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允许对于公共卫生等民生问题讨论争议，这些都应该是一个法制国家给予公民的最起码权利，不能因为某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懒政而一刀切，将所有民生问题的信息都列为信息监控范围。
自从非典结束至今，不到十七年的时间，再次发生完全类似的传染性新型冠状肺炎。关于疾病本身的起源及防治属于公共卫生范畴讨论内容，但对于公共卫生所涉及的群体性信息披露，及早期防控的信息传达途径却又再次成为人们诟病的目标。
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再次引发了公众对疫情信息管控的热议。当人们在央视新闻中收看到武汉警方对李文亮等八名医护人员的处理的新闻报道时，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尚未意识到此次公共事件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也不会意识到接下来疫情迅速蔓延已经使每个旁观者卷入其中。对于央视新闻点赞者据说有几十万人次，但随后而来的疫情却不幸使从央视到武汉警方都成为信息管控的受害者。
至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家机构就李文亮等八人被处理一事正式出面纠正，也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对于八名信息披露者的行为予以重新界定，除了央视为李文亮的去世给予正面报道之外，并没有对警方的处理作出任何法律意义上或政策导向上的观点。
对于一个已经去世的医生的正面评价并没有彻底解决尚遗留在人们心中的不满。大难当前，显然现在也不是秋后算账的时机，即使有错，为了统一意识，共同抗疫，针对一个具体行为的纠结显然并不是有关部门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
非典处理不力，导致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及北京市当时主政领导被撤换，湖北及武汉的主政官员也照例被更加强有力的领导取代，但事不过三，是否因疫情信息管控不力的后果需要再次发生才会引起更多关注呢？
李文亮等人被训诫的时间是2020年1月3日，其后20多天是冠状病毒迅速传播的日子。如果民众都能看到李文亮等人的发声，至少可以不会导致武汉被全部封城的后果，也不会有那么多名医护人员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染。
这就回到公安部门对李文亮的训诫上来重新思考了。如果不是因为武汉及全国的重大灾难性的冠状病毒的爆发，相信不会有人对李文亮等八人被训诫有任何异议。但正式因为人民的普遍忽略了八个知情人的警报，导致了人民没能在第一时间得到预警，于是许多人开始质疑训诫的合法性。
长期以来，有关部门本着坚定的维稳心态，针对各种可能在社会上引起争议、恐慌、负面的信息，一律采用强势的手段予以监控、制止、处罚，也使这种强势开始夸大化，进而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否认，对于那些破坏国家统一、制造民族矛盾、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予以制裁是正确的，但维稳扩大化后，从上到下，对于言论的监控形成左的导向，一些无关政治，甚至仅是生活中的牢骚，也会被当作危害社会的谣言处理。
我们回顾一下李文亮被训诫的背景：李文亮在医学同学群中提示有SARS病例、人传人，特别提醒大家不要扩散信息。上述言论的目的是好心提醒，且不希望信息扩散到专业人士范围之外，对疾病名称的描述尚称为SARS，显然这样的言论不会损害国体、政体以及党的领导，也不是编造事实、制造恐慌。在当时无统一定性该病毒名称的情况下，因其特征近似于SARS，显然，该描述并无不当，完全不属于谣言类的虚假信息。
允许专业人士根据病情探讨病理并做出提示，允许对于公共卫生等民生问题讨论争议，这些都应该是一个法制国家给予公民的最起码权利，不能因为某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懒政而一刀切，将所有民生问题的信息都列为信息监控范围。是什么样的传染病需要从业务上确诊，但出现了传染病这样的事实，才是最基本的事实，吹毛求疵、断章取义，针对群众言论中一些无关紧要的失实部分抓住不放，掩盖自己管理的无能和过错，这是维稳思维过度，也必将导致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的结果。
新形势下，对于信息管控应该摒弃维稳过度思维，还民生信息于民众。只要公众希望知道的社会公共生活、公共卫生等信息，尽可能从渠道上满足民众。互联网时代，刻意管控往往事与愿违，相信对李文亮等八人进行训诫的警察也有苦衷，信息管控模式需要与时俱进，还民声予民生。
作者 李军 系北京海润天睿（深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