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记者：张玮、实习生：颜甜甜】“粤港澳大湾区给深圳带来制度性开放的机遇，深圳应该抓住，努力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的样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典范。”日前，在深圳市委宣传部和市社科联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第十七届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讲座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认为，深圳是制度现代化的领头羊，应结合大湾区的使命，在制度现代化方面有所担当。
“今后的开放更注重规则接轨和制度创新”
王福强说，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除了发展功能以外，更重要的是构建先进制度体系，而推进现代化建设正是其三大任务之一。
“现在的开放，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水平更高。过去更关注促进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开放，如降准入门槛、降关税等，但今后的开放更注重规则、制度、法律层面的完善，更注重系统的开放和顶层设计，这与改革开放初期很不一样。”王福强说，过去40年，以要素开放作为主要手段，依托土地、人口等要素红利形成了参与国际竞争的传统优势，实现了量的扩张。但现阶段不能再通过招商引资，而要通过创新模式，这不仅仅是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
与此同时，王福强坦言，改革进入“深水区”，许多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也需要破除制度性障碍，而对标国际规则即可以倒逼深层次的改革。此外，坚守全球化这一成功经验，更充分地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也需要对标国际规则，吸引高端资源进来。
“我们不缺改革方向，不缺改革动力，但缺改革空间。如何形成这种改革空间，让改革者愿意改、敢于改、乐于改，就需要一个平台来试验。”王福强说。
“深圳最具有制度现代化优势”
王福强说，大湾区具备制度型开放的基础条件，而深圳在其中又最具有制度现代化的优势，如开放的商品和要素流动、科创高地和创新能力、积极有为的政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等。
但深圳制度型开放同样也面临若干问题。“现在深圳的产业还没有形成系统布局的概念，科创是高地，但又过于强调科创，对一些解决就业的传统产业，关注并不多；缺少成体系的基础教育、医疗资源，高房价、高租金、高营商成本还产生了一些挤出效应。”王福强说。
王福强直言，深圳也同样需要有危机意识，需要改革开放再出发。一方面，新一线城市如杭州、长沙、成都等地创新也开始活跃起来，人才竞争很激烈；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也大力在全球进行生产力布局，优质资源的争夺日益显化，纽约、伦敦老牌金融城市发力向科创转型，“目前旧金山的硅谷、纽约的硅巷、伦敦的硅城已成为西方国家三大创新高地”。
王福强认为，深圳可以率先探索一些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路径。比如，探索要素流动机制，通过资质互认打造制度涵洞，推进软对接；探索民生合作机制，推动跨境福利，为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提供一体化的国民待遇；推进社会治理协同，在共建共治共享方面合作，“香港的义工非常发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单元，值得应该学习”，以及打造高标准营商环境，包括推动“放管服”改革，落地与国际接轨的教育、医疗资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