协商的过程，能够有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过程，这个管理的效果预期可好。从这几个方面来讲，要坚持多元参与，要动员党组织、行政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居民个人、社会组织等等一起参与。为此就要把参与的渠道建立起来，持续地利用起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第三个是要坚持在治理中做实事。刚才罗力理事长、南岭秘书长说的，我们搞治理不是搞概念，也不是搞噱头，也不是跟风。要通过治理提高社会的治理水平，提高民生福祉。在推进社会治理中，我们要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工作，要以回应居民需求和解决治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着力点，多做一些实事。要把机制建设与实事建设相结合，在平安建设、民生服务、文化建设、环境建设、智能化建设等方面做一些实事，以新机制促进新福祉。
三、共推实践。这也是一个期望，盼望我们一块共同推动龙华区的社会治理。龙华区委区政府对社会治理非常重视，刚才庆光同志也做了简单的介绍，区里推开了一批社会治理行动。去年围绕产业社区铺开了九个点的试点，今年是围绕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建设选了一个街道作为先行街道，又选了三个社区作为先行社区，工作已经启动。同时又建了一中心一联盟，大家看到的这个中心，还有一批治理类社会组织参与的社会治理联盟。当然许多部门和各街道、各社区也都推出了一些各有特色、数量不少的治理项目。但是和社会治理的应有要求相比，我们区的社会治理工作还任重道远，需要改进和加强的方面还很多。今后一个是区里自己继续努力，另一方面要请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社会组织更多地关心龙华的社会治理，指导和参与龙华的社会治理。
说到参与，今天参加研讨的社会组织比较多。我这里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有两点想法，不一定对，但也说出来作为交流。作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的时候，既要做供给性的项目，也要做组织性的项目，社会组织不仅给服务对象提供服务，还需要做一些组织服务对象自我服务的项目，只有这样每一个人既是分享者又是供给者，我们才能提供更多的服务，才能提供更有效的服务，也能培育大家的社会责任感。刚才有专家讲到拖车协会，把拖车司机组织起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同时协会作为司机的代言人，有什么诉求有一个规范的渠道有序向政府提。再比如说平安建设，既需要政法部门尽好责任，还有怎样组织物业公司的人员，怎样组织我们的居民，怎样组织平安志愿者一块参与，共同促平安。还比如说街上的卫生，怎样组织商家搞好门前三包，也比如说社会诚信，怎样组织商户自我约束，把大家都组织起来。这就是要做好组织性的项目。
还有一点，既要做个性化服务，也要做基本服务。不但要服务特定群体、做特色事，还有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共性服务，我觉得也要积极参与进来。比如刚才说的平安建设。还有治水提质，已有一些社会组织，担任民间河长，巡查、监测，给部门提供信息和建议。还有交通安全方面，怎样加强居民的出行教育，做好一些引导。我觉得这些基本、日常的共性服务很值得参与，在参与当中更能体现社会价值，也更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欢迎。
苗宁礼 龙华区委副书记、龙华区政法委书记
主要媒体报道
一到开学学位就紧张怎么破深圳探讨社会治理资源整合
南方都市报 2018年07月11日 张小玲
因为学位配置或一些教育政策本身的原因，深圳一到开学学位就紧张。今日在龙华区举行的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研讨会上，有专家认为，现在社区治理很大的问题是碎片化，不能形成资源整合，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系统。
部门之间条块分割 协同起来有难度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龙门阵》龙华区主题研讨活动今日举行，与会专家们探讨如何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公众力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范军认为，现在社会治理格局存在几个难题，比如社会治理探底难，一到开学有很多学位紧张矛盾，各种突发性的矛盾，因为学位的配置或一些教育政策本身的原因，未来在社会治理之间怎样能够探底，像潜水一样把社会发展的很多内容带出来。
另外，社会矛盾需要短时间化解。每个区都有很多调处平台，但是从源头化解这些矛盾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协同起来有难度。怎样共建互为中心、互补的方法，怎样以各自部门为中心做协同。“现在的治理都在末端，哪里出了问题就去做哪里的事情，能不能及早预防，比如对失业者的救助，还有家庭关系的矛盾需要从生活教育等导入。”范军认为，眼前的问题可以解决，但长远来看需要预防。
马洪基金会理事长李罗力则认为，中国做社区治理要形成自主机制可以可持续发展。“还要协商民主，资源共享，现在社区治理很大的问题是碎片化，各有各的资源，不能形成资源整合，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系统。”李罗力建议，真正在龙华创造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这样才有意义，否则只是解决一个点的问题。
