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济转向新常态，张维迎说套利，我更愿意用模仿、跟随。我们用比较优势下的模仿和跟随发展了35年，进入新常态以后，大家共同意识到了过去发展基础发生的变化，发展路径也要调整，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要讨论“什么是创新？”要把创新要说清楚其实很难，维迎教授讲的创新基本上是界定在源头创新上，假如说我要界定创新，我觉得模仿、跟随可能都属于创新，只要过去没有，现在有了，都可以是创新，但这是你模仿别人的，或者把别人的创新本土化。
对于中国而言，从模仿创新走向源头创新，最好的例子就是华为。华为从模仿起家，从一开始就盈利，巨大的盈利，当他走到越来越高的时候，华为就开始不断向高端走，走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在中国科技大会上华为讲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华为在创新中遇到迷惑，因为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跟不上，所以后来很快就出现了一个重大新闻，法国人宣布华为在法国设立了华为数学研究院。华为的通讯其实就是算法，就是数学，现在他走向了一种完全纯理性化的道路。
我们定义创新是很难的，但先定义什么不是创新可能比定义创新要容易：首先创新不是科学发现，因为科学发现是没有奖惩的，诺贝尔奖一百万，那谈不上奖惩，你不创新也没人惩罚你，没有一个教授说因为自己得不到诺贝尔奖被惩罚，所以创新首先不是科学发现，科学发现不涉及到市场行为，创新实际上是市场行为。其次创新肯定不是因循守旧，创新要每天不断地变化，只要有小的变化，这就是创新。第三，创新肯定不是心血来潮，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肯定不是创新。四是企业的创新一定不是个人行为。
由此，我们可以把创新描述成：和科学发现相关，是科学发现的市场化、产业化，采用一定的技术、商业模式，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就应该是创新。 当然创新有高有低，创新一定是企业内部有组织的系统性的行为，企业家在这里发挥具有洞察力、想象力和组织力的作用。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高效的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为什么是一个创新型国家，而另外一个国家不是创新型国家，其实在于一个有效的奖励机制。
当然，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有创新，这就是维迎教授讲的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看到前苏联发生过大量的创新，但是他不可持续，一个可以持续的创新一定是在市场上能对企业的创新行为和不创新的行为有奖惩。那创新创业是什么？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什么？就是更市场化的改革，没有市场化的改革就不可能产生一浪接着一浪的创新浪潮，也不会有由低到高的创新过程，如果华为当年没走出去，窝在深圳的一亩三分地里，那绝对不会有华为，参与全球最高端的竞争才会有今天的华为。
创新活动存在很典型、很明确、很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别，世界上能数到的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都是不多的。创新是一种制度、技术、人力资本高度契合的产物，它需要一个好的空间环境，一方面是在一定空间里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和政府的行为有关，合理的政府行为，合理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于其他的创新要素。
我们走向新常态的过程，维迎教授总结为套利性走向创新性的过程，这一点我们没有分歧，描述方式有一点差别。当我们迅速扩张，变成高成本、低利润的时候，就要突破陷阱，走向高成本、高利润，这样就是华为。当有人说华为是靠低价倾销占领市场的时候，欧洲人说不是，华为在欧洲卖得最贵。我们没有人说德国的东西便宜，但是德国产品的性价比很高，现在家装都要德国的东西，我们自己的产品装上一年就断掉了，德国的比你贵五倍、十倍，但是十年不坏。
创新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华为从20几年前七八个人，从买卖交换机开始，然后装300人的酒店交换机，再就是万人交换机，最后走到今天。他从模仿、跟随走到源头创新。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新常态是什么？从发展阶段上来看，应该是改变我们传统的模式，靠廉价、靠大规模制造走向高价、高利润、定制化制造，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发展模式的创新和企业的创新。
