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学术角度讲一下自己的“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我讲三个问题：一是我为什么提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二是所谓的新方略究竟新在哪里；三是如何实施这一新方略。
一、
（一）中国经济总供求关系出现的复杂新变化
我为什么提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最简单地说，就是基于中国经济总供求关系出现复杂新变化提出的。
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三个深层次矛盾：一个是结构性矛盾，一个是体制性矛盾，还有一个是经济周期性矛盾。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三个矛盾是叠加在一起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调节的难度。
在以上三个深层次矛盾中，新的经济周期性矛盾是近年产生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和经济体制性矛盾是根深蒂固而且是“久攻不克”的难题。鉴于体制问题我在专著《包容性改革论》之“经济改革篇”已有论述，我这里着重用“人本”思想探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问题。
如果从全方位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经济结构，我认为主要有六个结构。第一个是需求结构：经济运转首先必须有需求，这既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第二个是供给结构：供给方是由产业来提供的，可以把它视为产业结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都属于供给结构的问题（当然，严格地说，产业结构与供给结构的研究角度和内涵不完全一样，还有制度供给问题）。
除了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这两个结构以外，第三个是要素投入结构。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靠什么要素投入得以支撑、得以发展的问题。无论是早期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还是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再之后的内生增长理论，讨论的都是这个问题。第四个结构是资源环境，从理论上说它也是一种要素投入，就是靠什么资源要素来投入的问题，但鉴于中国这个问题十分严峻，我特意将其独立出来，列为资源环境结构。第五个是城乡结构，第六个是区域结构。
我的治学方法之一是在研究问题时“砸核桃”，砸开以后看看这里面究竟有几个“核桃仁”。把结构这个“核桃”砸开后就会发现，结构里面有六个核桃仁，即六大结构。在上述六大结构中，新阶段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两大难题”，既有需求问题：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过低；又有供给问题：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严重并存。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就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提出的。
（二）需求问题：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过低
需求结构一般讲“三驾马车”。一国的GDP构成按照“三驾马车”分成三个部分：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加起来叫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就是投资，货物与服务净流出就是出口。研究需求就是研究这“三驾马车”。传统的需求管理理论特别看重“三驾马车”的投资，一直实行“投资驱动型”的路线，导致投资率居高不下，严重挤压消费。从图-1三条曲线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需求的突出矛盾。
图-1中国投资率、净出口率和消费率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由于投资率挤压消费率（净出口率也一定程度挤压消费率，特别是“入世”后到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的这段时间里)，导致消费这驾“马车”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呈下滑趋势。从纵向看，改革开放以来最终消费率（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曾长期在60%～70%的区间内波动，但进入21世纪后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62.3%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48.2%，降低了14.1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2011年虽然上升至49.1%，之后又继续回升，2014年上升到51.4%，但与国际比较，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30个百分点左右。
在最终消费率（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中，最突出的是居民消费率低下。根据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当低，世界平均水平是60.4％，中国只有34.6％。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是37.9%，比2012年有所提高。即使是用37.9%与60.4%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还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中国投资率过高，压制了消费率；另一个是消费本身的问题，包括消费能力、社会保障、消费安全、消费质量等。这是需求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
虽然我把需求结构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我并不是强调“投资驱动型”，我所强调的是需求结构中的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这是新需求管理理论与传统需求管理理论不同的地方。
现阶段中国供给结构的问题呈现颇为复杂的局面——既有产能过剩、房产积压等供给过剩问题，又有供给不足，特别是创新性供给不足、公共服务性供给不足问题。
