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张维迎
7月5日-6日，林毅夫、张维迎、黄有光等国内外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及几十位教授学者齐聚上海，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探讨经济学专业领域的市场、产业与分工，同时，分析中国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
讨论会上，林毅夫、张维迎这两位中国经济学界的顶级高手再次论战，观点激烈碰撞、交锋。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而张维迎缺表示对此越来越悲观，他认为现在还很难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成就。
林毅夫主张，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张维迎坚持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的更好。”
林毅夫：“企业家精神很重要，但是企业家要发展新产品，此前的那些公共知识和基础设施，要是没有国家的投入，实际上也不会出现。”
张维迎：“不是这样，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创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资助。”
以下是凤凰财经整理的辩论过程：
论战一：亚当·斯密对政府作用的阐述今天是否适用
林毅夫：维迎谈得挺好，但是他最后的结论引用了亚当·斯密的一句话，认为政府只要保护产权，建设法律制度就够了。亚当·斯密《国富论》是1768年开始写，花了8年时间，1776年出版。在1768年之前，亚当斯密大概花了二三十年时间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大概也就是五十年、一百年以前的文献，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所以整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其实技术是给定的，然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分工细化。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纺织工业的机械化生产，最早是在曼彻斯特。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新产业不断涌现，就像刚才维迎讲的，两百年前亚当·斯密的时代，产品只有十的两次方，不到三次方，现在是十的7次方、8次方。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讨论的。
维迎谈企业家精神，我认为企业家精神也非常重要。但是企业家怎么出现？除了他天生的对市场发现的敏感度以及风险判断外，还需要什么？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加快发展，有所谓R&D说法。“D”，就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这确实是企业家做的。但是企业家在做“D”之前的“R”，就是科学的、对自然的认识的加深。由于科学的对自然认识的加深，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而且成果出现以后是个公共产品，所以企业家自己是不会做的。
实际上在美国，所有重要的新产业、新产品的出现，背后都有国家的支撑，是国家在“R”方面的支持。比如Google，他的计算方法是NSF的一个项目。再比如互联网、生物技术等等都有很多国家的支持。美国最主要有两个机构对“R”支持，一个是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一个是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可是支持“basic research”的钱是有限的，因此他们支持“basic research”的时候，已经想了对新技术、新产品，会有什么影响，然后决定哪些“basic research”需要国家做。所以如果美国对前沿的、与技术有关的“basic research”是有选择的，那就代表他有产业政策。
第二，政府部门购买新产品，也对企业家发明技术、实现市场化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我要补充一下，维迎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我是承认的。然后企业研发新产品，同时政府给予充分的自由和产权保护，我也承认。但是，最重要就是企业家要发展新产品，此前的那些公共知识，要是没有国家的投入，实际上也不会出现。所以应该是企业跟政府的合作。
张维迎：亚当·斯密研究的是两百多年前，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这没错。但是科学并不总是在进步的，我不认为今天的思想一定比上个世纪先进。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比如说日心说，其实古希腊人就提出来了，后来被否认，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认同。经济学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更差。
我们看美国，在产业革命时候，大量新产品的出现，没有什么国家支持；我们看英国，包括科学的出现，很多没有什么国家支持；然后我们看很多基础的研究，美国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
如果我们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这个就不会有，反而没有国家参与，我们有可能更好。那时候我们说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你能用铅笔吗？铅笔是国有企业生产的。但我们看现在国家不生产铅笔，我们铅笔多好啊。我不认为没有政府参与，这个事情就没有。我想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这个事情可能变得更好。
黄有光：我坐在两个人的中间，我的观点也是他们两个中间的，我认为市场和政府肯定都非常重要。我同意企业家、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但政府也必须做一些事情。但是否应该或者能够成功的做这些事情，林毅夫讲的潜在的比较优势有可能成功。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要让政府去做这些市场不能做的，像环保、食品安全这些东西更加重要。
张维迎：我刚才强调的是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创造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
论战二：科研与创新需不需要政府支持
林毅夫：谈到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的作用，这是一个误解。好比大家说我是乐观主义，其实我不是乐观主义，我是客观主义，大家都悲观，我就变成乐观主义。现在我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是靠竞争、靠企业家。但因为现在大家不讲有为的政府，所以好像说我强调政府。其实你看我所有的文章，我两个方面都看，因为有效的市场要竞争和企业家的精神。国内现在大部分人反对政府，所以我就变得比较突出。
再者，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取消对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过去当我们资本非常短缺，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时候，那些大型国有企业资本很密集，不给补贴就死了，所以当时给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大型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可以竞争，再补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