创新是怎么样发生的？怎么创新？《共产党宣言》里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马克思的分析是这样，首先有分工，有了分工就有交换和竞争，所有企业要想竞争获得生存，一定要获得比平均剩余价值高的那块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过渡到行业间就变成平均利润率，假如说有一个公司能持续获得较高的平均利润率，这样的公司就是优秀的公司，引领着行业的技术和管理标准。企业是怎么发展的？年轻的同志不太理解，我这一代是读《资本论》出来的，马克思给的最大的概括是资本，就是大企业的产生。垄断创造巨大的规模收益，垄断存在域值，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创新就停止，资产外壳被炸毁，这就是他的逻辑。
我们还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的产量被一两个大公司垄断，每个行业里其实都出现多个寡头垄断，它是竞争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分工细化的程度让一个巨型的垄断企业全部生产是不可能存在、不可能存活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变成这样的模型是很简单的，规模收益大于1，完全竞争没有规模，规模和收益无关，马克思发现要在市场竞争中超过平均剩余价值，占到超额剩余价值和剩余利润要靠规模，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利润上升，过到一个值域以后，这样的公司就没有竞争力。当没人和他竞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改进技术的。只有竞争才会改进技术，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他证明了竞争、规模竞争与收益递增相关。
我们再看到目前为止影响很大的熊彼特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就是创新过程，什么是衰退？当一个高潮结束了，经济就停止，等待另一个高潮，熊彼特归成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样的观点，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垄断、竞争的基础，垄断消灭不了竞争，只有行政管制才能消灭竞争。我们可以看到竞争性的创新过程，熊彼特70年前的基本思想都纳入经济学主流，只有一个即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作用在主流经济学里是没有的，20年前维迎教授和盛斌秘书长写过一本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概括企业家作用，到现在为止这本书在国内还是领先的。
如何把一个企业家纳入主流经济的均衡模型，到目前为止没解。很难说企业家怎么均衡，也很难说企业家怎么培养，企业家可能是天生的，可能是后天的，可能是各种机遇。他和竞争有关，产生企业家的原因太复杂，但是其实要知道，拥有企业家的城市，拥有更多企业家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创新的国家。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企业创新靠企业家引领。我们现在不可想象，没有任正非华为会不会有过去二十年？我们一系列的优秀企业都可以找到他的代表。
创新过程中，我们要看到有两个重要的效应，一个是创新扩散的速度，一个是创新扩散的范围。扩散的速度来源于Baumol的新书《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他指出，过去一百年创新被有效竞争者进入打破，变成十分之一的概念，一百年前一项新技术出现，33年之后才能有效的竞争者，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进步比现在慢很多，垄断比现在面临的垄断要强很多，大企业不会有更加积极的创造性。到现在为止就是3.4年，维迎教授讲，微信一年不更新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出来，可能这个企业非常非常小，但足以打败一个巨大的庞然大物，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
