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基金智库百人 会副总召集人范军
深圳大学教授马敬仁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
研究员 邹蓝 《前沿观察》记者 杨柏
对于一个标配的计划经济国家，经济改革即在经济学意义上回归经济自由化，起始于一个从命令经济、管制经济的“松绑”过程。从经济特区创办开始，稍微能记住一点深圳是怎么走过来的人，大概都能记得几件深圳政府不同阶段不断放权，解放生产力，由此肇始焕发活力的往事。
11月7日，在深圳举行的一个论坛上，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就高度浓缩、归纳、概括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机制的四大阶段演化过程：从1949年开始，由建立统治演化到管制，在改革开放后开始转为管理，现在以十八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标志，进入一个建构新治理的阶段。
事实上，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一个经济上放松管制的过程。比如，其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放开了一些审批事宜。农民不必再等县委、公社的号令来种地卖农产品，可以自己决定一部分农产品的处置；而在城里，允许个体户和降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开办门槛，便利无数突然间大规模回城知青的就业。大学，也不再按照中央和部委、省市的计划来向基层布置工农兵学员招生的任务，而由高考决定。随后跟进的城市和工业改革，也因减少了甚至连工厂建个厕所都需要冗长审批过程的麻烦而激发出企业的活力。短缺经济短短几年就告结束。
如此的放松管制，也就不过是减少一些审批，便能促进社会经济的潜力发挥和活力的激发，奠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三十年强劲发展的成功基础。
审批改革之路远没走完
从70年代后期起到2014年的35年后，经济下行、企稳、谋转型与创新的新常态下，审批制度依然还是束缚中国经济和社会活力的重要约束因素。也因此，在厉行深化改革的今天，上周一，新闻再传出国务院又行文取消和下放58项审批项目。20天前，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企业见菩萨就不得不烧香的状况必须改变。而如何改变呢，办法是“五个一律”，削减前置审批，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等等，以释放民间投资潜力和发挥经济活力。
2014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一是实行五个“一律”，更大程度方便企业投资。对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一律不再作为前置条件；对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为前置条件的，一律不再进行前置审批；对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前置条件，除确有必要保留的外，通过修法一律取消；核准机关能通过征求部门意见解决的，一律不再进行前置审批；除特殊需要并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外，一律不得设定强制性中介服务和指定中介机构。对确需保留的前置审批及中介服务，要制定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二是企业需要中介服务的，由企业自主选择。行政机关委托开展的中介服务，要通过竞争方式选择，并由行政机关支付费用。建立中介机构信用档案，严格依法监管，对出具假报告、假认证等加大打击力度，严惩违背诚信行为。
三是推行前置审批与项目核准“并联”办理，作为重要简政措施，加快办理速度。同一部门实施的多个审批，实行一次受理、一并办理。
四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建设信息共享、覆盖全国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现网上办理、审批和监管，提高审批效率。用“制度+技术”使权力运行处处“留痕”，铲除滋生权力腐败的土壤。
会议要求，要建立投资项目建设信息在线报告等制度，并公开有关信息，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监督的合力，让企业在公平竞争市场中壮大做强。
审批是上层建筑和经济运行间最不适应、碰撞最多的领域。马洪基金会10月末与深圳市社科联联合，为此举办了一次就审批来说审批的改革沙龙。会内会外有观察家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上马一个新项目，贵州出现8名干部承包盖公章，用了40天盖了270枚的故事。如今，需要盖的公章有所简化或减掉了一些，但即使是在效率高的沿海发达地区，个人或企业为盖个公章跑几次跑几天，办证手续复杂耗时的事也并未绝迹。这些地方提高效率的体制机制方法，也还是通过设立强化协调的“指挥部”等办法，来特事特办。
发展输不起时间，改革还可以释放红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路远没走完。有学者专家、人大代表建言，鉴于目前行政审批改革存在一定的“天花板”，深圳更应该坚持依法深化审批改革，杜绝重审批轻执法和审批造成的客观浪费。审批改革多做减法，应是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审批制度改革掀世界浪潮
繁琐的审批，并非中国的特产。印度至今还有比中国远为更加繁琐的审批，以至于印度官员在国际商界的外号就是licence raj（审批老爷）。同样，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在近三四十年才放松了管制和审批的。
深圳大学马敬仁教授是一位国内知名的研究行政体制改革的专家。在马洪基金会的改革沙龙上，他说全世界各国的改革，只要想振兴经济，都有放松管制的政策选项。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西方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
当代各国政府改革的普遍趋势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进行政府职能转变，放松管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管理领域，实行政策执行的自主化改革。
美国20年400亿改革红利
美国早在19世纪末就对经济的管制开始强化管制，先是在铁路领域，后来还逐渐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邦特别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州的经济事务和国际贸易进行各种各样的审批和监督。但是过多的管制和审批严重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到了20世纪70年代，要求国内取消管制和审批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福特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开始对管制和审批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取消对经济不必要的管制和审批，比如美国完全取消了航空领域的管制、部分取消了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