提出“供给侧改革”，我认为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实行的刺激需求政策有关。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当时决策层提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对此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一分为二。一方面，这是“事出有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压力，推出此举就是要抗击这个风险；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四万亿投资的“政府主导型”色彩太浓，而且所投资的一些项目效果不佳，出现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因此，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
当前，中国的供给环境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相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目前中国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严重不足。很多地区的教育、医疗、廉租房、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方面还有很多欠账。至于创新性的供给，无论是新产品、新产业，还是新业态，更是严重短缺。因此，不能笼统说现在中国全面供给过剩，还有很多方面是不足的，而且这些不足相当一部分是政府应该做却没有做好的。另一方面，中国也确实有结构性的供给过剩问题。到底中国是供给不足，还是供给过剩，我认为是结构性的，有的方面供给不足，有的方面供给过剩，两者并存。
2015年5月，我在《改革与战略》杂志发表的《中国新阶段经济发展与改革趋势分析——2015年2月在广东所作的学术报告》（以下简称《趋势分析》）一文中，提出了中国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三个突出问题：“第一个大问题，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问题；第二个大问题，地方债务风险以及杠杆率过高问题；第三个大问题，房地产衰退问题。”④一年将过去，实践证明这三个判断是正确的：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前三个“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与“三个突出问题”基本精神“不谋而合”。当然，现在问题更为复杂，其主要表现为四个突出问题。
第一个突出问题仍然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问题是供给问题，是产业层面的问题。近年来，我一直十分关注产能过剩问题。我曾经提出：“在工业内部确实存在不少现实问题，如产能过剩呈现多产业、长时间的突出特点。”在一次国家宏观经济问题讨论会上有学者提出：“产能过剩是一个伪命题，认为中国没有产能过剩。”我指出：“不能用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来看待，而应该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来看待。即使转换思维模式，产能过剩也是个实际问题。不仅传统的钢铁、铁合金、焦炭、电石、化工、造船、水泥、电解铝以及纺织等产业，而且太阳能光伏、手机等新兴产业，都面临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压力。一些领域产能过剩已超过警戒线，致使企业经营效益大幅度下降。”
要从理论上来理解和把握产能过剩问题，需要确定产能过剩的标准线是多少。一种说法是把产能利用率81%～82%作为判断产能是否过剩的分界点；⑦另外一种看法是参照国家发改委有关司局的标准，它们一般是把产能利用率78%作为把握产能是否过剩的分界点。我认为，以80%作为判断产能是否过剩的标准线比较合理，大体上就是八成以上是不过剩，八成以下为过剩；75％以下为严重过剩，用75％这个标准衡量，虽然我们国家总的工业产能利用率还没有到75％，但某些行业已经低于75％，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
中央决策层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受产能过剩的困扰。如果不解决产能过剩这个结构性矛盾，就很可能会出现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经济难以持续增长等问题，企业效益也无法提高。鉴于国内大部分产能形成于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并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致使部分产能有所扩大，因此，仅仅依靠刺激国内需求难以完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必须通过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第二个突出问题是房地产库存积压严重，即“房地产需要去库存化”问题。我在《趋势分析》一文中曾用三张图——全国商品住宅房价与收入比、土地和商业住宅销售增长率、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减弱图来反映房地产库存积压问题，特别表明对房地产下一步的发展比较担忧⑧。现在，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其中有不合理的占有差别因素）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除去部分年轻人和进城务工人员外，总体上说，供求紧张的时代基本过去。目前房地产正面临中长期拐点，当然，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房地产分化加剧，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大城市以及部分人口支撑因素比较有利的地区之外，相当一部分城市的房地产遇到困难。
自中央提出“商品房需要去库存”的概念之后，首先需要界定什么叫“商品房库存”，“衡量标准”是什么。这里有三个口径：（1）窄口径，指“已竣工”可供销售但尚未销售出去的商品房建筑面积累积值；（2）中口径，指前者加“尚未竣工”正在建设并已经“获得预售资格”但尚未销售出去的商品房建筑面积累积值；（3）宽口径，指前两者加已经批准“正待开工”商品房建筑面积累积值（作为潜在的库存）。讨论“商品房需要去库存”，我主张用宽口径，但全面准确的数据一时还拿不到。
就数据可获得性而言，我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积的有关数据。从该数据的时间趋势看，2007年之前中国房地产库存水平规模有限，且增长颇为缓慢，但之后增幅相当明显，特别是2011年之后增速异常显著，2015年达到顶点（见图-2）。
图-21995—2015年全国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积年度变化情况（千平方米）
资料来源：CEIC。
以上是1995—2015年全国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积年度变化情况。按照“砸核桃”的方法看看里边的结构，整个商品房待售（空置）包括四部分：一般住宅、别墅高档公寓、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各类型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积的年度变化情况通过图-3可以得到反映。
