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8年，中国经济改革经历了四十个寒暑，曾经是改革重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经所”）也建所四十周年。值此之际，纪念工经所创始所长马洪（1920－2007），重新解读他在改革早期历史中所做的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发掘他在经济领域的思想遗产，有助于全面认识改革历史，梳理当代中国经济学思想脉络，理解中国智库的形成与演变。
2005年，马洪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授奖理由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学者，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一位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
如果对马洪加以概括，他是一位知行合一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学家的分布和马洪的位置
自二十世纪开启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和多元化的现代经济学人群体。1949年，这个群体，发生了分裂和分流。共和国建立之后的经济学人可以大致作如下划分：共产党体制内的经济学人，像薛暮桥（1904－2005）、许涤新（1906－1988）、孙冶方（1908－1983）、骆耕漠（1908－2008）、林里夫（1909－2001）、狄超白（1910－1978）、顾准（1915－1974）、于光远（1915－2013）、杨培新（1922－2016）、马洪等；学院派经济学人，像马寅初（1882－1982）、陈瀚笙（1897－2004）、陈岱孙（1900－1997）、巫宝三（1905－1999）、陈振汉（1912－2008）、张培刚（1913－2011）等；出生于1920年代，在民国年间接受大学教育的，像刘国光（1923－）、董辅礽（1927－2004）等；出生在1930年前后，1949年后入大学的经济学人，像周叔莲（1929－2018）、孙尚清（1930－1996）、吴敬琏（1930－）、乌家培（1932－）、张卓元（1933－）、赵人伟（1933－）等。在数代经济学人的背后，是丰富的经济思想资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包括不同流派的西方经济学。
遗憾的是，自19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经济学人并没有获得发挥应有作用的机会，且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学人遭遇政治性灾难：1957年，北大的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被打成“右派”；陈振汉因《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与若干经济学人合写）一文也被打成“右派”；1958年，科学院经济所的狄超白和林里夫被定性为“狄林反党集团”；“文革”期间，孙冶方被定性为“修正主义者”，入狱多年；顾准曾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病逝于“文革”期间。不一而足。
经济改革伊始，急需适应改革需求的经济学人来提供思想资源，并能运用执政党的话语系统加以表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洪脱颖而出。马洪有着与上述各类经济学家不同的阅历——
首先，他自学成才，17岁参加共产党，成为铁路工会负责人；18岁到延安；先后与毛泽东、张闻天、高岗、陈云、邓小平、胡耀邦等，有过直接工作关系。他是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推动工业化的参与者，甚至奠基者之一，对于国情和宏观经济有认知和判断能力。
其次，他长期从事经济与政策研究工作，或在工业企业一线。
第三，他上下贯穿，承前启后。他前面是1910年前后的经济学人；后面是1930年前后的经济学人。马洪还成为了195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经济学人的直接导师。所谓新生代，是指“老三届”，经过上山下乡，“文革”后上大学的经济学人。
马洪在获得历史机会和舞台之后的不足十年内，成为了中国最有影响、贡献范围最大的经济学家。在一定意义上说，马洪超越了经典标准的经济学家。近年来，农口纪念杜润生（1913－2015），基于他在1980年代对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称其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其实，在城市、产业部门和工业企业领域，以至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马洪具有和杜润生在农口相当的历史地位。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比较马洪和杜润生，可以发现俩人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是山西人，抗日战争早期参加共产党；参与了共产党执政后计划经济的创建和实际运行；卷入过党内政治斗争，政治生命跌宕起伏；熟知国情，深谙改革的本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渐进转型；务实，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有调动各种资源并加以组合的能力，尤其在如何将新思想和创意传递给决策者的方式上各有技巧，言简言赅。此外，杜润生擅长讲；马洪擅长写。如果说马洪和杜润生有哪些差别的话，可能马洪更有学术偏好，有志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行事谨慎；而杜润生则专注农业和农民，举重若轻，言谈幽默。
马洪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思想和理论贡献
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马洪对经济问题的思考、提出和理论化，围绕的是如何服务于现实经济，并被现实经济所验证。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与改革的关系。
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国民经济存在着全面危机，几乎没有争议，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危机。当时主要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只要改革，自然解决国民经济的危机问题；另一种认为首先要解决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在国民经济全局发生正面转变的同时，开启改革，以形成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的良性互动。1979年，中国经济决策层支持后一种意见，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决策。
1979年至1980年，马洪受命领导和组织100多人的经济结构调查组，通过经济结构方法加以系统分析，穷尽国民经济所有部门，开展了自1949年以来最认真、最彻底的国民经济大普查。进而各个产业部门、各省市，也用同样方法对本部门、本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这有助于改革决策层形成系统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有效缓解危机，也避免了仅仅用旧办法解决国民经济失调问题。马洪据此提出了国民经济结构整体性调整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产业和区域发展政策。到1980年代初，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番景象：一方面是由中央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国民经济结构全面调整；另一方面是鼓励自下而上的具有创造性的改革，包括启动农村改革。中国改革在第一阶段获得了成功。
