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未来出口要重点发力
“美国是国际货币的发行者，美元超发带来的风险会分摊到其他国家头上，各国分摊美元超发风险将会改变国际的外汇储备格局，改变各国汇率关系，引起各国的金融振荡，这是我们未来将面对的非常现实的风险。”樊纲说。
樊纲认为，在全球经济普遍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是2020年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由于2020年全世界的货币超发和超宽松货币政策下的债务激增远超预期，再加上疫情前景的不确定性，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今年以及明后两年我们要高度重视国际金融风险。
“我们要对潜在风险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要过分夸大。”樊纲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受到的冲击都不算大，再加上中国没有像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大放水。因此，我们只要继续做好自己的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继续保持戒备，就能更好地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展望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樊纲表示，在世界各国复工复产不充分的情况下，出口变成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非常重要、起决定性的因素。
从长期来看，2021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加大科技投入，重视碳排放问题，将会在下一阶段增长中起到重要作用。全球化格局下，中国经济仍会在开放中谋求发展，而中美摩擦还将会继续，这也使得国际产业链在全球区域布局上发生调整，“再全球化”会成为发展趋势。
从国内形势来看，樊纲认为当前中国消费水平较低，需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可以带来更多的消费增长。他强调，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注重公共服务领域和城市群的发展，消费需求的增长会要求城市群进一步发展，城市群发展则有利于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
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在应对长期问题方面仍亟待深入探讨
唐杰分析解读了当前国内宏观经济的几个问题。在唐杰看来，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在应对长期问题方面仍亟待更深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认识。
他认为，中国可能面临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具体来说分为三类：一是世界与中国的长期宏观经济问题；二是国内宏观经济存在扩大内需、处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等复杂多样的问题；三是中国经济追赶型增长的转型问题。
唐杰借鉴熊彼特三周期分析模式解读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并得出了三个基本判断：新技术革命四十年尚未引起新一轮全球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增长；全球化加剧了世界范围的不公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缓。
如何应对？唐杰认为，一是未来要妥善处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新增量中消费的增长不能以损害人均投资为前提。二是要改变“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状态，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益。最后，唐杰接着樊纲谈到的“碳中和”和“碳达峰”问题，介绍了深圳情况。他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碳达峰”有双重影响，富裕生活方式相关的碳排放会显著上升。积极推进新能源对实现经济增长与碳达峰和碳中和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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