创新的范围，一项技术能被多个领域采用，他就扩大了范围。我们其实可以想象，深圳过去十年、五年，创新爆发靠的是什么？是“速度+范围”。一个行业迅速向一个先进技术靠拢，多个行业迅速采用这样的东西，比如这样一个东西在深圳是什么？数字，在深圳就是数字革命。深圳通讯业是数字；深圳的细胞科学、基因组学是什么？是数字，生命是可以计算的，人的细胞是可以改造的，都是数字。材料科学是什么？材料是数据，是可以算的。当深圳具有巨大的产业基础和数字能力时，大量的产业突然涌现在深圳，深圳就会从传统的交换机，最后创造出移动通信的新一代，向材料科学、生命科学迅速扩展。深圳另外一个正在崛起的绿色低碳产业也是数字的，为什么？因为它首先是非常核算的，深圳是全国拥有绿色建筑最多的城市，为什么最多？这可以算出来，是大规模的计算过程。深圳搞低碳城，低碳城要创造新的标准，这样一个新的标准在传统增长下耗能多少，过去钢筋混凝土能耗多少，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计算过程，导致一个产业快速在多个行业之间的过渡。
深圳的经济增长中60%来自于创新，上海可能是55%，其他城市大概只有10%，这就是我们决定一个空间上的效率。如果全国有12个这样的城市群撮合，就是全国创新速度和范围引起的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很大。实际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如何理解创新速度和创新范围，创新速度怎么产生的？创新范围怎么能产生？我在这里尝试这样做。创新和分工肯定有关系，你的核心竞争力是垄断，那你创造了一个门槛，别人不能像完全竞争那样随便跨入这个门槛，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创造垄断，技术在不断的变化中， 3.3年到3.4年，新的竞争者很容易进来。一个领域可以有很多的竞争，只要你不打破技术，垄断就会被打破。所以分工必然要求合约制、契约精神，你要想发展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分工关系，一定是合约。其实这一点在深圳看来是最清楚的。华为公司不是华为的，是华为系，中兴公司不是中兴的，是中兴系，比亚迪公司不是比亚迪的，是比亚迪系。大家可能不知道，比亚迪是华为的供货商，华为的手机可以做出大屏幕窄边的创新，这个块是谁生产的？比亚迪生产的，大家都知道比亚迪是做新能源汽车的，但比亚迪的IT也非常强大。
我们回想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2000年初期，中国的手机业集中在哪儿？集中在天津的摩托罗拉和北京的三星，现在中国大概有10亿只手机的生产能力，8亿在深圳，靠的是创新，2000家和手机有关的公司，大家分工合作，保证履行合约。第二个是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关联，你可以视华为是个垄断公司，也可以说华为是开放的公司，为什么可以这么理解？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数字，2014年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全球排名前25的，美国有6家，合起来是8100件，中国有4家，合起来是8060件，中国4家就是深圳4家，华为、中兴、华星光电和腾讯。2015年全球排名前30名美国有8家，深圳还是4家，深圳这4家和美国的差别还是600件，深圳占全国的48%。
华为需要很多供货商，需要一级、二级、三级供货商，专利本身是赚钱的，专利变成一个生产标准，华为是垄断的还是开放的？在我看来，华为是开放的，只要你进入我的供货体系，我的生产标准向你开放，进入华为一级供货商体系的就是中国上市公司，华为的专利不断更新，技术标准不断提高，华为系企业同时享受到华为同等的技术开发团队，这就变成了速度。
其实中国证监会还是干了很多好事的，比如说这件事：中国证监会要求一个公司上市，你的供货对象不能是一家，至少是三家，这三家的含义是什么？过去华为说你给我供货不能给中兴，富士康说你给我供货就不能给比亚迪供货，因为是三家，这个就打通了，结果深圳的企业变成同时可以享受上面几家大公司的创新成果，并入了开放、创新的体系，这就是分工，产业、垄断、开放。这样的开放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深圳和全国出现了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特征就是企业和企业、产业群和产业群之间的快速整合，一项新的专利技术的产生在深圳扩张的速度极快。曾经有专家跟我说，深圳没啥，一年一万多项PCT专利，90%集中在这四家企业手上，你不是很危险吗？一家搬走你就没了。我说最大的问题是他搬不走，因为他的生产体系在深圳，他构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或是产业群，在这样一个产业群下的配套是最有效的。我们可以看到深圳很多小企业，在某个细分产业中在全国名列前茅，销售额上亿。现在都是触摸屏了，以前用笔写的时候，我看过一家企业，这个笔就是一年2个亿的销售收入。总之大家享受着巨大的分工、合约、可执行度和产业之间的关联度。