马洪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调的原因和机制，加以历史过程地全面探讨，提出了系统的经济结构理论。1979年8月，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一文中，他阐述了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改革与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肯定了调整和改革都是以中国的现代化为基本目标。由马洪主编的结构调查组的综合成果《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一书，对于分析与实践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思路。
关于重新确立市场经济地位的理论逻辑。经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何重建市场经济，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
如果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至1978年经济改革，中国市场经济中断了约25年的光景，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那时四十岁以上的人，或多或少有过市场经济的生活体验。马洪代表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学人，在承认既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不触动既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下，要从理论上回答恢复市场经济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意义。
马洪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历史性和理论性难题。1984年，马洪的长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不仅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以及这种商品经济的历史特征。更重要的是，他将商品经济与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马洪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政策的贡献是超前的、全面的、系统的。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1984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给国务院领导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决议中，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正是因为马洪的这封信，以及来自体改委和众多经济学家对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必要性的反复论证和坚持，从而开启了中国向市场经济回归的新的历史进程。这之后，马洪继续推动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实验，巩固了市场经济不可逆转的态势。直至1990年代，他主编《中国市场发展报告》，涉及市场化进程的方方面面。
关于产业经济和企业管理。
198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大，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至关紧要，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化，拥有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所以，在启动农村改革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工业改革、企业改革和城市改革。马洪作为经济学家，为工业和企业改革做出了理论和学科性贡献。
马洪改造了传统的工业经济学，开创了产业经济学。在计划经济下，工业是一个被计划的部门。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马洪将工业经济视为一个以加工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因此，认为应该以产业政策替代传统的工业政策。马洪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产业政策的理论与框架，推动了产业经济、产业政策、产业思想的空前普及。1986年初，马洪领导的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关于中国产业政策的系统研究。国务院领导在对《我国产业政策初步研究》报告上批示：“此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值得认真研究。”前两年，有一场经济学家争论中国要不要产业政策的问题。其实，自马洪时代始，产业政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特征。
马洪还奠定了一套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开启了企业制度现代化，特别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历史之门。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和开放，必须从企业制度改革做起；而企业制度改革，必须从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做起。1979年10月，马洪率领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访美归来，将包括MIT（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几所美国最好的商学院管理课程介绍到中国。今天在中国所讲的MBA，所讲的现代企业管理学，起始于马洪和他当时创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也就是在这个历史风口，工经所的蒋一苇提出了振聋发聩的“企业本位论”（1979年），工经所吹响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增强企业活力的号角。如果没有马洪和工经所团队的努力，中国的现代产业思想和现代企业管理，很可能要推迟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
值得提及的是，早在1961—1962年，马洪主导的编写小组曾完成一部《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64），首次提出了中国本土企业管理理论的基本体系和方法。
