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2015年在Ebola爆发之后谈到，他认为在未来几十年里，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家其实都投资不足，研究不到位，更没有足够的准备来应对突发传染病。五年之后的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足以让所有中国人进行反思，因为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这次的新冠病毒爆发后，过往在灾难应急管理中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仍然存在，诸如资源调配和需求不匹配、信息混杂而核实困难重重、政社协同失效等。且从新闻中看到的大部分案例都属于各自行动，极少有平台类、联盟类组织在协调所有行动。而当所有组织都通过自己去打通支援渠道时，无疑效率是不高的。在灾难面前，人内心的柔软和赤诚容易被触动，很多人都表现出强烈的想做点什么的动力。有时不禁想问，所谓的想做点什么，到底是为了满足疫区的需求，还是自身助人的需求？冷静下来，越是在灾难面前，越应该关注生产率，关注投入产出比，更何况在全国多地都需要帮助的同时，如果不反思救援行动的生产率，无疑存在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配置，影响更多的生命。
比尔盖茨曾提到，我们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投资很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问题不在于我们没有一套可以使用的系统，而是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系统。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特殊情境，不仅使得原本未解决的救灾问题更为凸显，还带来了一些全新的挑战，例如物资采购和调配的难度前所未有，救人如救火的紧迫性要求采取更为迅速准确的行动。地震一般有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而抗击疫情的行动稍有迟缓或应对失误，便可能造成新的感染和死亡，病毒的传染性为一线工作人员带来严重威胁等等。所以，一定意义而言，抗疫比地震救灾时间上更为紧迫。
因此，灾难面前，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协同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这一长效机制，不仅关乎行业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与政社合作机制的政策推动密切相关。
就深圳的社会组织协同而言，我有如下建议：
其一、应当建立城市级救援联盟和救援平台。结合好深圳的优势资源和产业，定位好在全国救援中深圳的角色，比如当所有人都关注口罩缺乏的问题时，也许捐赠核酸检验试剂，加快确认新冠病例是另一场不可忽略的战役；
其二、应该鼓励深圳的社会组织加入全国的专业网络和联盟。如壹基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都是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的发起机构，但该协调会网络成员中暂无深圳的社会组织代表；
其三、在全球化的今天，应该链接更多国际渠道和国际资源，让国际物质和国际援助更顺畅地进入疫区。社会组织应积极应对风险社会中的危机和挑战，以这次行动为契机，催生公益慈善行业应急协同的创新变革。希望以此为起点，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敬畏自然，尊重生命，拯救自己的未来。
作者 李曼书 系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