图-31995—2015年各类型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积年度变化情况（千平方米）
资料来源：CEIC
由图-3可见，待售（空置）住宅的增长态势与图-2全部待售（空置）商品房的增长态势大致相同，近年来也是扩张迅速；待售（空置）别墅、高档公寓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幅度较小。而待售（空置）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则几乎没有增长。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商品房库存水平的急剧攀升并积压，主要归因于商品住宅库存积压，小部分归因于别墅、高档公寓库存积压。
近十年商品住宅库存水平的发展趋势，最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和2015年，这两年商品住宅库存积压及去化周期的情况更为严重（见图-4）。
图-42014—2015商品住宅库存积压及去化周期情况
资料来源：巴曙松《2016年中国金融政策趋势》，引自金融读书会（bashusongonfinance）资料。
当然，各区域情况不同，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商品房库存面积普遍高于西部地区，特别是东北城市房地产库存水平较高，因为这些城市经济形势普遍比较严峻，缺乏大量且可持续的人口净流入规模，需求相对疲弱。
第三个突出问题是企业和产业的成本太高，包括劳动力、资金、资源、税收成本高。随着劳动力资源从无限供给转变为供求趋于平衡再转变为结构性短缺，将导致工资成本相应提升。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名义劳动力成本已经呈现出持续上涨的态势。因此，成本上升太快也是供给方面的问题。当然，有些成本是没法压的，如劳动力成本。但政府向企业减税，这个可以由政府来做，国家应该给企业减轻负担。
第四个突出问题是杠杆率过高、债务风险问题。我在《趋势分析》一文中曾用一张图揭示1996—2012年全社会杠杆率的变化趋势，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教授带领的课题组的估算，再补充2013年、2014年的最新情况。据最新数据，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的债务规模为150.03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35.7%。其中2014年末中国实体部门（不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实体部门杠杆率为217.3%
图-5全社会杠杆率的变化：1996—2014年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课题组估算。
图-5表明，金融危机以来，各部门加总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014年的235.7%，6年时间里上升了65.7个百分点。如果剔除金融机构部门，仅考虑实体部门的杠杆率变化，则从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时间上升了60.3个百分点，这也是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有关方面很谨慎，担心由于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而导致中国产生某些风险、甚至是系统性风险。
由此可见，一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一个十三多亿人口、具有世界特大型市场空间的国家，同时面临消费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创新性供给又严重不足的问题，这是很罕见的，也是很令人纠结的。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经济出现的供求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新药方——要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
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新方略新在哪里：“三个为主、三个结合”
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种方式，因侧重点不同，经济学界划分为强调需求的凯恩斯学派与强调供给的供给学派（也称供应学派）。前者认为，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规律作用下，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总供给水平，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后者坚持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主张通过减税刺激储蓄和投资，鼓励劳动供给，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纯学术背景分析，至于中国最近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可以不必往国外供给学派（也称供应学派）上套。因为，国外的供给学派是主张私有化的，这与中国有明显的区别。
自2015年11月10日中央决策层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供给侧”“供给侧管理”一时成为一个热词。对此，有学者说过去中国只讲需求管理，没有供给管理。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学术研究必须讲究科学。我认为，中国过去确实有需求管理（如讲“三驾马车”特别强调投资，也在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这都是需求的结构或需求的改革），但同样过去也有供给管理。如多年来一直讲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科教兴国等，这些都属于供给管理。至于说供给结构性改革，也不是没有，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不就是典型的供给结构性改革吗？总之，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方式都是有的。供给结构性改革是有特定内涵的，它不是实行需求紧缩，而是要实行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这里的关键是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中，哪个为主的问题。我认为，虽然“需求结构转型”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供给（产业）结构转型是更突出的问题，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以供给管理为主，实行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