关于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马洪在这方面的贡献是需要被历史记载的：第一，1981年，马洪已经形成技术和经济不可分离，且技术放在经济前面的技术经济理念；第二，1983年10月，马洪主导、组织数百位经济学界、科学界、技术界的专家学者寻找与世界科学技术的差距，讨论中国在新时代的新技术革命对策，很快演变为涉及所有国民经济部门的当代科学技术普及教育，冲击了长期存在的封闭和愚昧观念。可以说，这场大讨论决定和影响了中国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方向，意义重大。第三，马洪提出“把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放在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主导地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的重点应由区域倾斜转向产业倾斜和技术倾斜”的主张和具体政策建议，奠定了中国改革时代科技政策的框架和体系。
1989年，马洪在《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一文中，讨论和呼吁人们重视包括后工业社会问题、信息社会问题、信息经济问题、新技术革命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特别强调中国必须解决新兴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新兴产业的研究问题。在技术经济与技术革命领域，马洪无疑是先行者。
关于经济预测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制定。
马洪从1980年代中期起，倡导和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将战略研究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地区发展；第二类是部门发展；第三类是国家层面。
区域战略研究的范例是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经济规划。
1982至1983年，在马洪主持下，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组织1400余人，制定了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经济规划（1981-2000）。这个规划第一次通过经济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研究一个省的社会经济问题。其中，与煤炭产业相关的若干模型经受了历史验证（《山西综合规划：经济数学模型汇编》，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山西省计划委员会编，1984，内部交流）。
关于国家层面的中长期规划的范例是《2000年的中国》研究。
1983年，为了回答2000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的问题，在马洪主持下，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历时三年开展《2000年的中国》课题研究。其预测领域包括：人口、能源、耕地、粮食、交通、水资源、国民收入的生产与分配、消费、投资、外贸、体制改革等。很多研究成果得到了历史验证。
在1980年代，马洪开启通过跨学科的专家团队，运用多学科、数学的、经济学的办法，以处于高速发展、制度转型的中国为对象的中长期预测和战略研究。正是这样的努力，使战略意识、战略预测和战略选择等概念被决策者、学者、企业家普遍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前瞻性，自觉追求在当代世界上的位置。
马洪的研究方法
马洪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的，注重调查，从1940年代持续一生。
1940年代。1941年到1942年，马洪随同张闻天，到晋绥边区的兴县地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米脂县、绥德市等地，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主题，进行过一年半时间的农村和小城镇的社会调查，形成了具有经典意义的《米脂杨家沟调查》；1947年土改时期，马洪任宁城县委书记，对当地农村的土地制度、阶级关系以及土地改革的全过程进行了考察；1949年，马洪就城市工作和城市如何领导乡村等问题，用半年时间在大连和沈阳两市考察。
1960年代。1960年底，经济调整时期，在国务院领导下，马洪率调查组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作了半年调查。这次调查，为日后邓小平主持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的写作，提供了素材。自1959年至1964年，马洪还参与撰写了大量经济评论（以许辛学笔名发表），从题目就可以发现马洪经济思想的务实特征，例如，“一切经过实验”（1959.6.1）；“指标要切合实际”（1959.6.16）；“更大规模地开展技术革新运动”（1959.11.16）；“进一步健全工业企业的责任制”（1961.10.16）等。
1970年代。从1977年夏到1978年夏，马洪参加了于光远率领的课题组，做大庆调查，主编了《大庆企业管理》，并参与主编了《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
1980年代。马洪先后到首钢、一汽、二汽等大型国营企业进行调查，就企业发展战略和改革提出建议。马洪在《一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技术改造》（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的前言里，针对当时企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的基本状况，例如大中型企业能够达到国际一般技术水平的设备仅占12.9%，系统阐述了中大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问题。
当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最高领导集团已经意识到必须直接全面、系统地了解发达国家的情况，寻求差距所在。从1978年开始，马洪有幸参与了有关方面多次组织的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考察，将调查研究的方法运用到海外，并据此形成考察报告并提出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两大基本问题：
管理和管理教育。1978年11月，马洪参加国家经委代表团到日本考察工业企业管理问题，了解1955年以来日本工业发展和企业管理的制度和历史演变。这次考察报告以《访日归来》的题目结集出版。马洪在回国后作报告的题目是《日本资本家是怎样管理工业企业的？》。1979年10月至11月，马洪参加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访问美国，通过对麻省理工学院、宾州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五所大学的考察，马洪总结了“美国经济和管理教育”的共同特点：教育和实际需要相结合；工程技术教育和管理教育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密切结合；教育和研究工作相结合，组织编写了《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一书。1980年6月，马洪率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了瑞士、西德、奥地利的公司、银行、经济研究单位、政府部门和大学，所关注的问题包括：经营多样化，生产专业化，协作社会化；青年徒工培训；老设备、老厂房的充分利用；大企业科研设计机构；企业内部管理体系，子公司和工厂自主权。