让服务对象参与进来变成建设者
“治理和管理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治理时多元参与，只有多元参与，才能把社会管理升级为社会治理，才能调动各方面力量更充分地实现增量，单个政府供给是有限的，也才能针对需要实现精准治理，服务对象参与进来变成建设者。”
龙华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苗宁礼则认为，才能使治理更有准确的方向，也只有通过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协商实现更有效的治理，要坚持多元参与，要动员党组织、行政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居民个人、社会组织等一起参与。苗宁礼还认为，要坚持在治理中做实事。通过治理提高社会的治理水平，以回应居民需求和解决治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着力点，包括在平安建设、民生服务建设等方面多做一些实事。
社会治理该怎么做？这个区请跨界专家摆了一个“龙门阵”
南方日报 2018年07月11日 张玮
“社会治理应开启‘源治理’思维，少在末端和外围打转”“服务对象参与进来变成建设者，才能帮助政府更准确地了解公众需求”努力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是当前深圳社会治理工作的主基调，7月11日，记者从深圳市马洪基金会获悉，该会联合龙华区社会治理公益服务中心组织开展“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龙门阵”活动，邀请跨学科、跨机构、跨领域、跨界别的社会治理专家探讨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不能只是唱歌跳舞，要解决居民实际问题”
“社会治理要格外关注共建过程中的外部性效应，应有效抑制负外部性、合理引导正外部性。”深圳市公众力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马洪基金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范军解释，外部性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其中，负外部性是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性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社会治理共建应在法治框架下，确定各个主体在主张行使自身权力时，尽可能对其他群体产生积极的公益价值，尽量不产生污染、侵害、影响其他群体利益的事情，避免社会冲突和公地悲剧的发生。”范军说。
范军还呼吁社会治理应开启“源治理”思维，少在末端和外围打转。“比如，对于环境污染冲突，需要从生产者和生活者责任入手；对于失业者救助，需要从支持性就业体系和能力开发着眼；对于家庭关系矛盾，需要从生活教育内容和亲密关系调适导入；对于残障人士关怀，需要从残健共融和残疾预防发力等。”范军说，“早期干预、源头预防、微观赋能、上游引导、积极福利、敏捷响应”等应是社会治理的必修课。
深圳市决咨委智库建设小组组长南岭认为，社会稳定是以研讨社会治理为前提，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同时，南岭提醒，讨论社会治理的同时，还应该在制度上做文章，比如进一步探索业主制度、社区制度等，“现在有时是存在制度建设跟不上治理的问题”。此外，南岭还直言，社会治理不能光是跳舞、唱歌，要在协商民主上下功夫，多关注医疗、教育等公共话题，以回应居民需求和解决治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着力点，多做一些实事。
“服务对象参与共治才能使政府治理更有准确方向”
龙华区委副书记苗宁礼表示从研讨活动中得到很多启发，特别是“坚持多元参与”。“治理和管理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治理是多元参与，只有多元参与，才能把社会管理升级为社会治理，才能调动各方力量更充分地实现增量。”苗宁礼说，单个政府供给是有限的，需要针对需求实现精准治理。而服务对象参与进来变成建设者，才能帮助政府更准确地了解公众需求，使治理更有准确的方向。
另一方面，苗宁礼认为，只有通过治理过程中的参与与协商，才能实现更有效的治理。“与单向的管制式管理相比，如果能有协商的过程，能够有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过程，这个管理的效率预期将更稳定。”苗宁礼表示，将进一步动员党组织、行政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居民个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一起参与社会治理，并将建立起参与渠道，且持续地利用这一渠道。
据悉，龙华区社会治理公益服务中心是龙华率先在全市成立区级社会治理公益联盟之后的又一创新之举。该中心作为龙华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总面积近300平方米，内设“共建剧院、共治圆桌、共商茶座、法治空间、心灵氧吧、轮值卡位”等功能区域，是整合社会治理重点领域集于一体的综合枢纽型的服务平台。
今后，该中心将为在龙华区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提供交流共享、项目交易、资源对接服务的平台，探索建立政社对接、社社对接、社企对接、社媒对接等社会治理对接机制，推动形成社会治理强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