其实，结构改革与结构调整很难严格区分，我更强调结构改革，不带限制词的“结构性改革”。它的含义是什么？现在学术界、经济界以及媒体用的结构性改革的含义宽窄不一。我将其归纳为三种不同层次的理解和使用：窄派的理解、中派的理解和比较宽的理解。
第一，窄义的“结构性改革”（“点”状）。它主要从专题（“点”）的角度理解结构性改革，如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结构性改革。这是专题性的，比较具体和集中。再如用之于行政权力的结构性改革，具体指在行政系统的权力体系里面，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三个权力的结构及其改革。
第二，中义的“结构性改革”（“线”状）。中间层次分为两个不同的“线”路。一种思路是在“结构”这两个字上做文章，把结构改革理解为结构调整、结构转型、结构升级或结构改造，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往体制上走，它又分成两个方面的体制：供给的体制改革（如产业改革、企业改革等），或需求的体制改革（如分配制度改革等）。在我看来这种理解是单线的改革，这是第二个基于中间状态的使用。
第三，比较宽义的“结构性改革”（“面”状）。比较宽义的“全面”的结构性改革包括两个大部分：结构的全面转型和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改革（或者叫体制支撑）。简单地说，结构性改革就是结构转型加体制改革。
现在社会各界对供给结构性改革存在多种解读，应以包容的态度看待。实际上，无论是“点”状使用，还是“线”状使用，还是“面”状使用，只要论者自己有特定的内涵界定，有自己清晰的思路都是可以的，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我倾向于从比较宽义的角度来把握结构性改革。
在这个宽义的“结构性改革”中，既有结构方面体制改革的内容，也有结构调整的内容，我比较倾向于改革这个方面。我认为：“中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且难以得到有效调整的深刻根源，在于现行体制的掣肘和制约。如果没有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经济结构的改造、升级、转型，都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房地产库存积压、还是杠杆率过高等，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解决的出路——无论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增加有效供给，还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根本办法都要依靠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以结构改革为主，改革与调整相结合。
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特别是供给结构性改革，究竟采取什么模式？这是国内外颇为关注的问题，人们担心出现政府主导型的供给管理。
可以预见，下一步供给管理，或者说供给改革，或者说供给什么，会越来越多。我们要学会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文章报告里去思考、去探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供给管理。最近有学者指出，强调供给管理不等于搞“计划经济”。在我看来，即使不会借供给管理搞“计划经济”，但绝不意味着供给管理中没有搞“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因为就一般理论分析，客观上就有两种不同的供给管理：一种是偏于市场决定的供给管理，一种是偏于政府主导的供给管理。
那么，应该从哪个角度、参照什么指标来鉴定这两个不同的供给管理？我认为有三个层面：最高层面是政府，中间层面是市场，底下层面是企业。我先从企业分析，微观基础是什么，再分析市场体系是什么和政府体制是什么，从这三个观察点来分析、鉴别（见表-1）。
表-1两种不同的“供给管理”思想
第一个观察点，看微观经济基础。微观经济基础是什么？是继续坚持国有经济“一股独大”，还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当前，焦点集中在如何对待国有经济中的某些“僵尸企业”上（当然民营中也有“僵尸企业”，但是极少。因为它有自动淘汰机制）。2015年7～8月，我到东北调研发现仅地方政府就有好几百家国有亏损企业，亏损额达460多亿元，其中不少属于“僵尸企业”。我在《“再振兴”东北战略思路探讨》一文指出：“这些‘僵尸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毒瘤’，已经吞噬并且将继续吞噬着大量的宝贵资源。”有观点认为，国有经济实际上是中国继枪杆子、笔杆子后的“第三支力量”——台柱子，即使亏损，也要保住这些企业。对这些“僵尸企业”，到底是以壮士断腕的魄力予以切除，还是基于“台柱子”理念不加分析地讲“做大”？这是一个检验。
第二个观察点，看市场体系，主要看是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否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能放开的尽量放开，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第三个观察点，看政府体制，是减少政府管制，还是政府主导。三张清单即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是否落实，权力是否依然任性。
我在2015年10月《关于十三五发展若干“理念”的思考》中曾提出一个概念：“市决政用”，即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作用。文章强调：“‘十三五’期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角色定位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虽然中央已经明确界定，但在理念和实践中并没有解决。按照有关学者提出的政府‘驾驭论’思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市场决定论’势必大打折扣，‘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将继续惯性运作。对此很难不让人产生忧虑，应秉持‘市决政用’之理念”。我认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应主张以市场配置为主，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注意防止政府主导的供给管理回潮。
总之，以供给管理为主，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以结构改革为主，结构改革与结构调整相结合；以市场配置为主，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这就是“新方略”的三点要义。
三、如何实施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新方略：释放——消解——创造“三线推进”
（一）第一条线——“释放新需求”：重在扩大居民消费