科比特航空创始人、总经理卢致辉，33岁已经有了12年的创业史，他是哈工大威海校区的学生，成绩一般，动手能力极强。他大四的时候跟老师说，让我在学校实习不如去深圳，他在网上看到一个招工启示，来了就知道是大疆，那个时候大疆加上他才三个人。无人机的市场是什么状态？去年在全国大概是8个亿的市场，今年是32个亿，三年之后240个亿，是一个巨大的爆发趋势。目前这个市场的主体、创新的主体和产业主体都在深圳，这是深圳过去没有的东西，突然有一天深圳就成了世界无人机的生产中心了。我就跟他请教，说你给我讲一讲怎么就成了中心了？他说其实这是一个历史，深圳无人机发展是从小航模起来的，小航模到大航模，到前年全球的航模都在深圳，没有品牌，就给人加工、代工航模，突然有一天深圳的航模和电控连起来就变成无人机了，无人机之后为什么在深圳？广州也有，广州的无人机公司慢慢向深圳迁，为什么？他给我讲了几个根据，这是业内专业人士的判断，肯定比我说的准。他说无人机公司产业要成长，一个核心是碳纤维材料，这个材料的行业占整个无人机产业的70%，因为没有人就可以做很多危险的过载动作。只要手和电驱能控制就可以做连续翻滚的运作。过去依赖于自行车，依赖于汽车改装，到目前为止这个行业变成深圳无人机的绝对主体，碳纤维材料变成深圳领先于全球的产业，但这个产业在深圳可能留不住了，加工中有粉尘，喷漆时有污染，深圳慢慢要把他赶出去，赶到东莞、惠州、中山，这就是深圳大都市的产能扩散。第二个是航空铝后加工处理，这个产业和手机壳和消费类电子的壳有关，这样一个产业其实并不是无人机独有的，他更附着在其他产业上，因为深圳的手机和家电极为发达，这个产业在深圳很强大，别的城市要搞无人机，他就没法做。第三个是特种塑料，大概又占到15%，这个产业基础比较好，也和手机有关，这就是跨界整合。第四个是锂电池，深圳是新能源领域、电池领域最发达的。磁性材料只占2%，但是核心部件，基本上是深圳的独门绝技。无人机产业在深圳的爆发，以上三个产业不可离开，本来是其他产业的配套。到目前为止，深圳的无人机产业和配套之好是全球之最，没有之一。
所以，扩散的速度和范围，决定一个产业的迅速崛起。深圳有很多产业淘汰了，但出来的比淘汰的还快，我们就在成长。相通的科学技术和无边界的增长，最简单的就是数字，数字化造成深圳无边界的扩张，数字技术是基础。贵阳在做大数据，在我看来贵阳是大数据储存城市，因为他的电便宜；深圳是大数据搜集、处理中心。深圳有多少大数据中心？最大的应该是深交所，几千家上市公司，这是最大的数据公司；第二大的数据公司可能是华大基因；第三大的数据中心是我们自己的超算，华为和中兴还不算，我不知道他有多大，我想象不出来他有多大，基本上六年前的时候，华为和中兴可以做到重要的通信装备在华为坂田的指挥部，可以看到出口重要装备的运转状况，你说他每年生产这么多设备，实时运转状况都可以监控，一台主机出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不用派人，远程修复，这是五六年前就做到了。
深圳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大家共同用一个数字技术，只要你搭上数字技术的边就可以迅速膨胀。大疆公司的一半是数字，大疆号称是无人机里摄影最好的，摄影里的无人机最好的，所以有人说大疆是航天产业，很多人都笑了，他就是玩具产业。但是很重要，他的扩展可能是无限的，飞到150米高空时飞机是抖动的，他传回的画面是水平的，同时可以传出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是抖的，一个是水平的，大家在想怎么能看到水平的？一个三脚架，无论怎么晃，最底下架着摄象头那端就是水平的，这就是一个算法。这最大范围的应用是影棚应用，拍动作片，打斗翻滚完了还是水平的。我们这座城市看起来最核心的东西是追上了世界数字革命的潮流。
在这个潮流下，政府还是很有用的，比如说合约可以执行。深圳人都知道，10年前深圳人都为罗湖商业城苦恼，老外元首来了，夫人就要去罗湖商业城，大量买A货，那个时候我们天天打也打不绝，现在没了，罗湖商业城转型了，为什么？大家都重视知识产权，今天你会侵犯别人的，明天别人就会侵犯你的。所以深圳是一个非常合规的合约性的城市，国内这样的城市不多。深圳市政府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凡是和数字有关的产业链条环节都补齐，不断的补短板，无人机中的五个行业，缺一不可。深圳政府过去二十年、三十年或是十年最致力于补足这个短板。我们可以看看创新的类型和创新的支持政策，如果按照模仿、跟随到引领创新来看，其实创新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企业都在发生。这样的发生过程中，创新至少有三类，一类是循序渐进，比如说发动机，其实刚刚产生发动机的时候，燃料有效的消耗效率只有5%，现在内燃机可以做到30%，有很多人为什么反对新能源汽车，他说还有60%多的内燃机的效率没发挥，只要把这个不断发挥就没必要搞能源汽车了。第二个是推倒重来，深圳出现大量的例子，企业彻底转型。比如王传福，他跟我说为什么我坚定新能源汽车，他说新能源汽车是内燃机做不到的，下雨天都说司机要小心防滑吧，为什么下雨天滑、车会翻？无非踩一脚刹车，因为地面的湿和滑不同，踩一脚每个轮子的着地是一样，他处在不同的湿滑点，但有的轮子会失控。假如说有一天，我的车是电动车，刹车一踩，轮子接触地面马上知道这个地方是滑的，轮子贴地面的接触面就会调整，新能源汽车不在于他们说的内燃机，而在于未来走向智能化，汽车会变成人工智能，我觉得这是推倒重来。
