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马雅为马洪长女。原文题为“悼念父亲马洪”，载于《财经》2007年12期，
本文做了若干补充和修正，并配发一组老照片。）
原题
坎坷人生赤子心
——纪念父亲马洪诞辰100周年
作者：马雅
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现在风住了，浪止了，爸爸也走了。
父亲马洪，山西定襄人，原名牛仁权，又名牛黄，意为牛中之黄，代表了他一生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到底的宗旨。马洪这个名字，是延安时期主管组织部门的陈云给起的，是为日后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做好准备。
爸爸小时候天资过人，但因家里穷，不能上学，只好在村中的学堂扫地来帮助家庭维持生计。据年长的老乡们回忆，有一次，学堂的先生注意到学生们的答案几乎全一样，查问下去，才发现这都是出自院中那个扫地的孩子之手，于是允其入室旁听，爸爸这样得到了上小学的机会。而他13岁即被该校聘为教员，开始自食其力，并协助当地著名士绅、族人牛诚修先生修订定襄县志。
从那时起，爸爸不但自修中学课程，还阅读了大量书籍，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6年初，他经人介绍到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局）作文书，后考入同蒲铁路车务人员训练班，做过各种铁路员工的工作。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研究管理现代大工业和产业结构，与其终身结缘的起点。
在爸爸的童年时代，我奶奶给了他最大的关爱。她每天天不亮就起身为爸爸烧水做饭，站在路口目送他上学。后来爸爸奔赴延安，杳无音讯，奶奶忧困交集，早早过世。而爸爸在出走之前，每夜仍在家中为牛先生抄抄写写，以挣钱赡养父母。多年后，我上了小学，阅读“少年笔耕”，引起了爸爸的注意，可当时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通过和老家的亲戚们交谈，我才得知爸爸的这段往事，也得知了爸爸对我奶奶感情很深。但是，只有我见证了爸爸历经坎坷而从不离队，才对他当年断然离家投身革命的精神有所领悟。
1936年，爸爸去了太原同蒲路（图2）。当时日本侵华，国情危难。“牺盟会”（山西爱国牺牲同盟会）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爸爸与其他爱国青年，包括工人和学生，为抗日救国，参加了“牺盟会”并参与筹建总工会，1937年同蒲路总工会成立（图3）。1937年，爸爸在侯马代表同蒲铁路总工会与阎锡山进行谈判不久，他便与同会的游云、游军两姊妹过从甚密，后来又与游军有了恋爱关系。游军出身商人家庭，爱好文学，常常一人躲在家里的阁楼上入迷地读小说，多愁善感。
30多年后，到了文革初期，我也爱读外国的古典著作，感时伤世，爸爸对我有告诫，因而提起旧事。1937年爸爸与游氏姊妹等同去了延安。由于爸爸出身贫苦，又参加过工运，属于根红苗正，成为组织上重点的培养对象。游军则因“成份不好”，又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被组织上视为与我爸爸“不般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被统战的地方军阀，不久便抑郁而死。我记得我们家常年有一株绿绿的细致的云竹，爸爸总是亲自给它轻轻淋水。我小妹的名字也取为“筠”（jūn）。
爸爸在延安学习后，成为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的研究员和学术秘书。那时投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很多，像邓力群是北大学生，宋平是清华学生，都是他在马列学院的同班同学。我爸爸虽然没有他们那样的学历，可他用功刻苦，还特别注重从实践中学习。1942年，爸爸随张闻天到边区的米脂杨家沟作了一年多的社会调查，这为他日后作一系列经济社会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东北，是共产党从传统农村转向现代工业的转折点。毛泽东高瞻远瞩，早早就瞄准了帝俄和日本在中国东北留下的巨大工业遗产。所以抗战胜利后，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一半被派往东北，包括陈云，李富春等，准备去建立根据地。当时共产党进军东北的部队，是从各大抗日部队抽调的，不是来自一个山头；而先入关的部队，又收编了大批伪军和留用人员。这样，军事斗争的曲折和经济工作的复杂相互交织。
因此，在固守大城市还是建立农村建立根据地、在怎样对待旧社会留下的遗产和人员等等问题上，党内出现了分歧。加上国民党军在美国帮助下占领东北的大城市后，大批收编的伪军反水，给共产党在东北的扎根造成了重大困难。局势发展的结果是领导换了班子：最先担任东北军政首脑的彭真，后来被林彪和高岗所替代。我爸爸在东北工作时，曾在高岗领导下主管工业。可能这是后来被卷入高饶事件的原因之一。
东北解放后，我家从热河搬到沈阳东北局，我刚满1周岁。大概三四岁时，我还略记得当年二三事，想来应是给干部放内部电影，有同声翻译，是一部前苏联爱国主义的历史片，演的是库图佐夫如何大战拿破仑。爸爸告诉我，拿破仑是一个大英雄。我当时已说得上几个洋人名字，比如列宁、斯大林，可拿破仑听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时爸爸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参与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解放初期工业的落后，中国为朝鲜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使得当时党内第一代主管工业的领导人，都急切地要求加快建设速度，恨不得“马到成功”，其“冒进”的程度让苏联专家们难以置信。而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恐怕也给后来的“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1952年，爸爸调到北京国家计委，爸爸妈妈把我送进北海幼儿园。当时的于院长刚从苏联留学归来，我在那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是供给制，我家带去的衣物全被退回来了，我也想和那些退还的东西一起跟父母回家去。爸爸知道我是舍不得让他们走，于是带着我第一次逛了北海公园。那是一个大晴天，刮风，还挺冷。爸爸头戴鸭舌帽，身穿深蓝色的呢大衣，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柳条在他身后的春风中飞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那里，身材高而挺拔。