我认为：中国到了创造消费大国的人本基础的时候了。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需求管理方面的重要任务和基本举措就是要“释放新需求”，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那么，居民消费率提高到多少才合适？基于对“十三五”规划时期投资、出口以及居民收入等因素的综合分析，我认为到2020年总消费率预计为56%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至少应在43%以上。从2014年的37.7%提高到43%，每年约提高1个百分点。按照2015年经济增长6.9%的预测，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完成约为67.67万亿元。“十三五”规划期间经济增长按6.5%预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90万～95万亿元。如果居民消费率按提高到43%计算，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总量将达到38万～40万亿元。这个市场空间在全世界是举世无双的。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居民消费率比较低，与中国的广阔市场相比，特别是随着劳动力群体负担的加重，从而对公共服务数量及公平性需求明显增加，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落差。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亿万人民的消费潜力变成促进人的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要加快培育消费增长点。建议重点关注如下领域：医疗养老、休闲旅游、教育文体消费、互联网物联网和信息消费、节能产品、住房消费，尤其应引导消费朝着健康、智能、绿色、安全方向发展。
——以健康消费为例。现在中国有2.1亿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如何促进养老家政健康消费？目前，中国耐用消费品之类的消费增长缓慢，消费结构开始向中老年主导的服务型消费转移，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打造‘人本社会’多维度发展的民生健康服务”的概念，这不仅是个新理念，而且开始在江苏试验。我之所以提出“打造‘人本社会’多维度发展的民生健康服务”，旨在朝着健康方向去“释放新需求”。
——以智能消费为例。截至2015年2月，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2.9亿户（且更换周期平均为15个月），移动宽带（3G/4G）用户总数达6.24亿户，估计几年后会达到10亿户。如何继续壮大智能消费大有文章可做。
——以旅游消费为例。2014年全年国内游客达36.1亿人次，如何提升旅游休闲消费的档次，在“十三五”末期把中国打造成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
——此外，如何推动绿色消费、稳定住房消费、扩大教育文化消费等都值得探索。
我认为，根本问题是要建立促进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做到让人民“能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
“能消费”需要正确处理好“国富”和“民富”的关系。既要“国富”，又要“民富”。中国居民消费率低，除了投资率高以外，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有关。多年来，中国以GDP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虽然也在上升，但与GDP相比两者差距很大（甚至形成一个“剪刀状差”），且呈现扩大趋势。这是作为一个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者所不愿看到的。基于此，我主张适当向“民富”倾斜，在“十三五”期间，尤其如此。这就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明显超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同时，要看到“劳权弱化是导致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的重要因素，必须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到人权、特别是劳权的高度，要有保证劳权的制度安排”，从而为消费提供制度化的“民富支撑”。
“敢消费”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养老、医疗、失业等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健全社会救济制度，做好扶贫工作，尽快编织好全社会的安全网，让老百姓吃上定心丸，以解除他们消费的后顾之忧。
“放心消费”需要政府加强对消费环境的监管。要实行严格的责任清单制度，确保食品、药品等各个领域的消费安全。
此外，如何让老百姓实惠消费也是释放新需求的方面。它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服务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是价格问题。2015年中国人群体到日本买“马桶盖事件”，反映出了中国与日本商品质量和商品价格的差距，这个问题需要研究，应让老百姓能够实惠消费。
（二）第二条线——“消解旧供给”：该砍掉的坚决砍掉
就供给结构而言，应该是双线作战：“消解旧供给”与“创造新供给”。
首先是“消解旧供给”。“消解旧供给”的重点任务是“三减一降”：减产能、减库存、减杠杆、降成本。现在流行的提法是“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就其大的基调来说是对的，态度是坚决的，其精神实质人们也能理解，但不能讲得太过度。严格来说，“三去”是不可能完全“去除”的。“产能”能完全“去除”吗？商品房库存能完全“去除”吗？特别是杠杆能完全“去除”吗？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去杠杆’被人解释过度了，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不可能完全去杠杆化，应该叫做‘少杠杆’，或者‘弱杠杆’，‘去’是去不了的。”
现在，需要扎扎实实做好“三减一降”，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减产能。不仅要化解传统的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产业，而且还要化解太阳能、光伏等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但重点是钢铁、煤炭。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美国经济史的经验：美国整个工业化中期的结束，是以钢铁、煤炭、水泥为代表的重化工业经济，向生活品质提高的消费经济转型的过程。从人的发展经济学角度看，这也正是从“物本经济”向“人本经济”转型的过程。