我们不断讲工匠精神，精益求精也很重要。我们这个国家、城市应该说还是很缺乏精益求精精神，我经常和大家讲徐匡迪到深圳的故事，徐匡迪从上海退下来到工程院当院士，那天我陪他，在深南路上有一个车冒着浓浓的黑烟，他就说了一句，真煞风景。我说徐市长，深圳和上海是不能比的，我们管理还很粗糙。我一开始以为他会客气，后来他没有，直截了当的说，那是当然的。然后告诉我，上海人从小知道什么是精细，广东是什么地方，是洗脚上天的地方，你们还没经过一代工业化的洗礼，这种精细是你们无法理解的。我为什么觉得深圳和上海还很远，英国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我们的工业化过程还很远，没有这么简单，我们深圳跳得快，无非跳过了精细、精密加工的若干环节，但其实差得很远。
深圳为什么可以走得那么快？深圳采用的是模块化方式，一开始讲模块化的时候，我们都说那是血汗钱、装配线，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清楚，到一条装配线上看到就是女工插件，我十多年前去深圳一个硬磁头厂，当时是亚洲最大的硬磁头厂，这个厂子的招工条件是这样，女性18到22岁，男性不要，满厂都是女工，她们在一个车间里面就做一件事，就在显微镜下拿一个镊子挂弹簧，这是人工智能做不到的，只有18到22岁的女孩适合这个工作。当时我们说模块化就是这个。其实大家忘了一个东西，模块化是分工分到底的东西，分到一个动作，当我们把这样的分工分到底，深圳的合约精神就成功，深圳很多企业出去玩不转，找不到这样的人做这样的工作。深圳把模块升格，我不装这个模块，我设计一个模块行不行，设计一个模块到设计一个产品行不行，产业就升级了。现在，大规模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在深圳慢慢开始消失，因为经历了工业化的洗礼，我们知道怎么分工，如何接受训练，保证合约执行，一点一点顺着往回走，从微笑曲线最底下顺着往上爬。深圳基本上爬到边上了，快出来了，哪一天可以站在上面了，那就不是硅谷，是深圳了，现在人家说深圳是最像硅谷的地方，也许有一天有人会说，这是最像深圳的地方，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样的分工垂直，横纵向分工就变成了大规模的合约制，其实深圳现在这样的产业能力在于大规模的分工可以创造，可以执行。前不久我一个同学的朋友，提前退休到深圳，给空军搞VR，我说你给空军搞VR到深圳干啥，北京不是挺好？他说北京没有这样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分工环境，我只搞拓扑，生产、设计都是外包。我说你的VR是什么？他说VR就是训练空军飞行员的。我说这个东西还用VR吗？早就有了，南航、东航、深航都有训练飞行员的，我都看过。他说你不懂，你说的那个东西跟玩游戏机一样，就是看着屏幕，看着怎样就怎样，你的椅子动吗？你有翻滚吗？你都没有，飞行员到天上，他是翻滚的，我做的就是这个。屏幕是动的，置身在翻滚俯冲的动作中，所有的软、硬环节都在起作用，我只要招标就有人来做。最搞笑的还有一个，孔雀团队李风华博士，他在深圳做一个擦黑板的，是做白板的，我心里想档次也太低一点，还是博士呢。他说我的白板不是你们的白板，以前的白板，老师写完了，墨水就干了，擦会很费劲。我的白板现实度、对比度很好，写完了，哪块想保留，哪块想删掉，点一下就行了。我说你为什么到深圳来？他说你们深圳好，你们搞材料的公司多，而且服务好。
第三种变化，从新常态来讲，要做供给侧改革。我们的成本优势没了，人力越来越贵，深圳一说伟大成绩就是人均GDP超过2.6万美元了，如果用PPP核算，深圳的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美国不到4.8万美元，深圳快追上美国、德国的平均水平了。这些成绩反过来是问题，成本高了，你就模仿不了了。我赞成维迎教授讲的，增长一定要下降，别人做你拿来用当然好用，但是你要自己创新。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我问华为，当第一很愉快吧，他说太难受了。我说当第一难受？他说我一百以后谁理我，没人理我，他们做我看，通信的东西就是这样，从这儿进去一个初始，最后出一个结果，中间跑不了，我倒算就行了，过去一二十年华为都可以这样做。现在成为第一了，你要研究怎么进去怎么出来，还要想着别人知道，他可以倒算回来，这就是抄袭的能力。企业大多数会知道蓝海，天天讲蓝海战略，越深的地方和你竞争的人越少，管理学和这点是相通的。对于深圳而言，要不断向前沿走，要利用科学的、复合式的技术闯出一个新的天地。