那时的中国，其实是在苏美争霸的孔隙中艰难地生存。毛泽东试图走出中国自己的一条路，可这谈何容易。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党内对未来发展战略的不同意见，演变成解放后首次的"路线斗争"。有军队背景的干部批评来自白区的干部“太右”，脱离工农群众而投靠资产阶级。不料，这一次较量的结局是倾向"左"的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联盟"。爸爸被定为“高饶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
爸爸出事后，被发配到北京建筑公司当副经理，一段期间不准回家。他住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一扇布帘把房间隔为两半：里面放一张硬硬的木板床，外面放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书报。我去工地看他，他怕我闷，借来好多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于是，他读他的文件，我看我的小人书，几小时的探望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随后，我迅速升级，开始阅读这些名著的正本。
爸爸在公司期间，单位组织去了一次周口店。爸爸和我以及十几个人站在一辆小卡车的后边，很挤，加上近百里山路的颠簸，我在路上吐了几次。通过这次参观，我知道咱们中国50万年前就有了类人猿。
1956年，爸爸被薄一波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却没有正式的职衔，大概算是“戴了帽子继续使用”的干部吧。和从前在东北局以及后来在国家计委一样，他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复旦挑选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一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书生模样的青年被爸爸请到家里吃便饭。饭后，那青年还带我一同去机关礼堂看了场电影。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一笔一划认真地在我手心上写给我看。事后我再问王叔叔，爸爸说他已经调走了。文革中，爸爸告诉我，王笃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安岭去劳改，一棵大树倒下来，把他压死了。那些年被爸爸赏识和提携的新秀，不少人受牵连，影响了升迁。但朱镕基算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20世纪60年代初，每年开计划会议时，爸爸住在北京饭店，附近的人民大会堂，总有京戏一类的文艺节目供与会的干部欣赏。爸爸因工作忙，很少去看戏，于是票自然地落到我手上。我听遍了马连良、荀慧生、谭富英等名旦名角的看家戏。虽然没变成戏迷，可“二进宫”“将相和”和“宇宙锋”这些传统戏确实让我长了见识。
之后在北京音乐厅又有中央乐团的合唱和交响乐，我起先没有兴趣，爸爸劝说我去接触一下不同的文化。没想到，从此，我竟听西方古典音乐成癖。爸爸这种开放的心态，使他不满足于墨守现存体制的成规，当年就已经开始思考和探讨全盘照搬苏联经验的弊病了。
在同一时期，爸爸常去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聊天和游泳。有时，两人还去琉璃厂的书市买点旧书，多半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杂书，后来都在文革中抄家时失散了。当时爸爸不时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写社论，每得15元或20元稿费，便与党内其他几位秀才“笔杆子”一起下饭馆。那是困难时期，能下“东来顺”“全聚德”这样的馆子，非得有稿费这样的外快不可，这算是爸爸少有的一种消费。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业余爱好只有读书和游泳。
也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爸爸受李富春的委托，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那里积累经验，写下《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为后来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提供了依据。据说毛主席临终时的枕前，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爸爸曾带我去机床厂，告诉我如果将来不上大学，可下厂当工人。文革中学校都封了，以我的家庭条件，不够留城进厂，便下乡插了队。
1964年前后，在一次北戴河的政府工作会议上，一位曾在东北身居要职的党内领导撞见了我爸爸，大怒，摔门而去。此后他要求薄一波将我爸爸调离经委。当时爸爸正主持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在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下，爸爸突患严重的腰肌劳损，卧床难起。我已经懂事了，记得每天都有十来个中青年干部到家里来，围坐床前，听爸爸口述，他们做记录。经过数月，终于完成任务。
