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诸多历史功绩当中，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启动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再度启动改革，是其中浓墨重彩的部分，对中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对中国人民摆脱穷困走向富足，居功至伟。
在8月22日邓小平110周年诞辰来临之际，财新记者专访经济学家吴敬琏，谈邓小平与市场经济改革：为什么必须改革？改革面临什么样的压力？诸多挑战是改革带来的还是改革不彻底带来的，最高领导人在历史关头的抉择有多重要？对今天有何启示？
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财新记者：您观察、经历和亲身参与了改革的几乎全过程。现在回想一下，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出于哪些考虑，必须要启动改革？
吴敬琏：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后，不但是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整个社会也处在溃散的边缘。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必须变革。但是，往哪里变革？
不管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还是之后，中国都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当成真理，认为它是必须追求的目标。如果还要在这个框架下变革，那就只能修修补补。刚粉碎“四人帮”时，还没有找到根本性变革道路时，确实像陈云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如果要做根本性的变革，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对政策做一些调整，做一些变通性的办法，这是不够的。
我想，邓小平就是比我们所有人都站得高，比党内的许多领导人都站得高，看到了中国的根本问题在哪里。
用他的话来说，中国共产党人是追求社会主义的，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根本没弄清楚，就以为苏联那套东西就是社会主义。吃了很大的亏。怎么办呢？邓小平站得很高，吸收了现代各国发展的经验，又要适应党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社会主义，就提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经济层面说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搞市场经济。
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第一次说清楚了。这个决议的核心一点是，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其实就是苏联语言中的市场经济。
通过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以后，邓小平说，我看这回说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财新记者：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最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吴敬琏：当中经过曲折。1984年通过这个决议以后，在怎么建立过程中，发生了争论，包括改革派内部也发生了争论。有的主张快一点，有的主张慢一点。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改革进展太慢，于是给寻租活动形成了很大空间。物资分配体制和物资价格的双轨制，使得“官倒”通过倒买倒卖能够从中获利。
当时生产资料、物资是双轨制，一部分是计划调拨的，另外一部分是通过市场的。计划调拨的部分是计划价格，通过市场的是市场价格，在物资紧张的情况下，两个价格就拉得很大。
比如说，钢材价格，市场价格是计划价格的1倍，那么只要有人拿到了计划钢材，拿到市场上去卖，就赚了100%。这就引起社会上极大的反感，把这些人叫做“倒爷”。
“倒爷”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利用其能拿到的计划调拨的资源，用权力去换钱，寻租发财。老百姓其实也知道，他们靠的是权力，所以后来就不叫“倒爷”，叫“官倒”，说明有权力背景。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一些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人得出结论，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经济风波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因为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此后出现了三年停滞时期，实际上是恢复了计划经济，一直到1992年。
在1992年以前，党和政府内部主张改革的人已经认识到，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经济和政治问题，都是因为改革推进不力。
邓小平比较有影响的几次谈话，包括1990年末跟中央领导同志谈话，还有1991年初跟上海的领导同志谈话，都讲到了这个要点——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不搞点市场经济，连信息都没有，是自甘落后。
到了1992年南方讲话，邓小平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不改革是死路一条。由此也扭转了整个航向，回到了改革的道路上去。
1992年十四大上更加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财新记者：1984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终于到1992年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吴敬琏：表达更直接。而且在十四大的报告里面，给市场经济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明确了改革目标。
接下来又经过了一年准备，在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有50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路线图，是总体方案。
从1994年开始，按照50条的总体方案，全面推进改革。
财新记者：整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都是奠基于这份文件。
吴敬琏：对。不管是国内经济，还是对外经济，在这次改革之后，就出现了高速发展的局面。但这个改革还没涉及到产权制度基础。
财新记者：你刚才讲到1989年到1992年三年停滞期。邓小平在1992年决断推进改革，是基于非常强的危机感吗？
吴敬琏：当然是。三年停滞时期，整个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国有经济的情况，叫做启而不动。大量产品在仓库里卖不掉。当时不推进改革，采取的办法是大量对国企放贷，结果是启而不动：放了一批贷之后，动了一下，生产了大量产品，又在仓库里卖不掉，然后再来⋯⋯这样就不行了，经济整个状况很糟糕。
产能过剩跟不改革是挂钩的。既不改革，又想维持一定速度，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投放货币。
就经济状况而言，当时的情况跟今天相似，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当然，今天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方面经济实力比当时强，另一方面所面临问题比当时复杂，无论是经济结构和规模都复杂得多。所以处理起来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但有一条，只有改革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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