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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报告会

刘世锦|供给侧改革核心在要素市场

更新时间:2016-11-29

 

    【深圳商报记者|刘双】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2016年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马洪基金会理事、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分析认为,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应集中于要素市场。要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再平衡”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是以问题为导向,供给侧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取决于中国目前经济运行和发展态势。

 

    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这背后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由此也可称为“转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平台上的供求平衡。

 

    这种情况下,以往长时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出口的高增长也由于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而难以为继。

刘世锦表示,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并引发了PPI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最新的PPI已达-5.9%,导致了中国式的结构性通缩。

 

    “与增速下行压力相比,更具挑战性的工业企业利润超过一年的负增长。”刘世锦说,利润负增长非同小可,持续下去将会加大金融财政风险压力。最新数据显示,这种负增长仍在加剧。分析显示,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建材等过剩最为严重行业在PPI和利润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额。


需高度重视并加大力度减产能


    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达到中高速增长平衡点,将会有两个“底”。

 

    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

 

    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这个“效益底”的出现,直接取决于减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滞后于“需求底”迟迟不能出现,经济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刘世锦分析指出,摆脱这种困局,首当其冲是高度重视并加大力度减产能,同时解决其他领域“低效率洼地”问题。

 

    “这就涉及到需求侧政策的局限性。”刘世锦说,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所谓“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会导致误解,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他进一步解释,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

 

    例如,对一个时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现象,主张放松货币的声音很大。向成因看,中国目前的通缩与某些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通缩全然不同,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而是源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结构性严重过剩。对此类通缩,仅是放松货币不大可能有效,这正是近些年连续降准降息,但过剩问题有增无减的原因所在。

 

    刘世锦提到,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大背景下,需求侧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内增速下滑过快,而不可能通过刺激政策使过剩产能不再过剩。这个“度”过了,所刺激起来的很可能是短期内无现金流和经济效益、长远效益和社会效益也难以确定的低效或无效投资。

 

    另一个同样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注意力放在需求侧刺激上,很可能错过减产能、实现转型再平衡的有利时机。

重点改革领域集中在要素市场

 

    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由此显而易见。

 

    刘世锦认为,供给侧改革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地说,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过剩产能,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细,提高附加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

 

    第五,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刘世锦表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的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刘世锦特别提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

     他说,中国经济转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增长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相当复杂,在特定增长状态下,存在一个最优结合点。只要企业盈利处在一个正常或改进的状态,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就不会成为很大问题。因此也可以说,供给侧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企业盈利水平将是一个关键的度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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