书成后，爸爸离开经委。那要人坚持要把他发放外地，经薄一波、谷牧的疏通，才勉强留京，派到化工部北京的设计院工作。《企业管理》一书发表后成为我国当时企业管理的指南。后来，该书又分别以俄、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6年，文革来了，一开始群众不明了主席要整刘少奇的意思，就把爸爸这些“已有问题”的干部揪出来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使爸爸想不通。在经委接替我爸爸职务的梅行是爸爸几十年的老友，他既有士大夫风骨，又侠肝义胆，能为知己两肋插刀。他不断替爸爸撑腰打气，先拉他上附近的回民小饭馆填饱了肚子，然后鼓足劲头，两人一同上台迎接批斗。后来梅行因死保朋友田家英（毛主席的秘书），被关入政治要犯监狱秦城，一关就是八年。
1970年，我插队时去山西程家探望爸爸，他当时随单位疏散到那里。他窗前有一棵新栽的树，朝阳，树干挺直。他跟我说，如果他在这里终老此生，他要看着这棵小树长大。
1976年，文革结束。次年，爸爸复出。我考上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和留学生，准备出国。爸爸虽然被解放，且再度受重用，但“高饶事件”没有解决，成为党内惟一的悬案，爸爸因此没有得到“正名”。他跟我说，如果人没有压力“就会满天飞了”。他详细地询问我在国外能做什么，怎么做，然后郑重地说，只有在中国，他才能真正做出一些事情。我意识到，爸爸出身贫苦又历经波折，所以能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他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所以又能站得高，看得远，具备了不同常人的胸怀与见地。
20世纪80年代，爸爸曾先后给中央上书和表态，强调如果只搞计划经济，中国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经济就不能够起飞。同期，他主持了“山西能源的调查”“上海的宏观规划”“2000中国”等国家重大的发展项目，并陆续写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和“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等文章，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从政策上和理论上都作出了贡献。我这里便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近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已把中国现代的经济改革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称之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
1987年，爸爸和人大代表团访美，我已在美国工作，上华盛顿去看他。在同行的路上，我们遇见某辆汽车发生故障，路边数人停下车来帮忙。爸爸问我，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经常的还是偶然的？我回答说：在美国助人为乐的事倒是蛮常见的。爸爸观察事物敏锐细致，甚至对外国的道德民风也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中，邓小平在接见印度贵宾之前，特地与参加会见的爸爸单独谈话。其间，邓小平强调，他与爸爸都是几上几下。
到了1984年和1988年，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热，出现了通货膨胀。爸爸力主冷却、压缩，1984年他的意见被采纳，帮助稳定了时局。而1988年，基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爸爸同样的建议却未被采纳。这对后来的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平是爸爸在延安马列学院时结下的好友。宋平曾对我回忆：“你爸爸从前脸是白的，我们经常在延河里游泳。有一次赶上发大水，他被洪水冲下来，从此他就成了红脸。”爸爸因“高饶事件”落难之后，宋平是极少数保持与爸爸来往的老同志。文革中，虽然爸爸仍未解放，而基于彼此的信任与了解，两人结为亲家。后来因世事纷扰，双方渐渐来往不多了。
几年前，我和爸爸经过北河沿，那时北京还不像现在这样面目全非，他指着一处小饭铺的门脸说道：“刚来北京筹建计委时，宋平我们几个下了夜班，就常到那里去吃夜宵。”后来爸爸住院，一天，夜半醒来，跟医生护士们说：“我要找宋平聊聊，有些问题还得同他商议一下。”爸爸，我知道你尽管不说，心中有时还是念旧的。
爸爸晚年久病，但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三年前，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去探望，他对我们预言：二三十年后，中国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上美国。后我去北京医院探视，他思潮澎湃。虽然被护理人员扶着，他在地上来回踱步，激动地侃侃而谈：要从宏观的角度，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和第三世界怎样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次我回来奔丧，见到人民意气风发，国家繁荣昌盛，联想爸爸和其他几位已不在人世的前辈，冲锋陷阵，披荆斩棘，创业维艰，为改革开放铺平了路。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立了大功的。
据家里人说，在爸爸弥留之际，北京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那是肅殺寒秋罕见的天气。他去世之后，北京十几天大雾迷漫。11月7日的追悼会，除亲朋好友外，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该到的都到了。胡锦涛主席对我们几个子女说：“马洪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个人很崇敬他。他一生坎坷，我们会纪念他的。”葬礼后，北京天开云散，我家所在的万寿路院里，天上地下，处处是喜鹊。我虽不迷信，却也希望这是一种吉兆，会给爸爸和他热爱的祖国带来祥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