最后给大家说一点关于支持创新的政策。美国的实证的检验，中国哪座城市最产富豪？广东、北京、浙江、上海，没有深圳。看起来中国的大企业家基本上集中在江苏、上海、浙江、北京、广东。金融、房地产、传统制造业、TMT、制药，北京的分布比较均匀，上海金融业占20%，传统制造业9%，TMT只有6%。深圳的核心是在高科技创新产业，所有的创业企业家高度集中在这个领域，传统工业少，TMT和房地产占了1/3。从美国各大城市情况来看，基本上也就两个问题。这儿有一个案例，比较了两组的差别，一组是纽约和匹兹堡，匹兹堡是美国的钢铁城，单个企业的规模巨大，卡耐基·梅龙就在那儿。匹兹堡有一天突然坍塌了，三大汽车生产商垄断的城市底特律也坍塌了，200万到300万人口的城市现在萎缩到60万，这样的城市在中国找不找得到？第二组是波士顿和硅谷的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波士顿一直是半导体产业的主导城市，硅谷取代波士顿是在20世纪下半叶，与硅谷出现大规模的创新型小企业有关。深圳的基因就是充满活力，创造性的小企业，华为、中兴、平安、招商是20年前的小企业，都是从一张办公桌起家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一个组织寿命最长的是大学，300年、500年，企业的寿命全球平均下来75年，一个城市有层出不穷的创新创业企业，这个城市就是好城市。深圳就是由这样的企业家组成的。
政府办大学看起来很重要，从美国的情况看，专利领先的城市和专利落后的城市会产生十至二十年的差距，你领先以后就不断的领先。目前来看，这是底特律和西雅图的比较，西雅图有波音，底特律有通用，现在西雅图是繁荣的，有人说西雅图不行了，波音搬到芝加哥了，可西雅图还是很活跃的。创新政策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现在看起来就是要形成本地不断成长的企业群，一个城市的企业不断成长，创新性的成长，它就是创新活力的城市，这里有企业家的功劳，有市场的功劳，政府也需要做点事。
美国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是高度一致的，中国和这个类似。35%-40%的基金和创投，深圳占有40%的份额，大量公司集聚到深圳，大多数是不缺钱的，为什么这么多创新型的公司向深圳涌？越涌钱越多，配套越好。其实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发现的问题是我们创新能力不足、竞争不够，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我们要怎么激励创新？深圳已经形成找市场不找市长，内地大量的情况是找市长比找市场管用多了，所以大家涌着去找政府，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局面，创新永远不会成功。供给侧改革读《资本论》就可以了，马克思的描述很清楚，持续不断的竞争确实和科学技术爆炸性的进步有关，过去很多没听说过的东西现在马上会变成现实，大量的事情会出现，创新的协同性会提高，不确定性也会大大提高，结果是要求的配套条件会越来越多，就产生了地域之间差别，创新要素、创新资源高度集中，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城市和国家之间的区分，有的城市会变成单一的制造城市，有的城市可能会变成综合性的创新城市，深圳正在向这个路上走，虽然还有很长的路，但是可以看到可能性。
最后，评价政府的产业政策，要先看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提升创新扩散的速度，假如你干预了半天创新扩散在多个行业里没有，这样的政府干预可能是有问题的。有没有能够扩大范围的，突然在几个行业出现了共同依赖一项或是多项技术综合性运用的创新过程，造成了无边界的增长。深圳经济永远淘汰过剩，总是出新的，深圳的文化是尊重企业家的文化，企业家比政府官员要正面一些。创新的外部性也是很多的，包括维迎教授讲的非生产性创新，有一本书《历史上的企业家》，归纳出很多企业家，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追逐短期利益。大家知道电冰箱的氟利昂破坏臭氧层，这是重大的创新，后来都淘汰掉了。还有汽油加铅，现在不断要采取欧二、欧三、欧四、欧五，去掉铅了，为什么要加铅？铅就是空气压缩比可以提高，当时觉得这和环境没啥关系，加铅车跑得快，福特车可以卖得好，这样的过程中，政府保护一个市场的公平，防止一个恶性的竞争，或是防止一个企业负的外部性是重要的。成功的政策是保护竞争而不是破坏竞争，失败的产业竞争是破坏竞争、遏制竞争，成功的政策是透明公开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张三是一个，李四是一个，这就是失败的，失败的产业政策一定是自以为是的，大量产业政策的失败在于老子说得算，今天老子说对了就成了，明天我要说错了呢，那就失败了。
所以我们要实现几个关键的转变，一是过去我们很重视钱的积累，现在看来是知识，知识最重要。二是从重视物到重视人；三是重视现有到重视未来；四是从工匠到科学；五是从服从转向重视到分歧；六是重视单一企业、单一城市转向产业群和空间集聚；七是从重视政府显性效率转向政府隐性效率。深圳政府做的都是大量地扶持、引进、培育市场，尊重企业家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看不到的东西是最有效率的。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