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吴家骏 在2020年5月18日纪念马洪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所写。）
吴家骏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0年前，马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马洪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会”上曾有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说：“把我60多年治学体会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脚踏实地求真知。即注重对具体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坚持科学、求实的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我认为，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也是一条可靠的道路“。他还说：”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没有调查还不只是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没有调查就没有真知识，更没有真学问“。言简意赅，在马洪的治学道路上，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并以此为学风，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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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延安时期，于1941年初，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学习，提倡全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调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阶级、各阶层的情况，为此，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的调查研究局，陆续组成各种类型的调查团，深入各地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为了贯彻中央的决定，张闻天亲领调查团于1942年初在陕北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主题，以土地占有变化与租赁关系为主要内容开始了农村调查。马洪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个调查团。调查团在工作中非常注意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在掌握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研究分析写成了《神府县贺家川八个自然村调查》、《兴县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等调查报告，特别重要的是马洪还协助张闻天撰写了《米脂杨家沟的调查》一书，由当时的延安新华书店出版（解放后又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是当时很有典型意义的一本农村调查报告。经过一年半的调查研究，使马洪对当时的农村和城镇的阶级斗争和经济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马洪在革命根据地进行的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奠定了他独特学风的基础，使他受益终生。每当接受了新的任务或重大事件到来之际，他总是非常自觉、非常自然地从调查研究入手。这样的事例很多，实际上这已成了他的一种习惯。
例如：在全国解放前夕，马洪离开延安随东北局进驻沈阳，先后担任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东北局副秘书长，他的工作重心集中在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上。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多次主持召开了工业座谈会，及时摸清面上的情况，研究分析工业生产的总体形势。同时他还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自在沈阳冶炼厂和第一机床厂做典型调查，深入到车间、班组，找人座谈，征求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发展城市工业的总体思路。他认为，对城市工业的管理应按产业来组织，在产业内部应建立和完善一整套适合国情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行政管理和党的组织领导制度。在这一时期，马洪开始形成了条理化、系统化的经济管理思想和观点，这在他组织起草的东北局各种工作报告、决定、决议中都有具体体现。诸如他提出：东北虽是全国的工业基地，但在抓好工业的同时绝不能放松农业的工作；工业生产计划要注意均衡，注意合理调整工业结构；生产与节约、产量与质量、生产与安全并重；大力发展地方中小型工业企业，发挥其对国有大企业的补充和促进作用，等等。经过1950年和1951年，仅用了两年时间，东北地区的工业生产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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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机会直接在马洪领导下工作，是从1960年秋季开始的。当时马洪已经调到北京，担任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正在为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工业七十条）组织大规模的企业调查，为此他和孙冶方合作，从各个高等院校借调了十几名教师组成调研写作班子，放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业组。这时我刚从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毕业留校做助教，便随人大的几位老师一起借调到经济研究所（后于1962年11月我被正式调入经济所工业组），参加了马洪领导的调研写作班子。此后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我一直在马洪身边工作，对他的学风深有感受，受益匪浅。
在这次对企业的大调查中，马洪协助中央书记处主持经济工作的李富春组织领导了对北京的10家企业的系统调查。工业组的研究人员分头参加了对其中三个企业的调查。马洪亲自带领工业组的部分研究人员和经委研究室的同志一起到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调查，他们深入生产第一线，同班组工人打成一片，采取由点到面、逐步深入的方法，做到全面系统而又不失典型性。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摸清了企业的全面情况，最后写出了《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一书。工业组组长陆斐文带领工业组一部分研究人员和国家经委的同志一起到石景山发电厂蹲点半年。我随国家经委煤炭局的领导同志一起到京西城子煤矿蹲点半年。我在城子煤矿调研期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很多一线工人反映，每天休息时间太短，体力得不到恢复，我们反映给矿区领导，他们却说现在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人业余不会没有休息时间。各说各的，难以判断。向马洪汇报后，他要我们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工人，进行工时查定。当时京西煤矿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周边农村的农民工，住集体宿舍的人很少。我们跟踪查定了工人从家到矿的路途时间，食堂排队买饭、吃饭的时间，更衣、排队领矿灯的时间，到井口等罐笼下井的时间，到井下走巷道的时间，在掌子面工作的时间，下班后返回井上的时间，排队归还矿灯的时间，洗澡更衣吃饭的时间，再加上回家路途时间，细算起来工人们确实很少有休息时间，很难保证充分的睡眠。查定结果向矿区领导汇报后，他们接受了工人们的意见，这对改进管理，缩短辅助时间，改善服务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事例，充分体现了马洪“脚踏实地求真知”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也使我学会了调查研究的本领。
