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这个大题目下，有的话讲起来有把握，有的很没有把握。我先从比较有把握的命题开始，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潜力。
不妨先看几个数据。2013年中国GDP中，农业的份额占10.1%，但同年农村户籍口占总人口还高达65%。如果这65％的人口只分享10%的总产出，那恐怕天都会塌下来。幸亏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今天很多农村户口的人已经进了城镇，以工商为业，也常住在城镇。这部分人约占总人口的17%，总数当在2亿以上。减去这部分常住城镇的农村户籍人口，常住在农村的还有多少？6.24亿，占总人口的48%。要是这48%的人分享10%的总产出，经济也非常失衡。所幸很多人常住农村，但从事的是非农业活动，包括现在不少通勤人口住在农村，但每天到城镇工作。这部分没有很精确的统计，或可估计为占总人口的15%－20%。这样，还有约30%的总人口分享10%的总产出。整体看，现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依然有3倍之高。
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很大，本身是城镇化的动力，因为人往高处走是不可抗拒的规律。这也是我们讨论城市化问题的微观基础。特别是农村人口不断更新，受教育的年轻人在增加，80后、90后、以后还有00后，他们必定会对这个差距做出反应，一定还会有很多人往收入的高处走。从这点看，说中国的城镇化方兴未艾，是满有把握的。
如果不出大的差错，农业占总产出的比例还会趋小。这不是说农业不重要，但需求方面有一个恩格尔定理，就是当人们的收入提高了以后，用于吃的开支比重会下降。可以看看发达国家，比如说英国也是一个人均1.5亩耕地的国家，耕地禀赋跟中国差不多，但英国现在的GDP当中农业份额仅占0.5%。中国的上海，GDP中的农业份额也已经是0.5%了。如果这个趋势出现，更多人口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应该可期。
一方面人往高处走，另外一方面，不同的产业活动各有适宜的空间居住模式。农村住得非常散，因为技术基础是光合作用，每块土地都要种上庄稼，农民步行种地，还要拉上一头牛，走不了多远，只能靠近耕地居住。农村最小的居住点叫自然村，好像是自然形成的，其实是与传统农业生产相适应的一种空间布局。工业的情况则不同，不需要那么分散的居住。工业开始依赖于自然动力，位置和规模也比较依赖河流或矿产，等到电力、长距离传输、运输革命发生以后，工业人口就开始集聚和集中，而后来的现代服务业则可以让人口更加集聚。所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带来空间居住模式的变化，从非常分散的、自然的、贴近耕地的居住模式，演变成集镇、城市和大都市。这也提供了经济增长、投资和再配置空间的机会。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有分歧也不大，中国在这件事情上还有很大的潜力，会经由城镇化率的逐步上升来拉升内需。
那么，什么话是没把握说的？在我看来，就是数目还非常巨大的潜在的城镇化人口究竟会怎样流动？会向哪些城镇集聚？城镇化不能只抽象地讲，城市是有位置的。究竟集聚到哪个城市，哪批城市，在这个问题上还看不准。现在差不多所有的城镇，都认为人口、投资、机会会到他们那儿去，所以现在几乎每个城镇都在大干。
这里含着一个假定，似乎只要我们这个城镇够级别，人就会来，只要把县变县级市，变成地级市，最好再升格为副部级城市或计划单列市，人就一定会来。但是在经验上，人口流动、集聚到哪里，与那个地方的行政级别不完全有关。同样级别的城市，有的非常“招人”，有的就是使出浑身解数，人家还是不去，或去得不那么多。
拿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数字的变化来看，十年之间，全国600多个城市的人口，有的负增长，有的零增长，有的高速增长。上海在2000年－2010年间，常住人口增加了38%，一些靠近上海的城市，苏州、昆山等地，增长了40％。但是稍微远一点的，如镇江十年人口增长7%，年平均只有0.7％，中心城区人口是减少的。有个小组最近在开封做研究，说开封那10年的人口增长几近于零，其实就是人口外流。
但现在行政主导的城市体制，每一级都在发动“城镇化”，大家相信一条“定理”——只要上基础设施，搞公共服务，人就会来聚。这个定理看来还要检验。早期是对的，因为在极度缺少基础设施的时候，哪里建，人口就到哪里聚。但现在情况已有变化。很多地方大修基础设施，“超前”很多年还是不吸引人，空空荡荡。投资要算回报的，现在各个城市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差别很大。怎么可以忽略这个力量呢？谁忽略它，就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房地产投资也集聚。我看到行内的估计，整个房地产投资有一半集中在不到50个城市。全球也有这个特征，全球房地产总投资的一半集中在30个城市。对这个集聚之势恐怕还是要认头，因为不是农业文明了，不是每块地都一定能变成中心的。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城镇不认这个头，就要把自己这个地方建成世界中心，就靠把架构拉大，就靠多征地、高强度投资、上项目，反正拿乌纱帽压，“不换思想就换人”。现在就是这个矛盾冲突。实际的人口流动不听这个，经济资源的集聚也不完全听由行政力的摆布。
像浙江义乌，不过一个县级市，涌去了多少人？凭什么，不就靠近铁道线吗？不就是个县级市吗？铁道边上的县级单位多了去了，要承认人往哪里聚的学问非常大，流动的要素像水一样，水无定势。别认为着急慌忙给他们发个保障房就可以把人留下，人家还不一定都留下。究竟哪些走，哪些留，最后聚到哪里，未来星罗棋布的城镇究竟怎么分布，我们现在对此所知甚少。真正有把握的话，还没有几句好讲。
问题来了：对涉及面甚广、影响因子很多、所知甚少、没把握或不完全有把握的事项，选什么体制来应对？用经验来说，用集中权力、自上而下发布命令的体制一定会输得很惨。不是说计划体制完全没有优势，目标单一又明确的事务，譬如要打仗，战时经济差不多都是指令计划经济。但是，和平时期要满足多重目标，资源配置与协调需要的信息量太多，集中处理就相形见拙。
城市发展比工业生产更为复杂。政府在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管理中当然要起重要的作用，但政府尊重市场规律，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关键。城市经济里各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包含大量信息，也决定性地影响人口流动和集聚的去向。如果城市领导人对市场相对价格知道太少，大权在握就下命令指挥，非要与市场对着干，结果就很难经得起长期经济发展的检验。加上我们的体制尚在转型，市场化改革远远不到位，所以就容易形成很多资源错配。
出发点都挺好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城市建设好？凭什么就是一个大上海？为什么我们这个城市就不行？既是人之常情，也是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动力。但是愿望要受规律的制约，我们现在对城市文明的很多规律所知甚少，比如联合国人居署署长CLOS Joan先生讲到过一个指标，说比较适宜居住的城市，一平方公里要有80个路口。其实他当过市长的巴塞罗那，是欧洲非常适于人居的城市典范，它的密度是靠建筑布局好。我查过，巴塞罗那一平方公里有103个路口。浦东多少呢？农村区不算，17个。北京市的北部城区只有14个，差了一个数量级。所以现在很多城市修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