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杂志主编。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4-1992年多次获得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5年获首届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11年被国际经济学会(IEA)授予荣誉会长称号。
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的历史背景
在十八大前将近十年的时间，对于中国应该怎么往前走有着很激烈的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十八大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
从上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好事和坏事都十分突出的 “两头冒尖”现象。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经济改革。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的行动纲领。从199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按照这个行动纲领展开的全面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能够在20世纪末期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改革解放了民间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农民搞一点自留地被叫做“资本主义尾巴”，“跑单帮”做点小买卖叫做“投机倒把”的刑事犯罪，哪有什么创新才能发挥的余地呢?改革以后逐步地把束缚解开了。现在中国有3000多万家民营企业。这是多么大的创造力量!
其次，市场化打破了城乡隔绝的旧格局，使原来低效利用的生产资料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土地和劳动，这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旧体制下是禁止自由流动的。市场化改革把这种束缚解除了，就有大量的原来低效利用的农用土地和荒地成为城市住房用地和工商业用地，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新增城市土地面积比爱尔兰的全部国土面积还大。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两亿多人，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上面这些因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极大的动力，使我们能够保持30多年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使得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此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上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得我们朝向实现好几代中国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中国的梦想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这只是中国故事的一个部分，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这就是中国改革在进入所谓 “深水区”以后，在21世纪初期出现了放缓的现象，特别是在与政府和国有经济相关的领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通过改革来消除生产力发展的 “体制性障碍”。这表明，改革尚未成功，不完善的体制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去完善。
总之，存在 “两头冒尖”现象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市场开始在一些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因此生产力获得了大解放；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没有完全实现，旧的命令经济体制的遗产还大量存在，政府和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强力干预和管控，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体制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由于 “体制性障碍”，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型变得步履维艰。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问题变得日益严重，这不但使增长难于持续，而且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第二，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和控制的加强，使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以强化，贫富差距拉大。
这种双重体制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则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控，在强势政府的主导下用海量投资支持GDP的高速增长。这种做法尽管从中长期看成本很高且不可持续，但在短时期的确造成了能够振兴中国的假象，得到一些人的唱和，并被一些人曲解吹捧为值得全世界仿效的“中国模式”。尤其是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有的发达国家政府对一些可能引起系统性危机的企业采取了暂时收归国有的办法，防止引起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这本来是经济稳定以后就会退出的临时性做法，但一些人却借机宣传：连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美国都开始学“中国模式”了!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意义重大
十八大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因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当前面对的诸多社会矛盾
到2010年前后，这种国家主义的思潮在某些场合变得相当强势。于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人们原来以为早已解决的问题重新被提出。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2011年这一年社会思潮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真理愈辩愈明。随着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驱动发展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推进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样，在2011年以后推进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出现了官民之间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
在这种条件下召开的十八大，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这就是要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十八大闭幕以后，对于其意义，主流传媒有各种解读。但我觉得重要的是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在经济改革方面，十八大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十八大重申了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的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显然，只有全面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能解决当前面对的诸多社会矛盾。
改革怎样全面深化
宣布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问题还在于解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并且落实到制度的实际变革上
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能不能落实，是决定中国的命运和未来的大事。怎样落实十八大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