在这次广泛而又深入的企业调查的基础上，马洪完成了“工业七十条”的起草工作。这个条例是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的第一个总章程，它的出台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左”的思想影响，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调查研究的成果，马洪不但注重用来指导实际工作，而且注重上升为理论。在制定“工业七十条”的同时，他还主持编写了60万字的《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于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著作。它没有照搬原苏联的模式，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功经验，也总结了教训，特别是批判和否定了“大跃进”中的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东西，系统地提出了适合当时我国情况的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这本书对当时纠正“左”的错误有积极作用，对后来普及工业企业管理知识，提高工业企业管理水平也起到了显著作用。我自始至终参加了企业调查和《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写作的全过程，深感这部著作凝聚着马洪的心血，贯穿着马洪调查研究中形成的管理思想。从写作指导思想和基本观点的提出，到篇、章、节的设定；从论证方法、行文格调的要求，到逐字逐句的修改定稿，都出自马洪之手。书的初稿和最终定稿差别之大，只有参加了写作的人才能体会得到。所以我认为，这部著作既可以说是集体成果，又应当说是马洪的个人专著。只可惜，在《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和《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完成不久还没来的及实施，就开始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
“文革”之后马洪复出工作，这时他又是从企业调查起步的。
1977年4月，国家计委组织有关同志去大庆考察，马洪参加并领导了这次考察，完成了《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于光远主编、马洪副主编）和《大庆工业企业管理》（马洪主编）两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大庆考察期间，马洪受命在经济所工业组的基础上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我协助马洪、陆斐文进行筹建的具体工作工作。记得在正式建所之前他就带我去东郊红星养鸡场就如何解决企业“小而全”问题进行调研，写了一篇《红星养鸡场调查》上报中央，那时他就已开始思索着国企改革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问题。与此同时，他还着手调查面上的情况，指示我组织“双周座谈会”，以他个人的名义（建所后以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名义）邀请中央各部委业务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前来座谈。由于马洪在各部委领导同志中有很高的威望，我打去电话后他们都很热情积极地来参会。会议规模很小，每次只邀请一个单位的同志来开会，马洪亲自主持，仔细提问，认真听取汇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找遍了所有的经济部门，把整个国民经济和企业的情况、问题摸得一清二楚，及时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向中央报告。我认为马洪的这次系统调研意义很大，因为当时我国经济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中断多年后复出工作不久的许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很需要及时掌握国民经济的总体情况，所以这次调研为中央进行经济调整和改革决策，以及“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建所之后，他还指导我按照“文革”中被搁浅了的“工业七十条”的精神起草了一篇文章《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以我们二人的化名“马中骏”在《光明日报》（1978年9月9日）理论版发表。文章提出：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应当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要承认企业在客观上所具有的独立性，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国家和企业之间应当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关系，在经济上必须明确国家和企业双方的责任，这种责任应当落实到人，真正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每个人的经济利益挂起钩来。这是一篇较早触及企业性质、地位和自主权，强调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作为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基本出发点的文章，对推进国企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此之后，马洪又主持了经济结构调查组，全面系统地摸清了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各方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向中央提出了调整结构、促进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他撰写的《深入调查研究、探寻我国合理的经济结构》等论文和他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都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问题以及如何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建议，具有极高的理论深度和现实指导意义。他强调指出，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最重要的是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破坏了综合平衡；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以钢为纲，忽视了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片面追求高积累，不注意人民生活的改善；人民公社化搞过了头，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政企不分，企业缺少自主权，不能很好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等等。《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是在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影响极大的一本书，还分别在原苏联和美国用俄文和英文出版。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范围出现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我国各界对于新技术革命的内容、性质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众说纷纭，认识不一。1983年10月9日，当时国务院总理召集会议研究此问题，并指定马洪组织专家进行研究。为此，马洪召集了3次上百人参加的会议，进行“新技术革命和对策”研究。