第二，减房地产的库存。有研究报告称，2016年第二季度后中国“房地产价格将出现塌方式的下降”。笼统地这样讲可能有些武断，应该分类对待。2015年11月，海南省政府出台了《促进海南省房地产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分类改革，转型升级”的提法较好，可供参考。
第三，减杠杆。从政府、居民、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四部分来看，重点是非金融机构减杠杆。最近我到广东、安徽、广西等地调研，发现一些传统领域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倒闭的现象不少。减杠杆也要渐进而行，防止大面积企业倒闭。
第四，降成本。应降多种成本，其中最直接的是减少税收成本，这个可以由政府来做，通过减税（特别是“营改增”）给企业减轻负担。
（三）第三条线——“创造新供给”：重在创造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
就中国经济而言，一方面，一些“僵尸企业”“无可奈何花落去”；另一方面，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柳暗花明又一村”。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上零售额增长31.6%，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2%，工业机器人增长42%。这种态势表明，供给结构改革既要“消解旧供给”，更要“创造新供给”。对于创造新供给，中国在“十三五”时期及未来一段时间要把握三大要点。
其一，产业结构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将是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时期。与此相适应，建议国家明确提出“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战略和行动方案。鉴于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仅为48.1%（2014年），比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70.2%（2012年）差22个百分点的事实，应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优化结构的战略重点。
服务业发展应采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双线推进的方略，尤其要注意补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短板。从经济角度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技术附加值高、技术高度密集、耗能低、经济产值高等特征；而从人本角度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需求弹性大、有助于提升就业率的特征。目前，生产性服务业是中国整个服务业的重点和短板，应侧重发展以下八个产业：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交通运输业、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设计咨询服务业、人力资源服务业和节能环保服务业，尤其是要突破金融、物流和人力资源服务业等重点短板。
与此同时，要开拓“大健康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新领域。2020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后，人民群众对现代服务业提出新需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健康产业”，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我认为，应该把医疗健康服务业作为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之首。美国的健康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17%～18%，但中国只有5%左右，应把民生健康或“健康中国”作为未来服务业发展的旗舰。
除大力发展“大健康产业”外，还要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特别是电子商务）、旅游业、居民服务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住房产业和市场化培训教育服务业等。从现在起，就应瞄准上述产业，开拓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同时，针对服务业发展中的体制障碍，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克服该领域开放度低、限制多、国际竞争力弱等问题。
其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脆弱，又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国家来说，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要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屹立于民族之林，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十三五”期间，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互联网+”、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互联网+”，它不仅会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且还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重塑人的自身。
其三，要有“烙新饼”的理念和“烙新饼”的人才。怎样创造新供给？我认为应该有“烙新饼”的思想。托马斯在《乱中取胜——美国管理革命通鉴》中说：“不要老想分享市场，而要考虑创造市场。不是取得一块较大的馅饼，而是要设法烙出一块较大的馅饼，最好是烘烤出一块新的馅饼。”只有具备“烙新饼”的理念，才有可能创造新供给。
中国需要一代“无限制的新人”。所谓“无限制”就是不受各种旧的条条框框和旧的模式的限制，最典型是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华为的任正非等一批新人。这批新人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心灵放飞”。中国产业创新也好，供给创新也好，它的关键和源泉都是心灵的放飞。心灵的放飞是创意之源，打造创意城市、创意园区，固然需要制度安排，但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应该让人突破常规，放飞想象。新一代的技术力量正在创造出一批新人，新人有新人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一批新人组成创新队伍，创造新供给才有支撑，“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才会得到实施。
■文章来源于经济观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