政府干预经济模式。美国：政府主要通过财政税收、银行信贷、物价政策等方式对经济加以干预。政府每年一次咨文和财政预算是干预全国经济活动的“总计划”，通过税收对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进行调节。价格的干预是调节生产和供求的一个重要杠杆，有三种价格政策：保护价格、控制价格、自由价格。银行信贷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政府投资公用事业及其他非营利性的生产事业，以刺激经济的发展。法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政策；新工业区开发由政府统一规划，组织各方力量，同步建设，尽快发挥投资效果；有选择的保护主义和自由竞争相结合的政策；用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风险的办法，推动企业的科研和新产品试制。国家和企业共同办职业学校，推行尽可能保持社会安定的福利政策
马洪在出国考察中，也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弊端和中国为什么要引以为戒。例如：他看到，资产阶级的所谓“汽车社会”（普遍使用小汽车），造成汽油供应问题、找停车场难、城市交通安全和污染，民众苦不堪言，演变成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提出中国应该避免成为“汽车社会”。可惜，中国后来也成为了普遍使用小汽车的“汽车社会”。
马洪创建了全新和多元的咨询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经所创建于1978年4月。它并不是按字面意思的部门经济研究所，而是以现实国民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改革为研究对象，是把各种资源组合起来，张力极大的研究机构。工经所涉及工业经济、企业管理、产业政策、技术进步、体制改革等现实经济和体制问题，集研究、教学、实践于一身。1980年代，工经所是改革重镇，体现了强大的由改革需求推动的生命力和能量。马洪将各种人才聚集在一起，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才能。仅副所长的名单上，就有蒋一苇、张宣三、薛宝鼎、陆斐文、李鑫等。他们有的来自延安；有的来自重庆地下党；有的留洋归来。众所周知，从工经所还走出一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而1978年第一届研究生中，也不乏出类拔萃的人才。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1981年，马洪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简称技术中心）。马洪认为中国的落后集中在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两大方面。在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科学院、科委，与经济无直接性关联，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脱节。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要求将技术和经济结合在一起，并且要把“技术”放在“经济”的前面。马洪集结了林宗棠、林汉雄等国家各部委懂经济和技术的一流人才。我在研究生毕业前夕，开始参与马洪筹建技术中心的工作，成为最早的三、四个成员之一。之后，也见证和参与了马洪向决策者和党内高级干部介绍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著作，并主导全国范围内开展“迎接新技术革命”大讨论的过程。在当时的经济学家中，几乎唯有马洪如此关注技术问题。我清楚地记得1984年春，在技术中心中南海会议室，马洪意气风发的讲话场景，外面桃花盛开。多年过去，马洪当年倡导的科技创新开始成为国策。这个结果其实与那个历史转折点有着相当的联系。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马洪等人在1989年2月创建的中国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以下称“综研院”），是国内第一家综合性、全国性的社会智库，有改革试验者的面貌，最先尝试市场化运作。马洪任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长；陈锦华、林凌、秦文俊、高尚全、蒋一苇任副理事长，我有幸成为常务理事之一。历近三十年，综研院曾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
“老骥伏枥”和“英雄无泪”
对马洪的回忆，不免让我想到曹操的“老骥伏枥”的词句和古龙小说的“英雄无泪”四个字。在当代中国经济学人中，马洪是一个具有英雄色彩和悲剧痕迹的特例。
因为经济改革，使马洪得到历史机会，时年近60岁。在经历了命运起伏之后，他对自己使命感悟至深，时不我待，以“老骥伏枥”的精神，竭尽全力，勤勉到了极致。仅以工作笔记而言，逢会必记，从未中断。在短短十年左右时间里，他所撰写的文章和著作数量巨大，所推动的事业是创新性的，展现出从理论到实践的爆发力。我今天的年龄已超过马洪当时的年龄。只有经历坎坷岁月的人才更懂得珍惜人生和时光。
马洪经历过“英雄无泪”的岁月，饱受打击、羞辱、无视。他严肃，很少笑，更少见他开怀大笑。马洪也很少谈自己，不讲自己过去的岁月，即使对子女也是如此。只是在他晚年，我与他的最后几次见面中，他淡淡地谈及了此生的缺憾之事。马洪没有为后人留下自传和回忆录。然而，马洪是有情之人。他曾给过我的一些教诲，如今让我每每想起，更增加对他的理解。他对自己的同事、朋友是厚道的，是感恩的。只要有可能，他就会伸手助人。
我最近问了很多年轻人是否知道马洪，所知者甚少。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界生态和话语权失衡，使得历史上，在改革开放初期，披荆斩棘，做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人被埋没了。思索一下，为什么经济学界主流很少提及马洪的贡献？可能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他们不认为马洪属于“标准的”经济学家，其论著不符合“经济学规范”；二是因为马洪的学术思想过于宽泛，难以总结和归纳。此外，还有一种可能，马洪的历史地位所涉及层面过多。
今天，很多人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派，其实，中国经济学派早已有之，马洪便是奠定中国经济学派的人物之一。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集中在：国民经济结构理论和经济体制转型理论。与同期经济学家相比，在改革的前二十年，马洪绝对是站在思想资源的制高点上，吸纳、组织、形成体系。他们将集体的研究成果和思想体系尽可能地变成政策语言，影响改革决策者，继而影响改革开放进程。经济学，与一些人文学科不同，“经纶济世”是其意义所在。在马洪身上，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即知行合一。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下，马洪填补了一个历史的空白。
马洪的人格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谦卑。马洪在《马洪专集》的《后记：脚踏实地求真知——我的治学之路》中写道：“经济学是个领域宽广的学科，我所涉足的范围是有限的。尤其当前正进入新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许多的新知识对于我尚属空白。因此，我认为我自己算不上是经济学家，更谈不上什么‘著名’，一个经济学者的称呼我已觉荣幸。”
从1978年作为首届研究生进入工经所，到技术中心，我曾与马洪有过数年师生加同事的关系。曾经有过一段时光，我们每天早晨从北京西城区红塔礼堂走到玉渊潭，他向我布置当天的任务，与我讨论问题。那是1980年代改革初期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来，在分别多年后，我与马洪再见，他的帕金森病已趋于深重，一边擦着嘴角，一边擦着眼泪。在众目睽睽下，他始终拉着我的手。师生之情在那一刻定格，对于我，刻骨铭心。马洪身上的“知行合一”，也是我为人行事的准则：知不弃行，行不离思，慎思之，笃行之。
（本文作者朱嘉明，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