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谈一点意见：关于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问题。
什么“原则”？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作用”这么一个原则，此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来的，十九大报告只改了一个字，把“和”字改成了“逗号”，到今天，这个“原则”仍在。
问题是，在不同阶段，如何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地、灵活地加以运用，大有文章，我分三个阶段简说：
第一阶段，从1月“突如其来”到今天（4月28日），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疫情暴发应急阶段。昨天（4月27日）有个标志性事件——孙春兰率领的中央指导组“班师回朝”（消息称“经中央批准”），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湖北（武汉）之战大的困难阶段已经过去（当然，整个中国特别是整个全球的战击疫情，还不好说，还有不确定性）。
我们现在看，从1月3日中国向世卫和美国通报疫情，特别是1月23日凌晨两点宣布“武汉封城令”以来，在这三个多月当中，为了应对这样一个非常的、特别紧急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更多地用的是什么机制、什么手段？我认为用的是类似于“战时经济体制”的一些手段，这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举措，是对的，是应该的。这是任何一个战时经济时期的指挥官都会想到采取的办法，就像山火燃烧必须紧急灭火一样。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肯定。从经济运行规则说，这是“原则的例外”，不是“原则的例内”。
从更广的视野总结分析，我认为抗“疫”措施中确有一些中国独到的东西（如中西医结合等），也有一些新的应对经验（如方舱医院等），但要拿捏的很准，有啥说啥，不要把这些举措过度地往“基本制度”上贴。我们不是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吗？如果“特”讲得过分，那怎么与“共”协调？即使是好的“做法”，也应考虑我们的“说法”别人能否接受、能否借鉴？防止“自说自话”“自我隔离”。这是第一阶段。
从现在开始中国进入“第二阶段”：一方面要继续战“疫”，外防内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将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危机”，包括全球疫情危机和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很严峻的，很严峻的。近日报道所谓“诉状”问题，可能“索赔战”要打响。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央提出“底线思维”，但中国的“底”在哪里呀？我今天还没有探到“底”，很可能是经济、政治、社会、外交、国家安全乃至台海等多方位的底线。就今天讨论的经济而言，基于底线思维，“六稳”之外特别加了“六保”，“六保”是什么逻辑？我学了以后，感到“六保”中有一部分，比如“保市场主体”，继续激发市场的活力，是市场逻辑；另外，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不至于中断，是国际化逻辑，市场化国际化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保基本民生”、“保粮食能源安全”等。注意：不是一般的“保民生”，而是保“基本的民生”，我认为，这里边有很多文章，相当多的潜台词。
我在4月10日一内部视频会上提出两个“息”:一个“休养生息”，一个“自强不息”。这么大的疫情过去后，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不应该再沿着原来那样一个GDP至上的思维惯性运作，思路要调整。既然要休养生息，尤其让底层的民众能够过得去，就要“轻徭薄赋”，就要“兜底保障”，政府这只手就要发挥作用，像财政补贴类似手段不可缺少。
除此以外，要讲“自强不息”。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华民族的精神不能倒，建议要有“卧薪尝胆”的精神。各级领导应该与民“同甘共苦”，有同志提出减少政府的开支，很好，要“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史记.<勾践栖于会稽>语》）。危机当头，停止“内斗”，万众一心，谱写新的、21世纪的“胆剑篇”。这个思路打开，可以借势用非常手段推进政府自身改革，这方面大有作为。
总之，在这第二阶段，可实行“原则内”和“原则外”相结合，努力化解国际环境的压力和危机。
第三个阶段，大疫过后、国际环境危机过后，进入恢复正常秩序的阶段。我们应适时地转入“原则的例内”，经济运行还是要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现在有一种倾向，我提请各位领导和朋友关注，有人试图把疫情期间的一些做法凝固化、机制化、神圣化，我认为我们要冷静地思考，那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不应该把它常态化。现在是第二阶段，我们多措并举抗击国际环境压力。同时，瞄准下一阶段，我建议莫干山研究院要给高层提建议，未雨绸缪，促成出台一个《新阶段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注意：我说的不是《意见》，也不是《指导性意见》，而是中央的正式决定，我们应该为此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转自 莫干山研究院 微信公众号，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