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 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李灏 在2017年纪念马洪同志逝世十周年所写，
收编于《十载追思光辉垂范》一书）
我与马洪同志认识的时间比较早。我是1953年调到国家计委的。1953年中央发了一个文件，全国的凡是学理、工、农、医这方面毕业的学生，不管学历高低，凡是不在理工农医的岗位上的，都要归队。我当时是县政府第三把手，当时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就是我了，我们三个是党组成员，我那时候是秘书又兼林政科的，还负责土改。那时国家计委不归国务院管，非常独立，马洪同志是秘书长。我听过他的报告，但还没有跟他单独接触过。1954年马洪同志被下放到基层，1956年6月，他又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以负责人的名义从事调查研究和起草政策文件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许多机会与他接触，向他学习。马洪同志很活跃，已经是非常重要的领导了，我们非常敬重他。他是一位好干部，但因为高岗的问题，他受到了牵联，他是高岗的秘书长，出场很多，讲话也很多，但他非常正派，高岗做得不妥的地方，马洪同志帮着在纠正。
1981年，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由谷牧同志和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共同发起成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这就形成了中日定期的对话交流机制。双方成员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轮流在两国举办，重点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经济形势和中日经贸合作问题。马洪同志是这个交流会的负责人，他率队到日本考察学习，开拓了他的视野和思路。1987年11月12日，马洪同志致函给我，说我们确实迫切需要有一个思路开阔、有国际视野、有创新意识的研究机构，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服务。1988年的4月28日，在马洪同志的部署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正式把报告提交给了中央。为什么这么顺利呢？因为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报告里把研究院的性质、定位、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这些关键的东西都说清楚了。比如说治理模式是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民办公助、市场化道路，明确提出以有偿的研究成果作为经费，自力更生、自我发展。这些在当时绝对是超前的一些意识和理念。9月3日，马洪同志和我联名写信，向中央报告了筹建有相当自主权和独立性、民办的新型研究机构的有关情况。10月，我们又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口头汇报了筹建情况，得到充分的赞成和支持，并指示要把研究院办成一所真正民办的研究机构，首先要为深圳经济特区和各沿海省市服务，也要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示范建设服务，研究的范围可以从国内到国外等等。说实话，研究院能定在深圳，首先是深圳市当时有一定独立性，可以办一个不要靠政府拨款的智囊机构；二是因为我的提议。我当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时候，是赵紫阳的副秘书长，与马洪、蒋一苇同志很熟悉。
李灏
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深圳市委原书记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办特区这么一个背景下展开的，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要是成立这么一个机构的话，很难起作用，也就没有生存的必要。所以要有大环境，就像办特区一样，也是有很多曲折的，正是因为研究院既有官方背景，又是民间独立研究机构，才同这个时代比较合拍。不仅合拍，还要敢于突破自己，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子。研究院发展到现在，要感谢马洪、陈锦华、蒋一苇、高尚全、林凌等这些同志，没有他们的积极创办和示范，研究院也发展不起来。研究院现在已经成为国家高端智库了，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鞭策，也是我们的荣耀和责任。我们要有一点前瞻性思维和战略眼光，突出自己的优势，聚焦国家发展急需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和舆论热点领域，开展前瞻性、对策性、储备性和实用性的政策研究，为党和国家战略决策服务。
马老是研究院的第一功臣，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经济学家，他对深圳帮助很大，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毫不隐瞒，对年轻人非常重视，他推荐了很多人，不忌妒人才，光明磊落。那几年他经常来深圳，起码一半的力量在深圳。研究院当初很困难，我和马洪一起想了很多办法。后来马老病了，我还专程去医院看过他好几次。
可以告慰马老的是，研究院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入选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我也祝愿研究院越办越好，把马老的遗志继续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