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深圳之前，我在国家物价总局物价研究所任副所长。能在北京的国家级单位里，做一名副司级的“京官”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所以1988年2月，我从北京调职深圳时，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非常清楚我自己的选择，我就希望能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到第一线去实践我自己的想法，因此我来得非常坚决。
我在深圳的20多年间，经历过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1992年我作为市接待办主任，见证了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的全程，并现场聆听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方谈话”大部分最精华的内容。
心有向往来到特区
在我决定调职深圳之前的好几年，我曾几次到过深圳。
第一次是在1983年。当时我在母校南开大学刚留校任教不久，曾经到深圳做过调研。当时深圳刚开始建设，我看到这里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感到非常振奋，感觉深圳充满朝气，这片热土浓厚的改革气息深深地感染了我。
我第二次到深圳是1986年。我于1984年9月参加了在浙江莫干山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莫干山会议”），此后，1985年又与天津和北京中青年学者共同创办了当时在全国都具有很大影响的《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1986年8月，我们在深圳石岩湖召开了《中青年经济论坛》编委会，这是包括王岐山在内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精英们，第一次聚集到深圳经济特区来研究和探讨改革开放问题。这时的深圳已经开始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加快了改革进程，很多基础设施、高楼大厦也开始建设，特区特有的活力和改革开放的大气势、大格局，给我再次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
1986年10月，我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任上，调职到国家物价总局，担任很多人羡慕的副司级的国家物价研究所副所长。但是我对特区真是太向往了，非常希望能够来特区直接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正好当时我一个朋友向时任市委书记李灏、副市长朱悦宁推荐了我。1988年2月，几经周折后，我调到深圳担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力促锦绣中华项目
我调到办公厅工作时，市政府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是李定同志。那时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从领导到普通工作人员，都充满了敬业和奉献精神，一方面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另一方面又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全心全意为企业和群众办事。
我到办公厅上任不久，市领导就交待我协调一个重大的项目。那时华侨城集团的前身——华侨城建设指挥部给市政府写来一个报告，要求在原深圳湾大酒店所处位置建立一个尽揽中国名胜古迹的“小人国”——微缩景区主题公园。但当时的沙头角区早已在华侨城指挥部之前很久就给政府写了建立中国名胜古迹“小人国”的项目申请报告，而且也已经得到了市政府的批准。
于是我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我带队先到华侨城调研，当时的总经理马志民给我们作了详细的汇报。我们了解到，他们不仅在土地方面、资金方面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项目投资准备，而且带我们参观了他们已经做好的详细规划，甚至所有的设计方案都已经做完。但是我们到沙头角调研后，发现那个原来说要投资这个项目的新加坡商人，既没有资金储备，也没有做任何的、实际的前期规划和设计，所有的项目都仅限于一个简单的投资项目建议书。
调研后我给主管的李广镇副市长作了汇报，并且提出办公厅的明确参考意见，建议批准华侨城建设指挥部投资此项目。李广镇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从此拉开了华侨城旅游发展的大幕。
简政放权革自己的命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行政体制和现在很不一样，当时实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为了提高办事效率，行政机构非常简单，还没有太多的单一经济职能部门，许多后来的经济职能机构如工业局、贸易局、运输局、旅游局等，都还只是办公厅的处级机构。那时的市政府办公厅是一个效率很高，但是经济权限很大、几乎无所不包的政府机构。
我到办公厅工作时，原办公厅的很多职能处室已经独立成为局级机构了。但那时办公厅的权限仍然非常大。例如，当时要成立一个企业，首先要报给办公厅，经办公厅转给负责的相应职能部门，职能部门审核之后再报回办公厅，而后由办公厅报给市领导审批。如果办公厅对一个企业成立的申报不予受理的话，那么这个企业就办不起来。再如，当时特区的所有机构（包括企业）每年允许进入深圳的户口指标，也是由办公厅牵头与计划、人事、劳动、公安等众多部门共同建立联合审批小组来进行审批的，甚至连去沙头角中英街的指标，也要由办公厅批准。
也许在很多人眼里，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越大越好。当时特区的干部作风非常好，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工作着想。李定同志说：“特区发展越来越好，企业越来越多了，需要政府审批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了，政府权力越集中，给企业和群众办事造成的不便就越多。因此，虽然我们是掌权者，但是我们应该放权。”
在李定同志领导下，我们“革自己的命，放自身的权”，为改革办公厅的运作方式，为简化政府审批做了很多工作。我还带队到香港泰国等许多地方去学习考察，学习人家好的经验做法。总之，通过做大量工作，办公厅不但把权力下放给各个局（如企业申报直接向工商局申请登记，不再需要报办公厅等），而且在如何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实行一站式审批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可以说在这方面，深圳走在了当时全国各省市行政审批改革的前列。
成为最幸运的接待办主任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李罗力随行陪同。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1991年11月前后，我从市信息中心主任调任市委副秘书长兼接待办主任。多少年来，我一直觉得在全国各地成千上万担任过省市接待办主任的人中，我是最幸运的之一，因为在我任接待办主任期间，恰逢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而我则作为第一线的主要工作人员，亲身经历了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的全过程。
按照惯例，当时每年年末都会有一些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到深圳过春节。1991年年底，李灏书记开会告诉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要来深圳休息，尽管当时也没有明确说出这个领导就是小平同志，但是看到市委书记亲自召集会议、周密布置和安排接待工作，大家心里明白这个“领导”肯定非同寻常。当时接待办的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就开始猜测可能是小平同志要来，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这是自1984年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深圳，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题词之后，时隔多年再一次来深圳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