提出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指出：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将带来生产力的飞跃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知识越来越成为发展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和取得经济成就的关键；信息技术将大大提高人类思维活动的效率导致劳动方式的巨大变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已成为促进技术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和技术的变革将引起就业机会的变化和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在分析了新技术革命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方向。研究成果《新技术革命和对策》的报告，于1984年作为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各地，最后汇集成书并获得了国家奖。这一研究对我国新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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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洪不但对国内的经济和企业的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且他也非常重视对国际经验和情况的调查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于1978年11月，马洪带我参加了由袁宝华为团长、邓力群为顾问的日本企业管理考察团，在日本考察企业长达一个多月，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专业考察团，收获颇多。回国后他撰写了《日本企业家是怎样管理企业的》一文，又和邓力群、孙尚清、吴家骏一起撰写了《访日归来的思索》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通过对日本企业的考察研究，马洪认为日本企业中有很多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对中国企业是有借鉴价值的。日本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企业之间主要是按专业化与协作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企业间的协作关系用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企业的一切经营管理活动和生产活动，都是以产品质量为中心，各级管理人员和每一个工人对此都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并为它服务的。日本的企业为了走在世界的前列，非常重视人才的培训，把它看做是一项战略任务，每个大公司都有设备先进、师资齐全、教材成套的培训中心。为了提高效率，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将职工的利益同公司的利益联系起来，采取包括“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以及严格、科学的考核奖励制度、集体福利制度等灵活多样的办法，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次考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这些经验，在当时对于完全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我国企业来说，都是富有新意的。马洪考察归来后，结合我国企业改革的实际，积极宣传推广这些经验，对加强企业管理，推进和深化企业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1979年10月马洪率“中国工商管理考察团”访美近一个月，重点考察美国的管理教育。归国后他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美国经济与管理教育》的报告，对美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客观的评价，认为战后美国的经济之所以有较大发展，是因为在科技进步、人才培养、经济关系调整、管理水平提高等方面有了许多新举措，其中有不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为此他主编了《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一书。之后，他根据当时我国改革开放急需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水平，和蒋一苇等同志一起，于1984年举办了全国经济管理刊授大学，共4期，培训了4万人，对我国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国家也由此开始在高校设立了工商管理系，增设了工商管理的硕士点和博士点。
1980年5月，马洪随国家经委代表团去维也纳参加欧洲论坛，在考察了瑞士、德国、法国之后，在论坛会上发表了演说，分析了欧洲工业发展和企业管理值得我国借鉴之处。除此之外，马洪还访问了其他很多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麦、意大利、南非、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等。通过考察，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以开阔的视野审视我国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和前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建议。他还主编了《国外企业管理比较研究》一书，系统地研究、介绍了国外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
1981年由谷牧发起、马洪主持成立了“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由中日两国政界、经济界著名人士为成员，轮流在两国举行会议，延续多年，总共开了8次会议。1982年马洪主编，我作为副主编协助马洪组织中日两国专家共同编写了《现代中日经济事典》，这是我国第一部经济事典，对于促进学术交流、增进相互了解，起了重要作用。1983年马洪发起组织了“中日经济学术讨论会”，由中日两国著名经济学家为成员，隔年轮流在两国举行会议，总共举办了7次会议。1990年马洪又发起组织了中韩两国类似的经济学术交流会。这些交流活动，对于调查、研究、学习国外经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上面列举的只是马洪对国内、外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很不完整的一部分事例，这就足以看出了他始终身体力行地坚持着“脚踏实地求真知”的学风。
马洪的革命和学术活动有60多年的历程，而且一大半的时间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走过来的，特别他又是从农村革命根据地起步的，过去他对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并无切身体会，但他的思想始终是非常开放的。他研究、思考问题从来都是坚持“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对此，我有很深的感受。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参加“工业七十条”企业调查和《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写作班子时，他就对我们反复强调，研究问题要广开思路，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使前人的成果能为我所用。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他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搞清楚企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古人是怎样说的，国外又是怎样看的。要求把古今中外关于什么是企业的说法切切实实搞清楚。当时我们虽然能找到一些古人之云，但我国古代对企业的论述很少，而近代我国商品经济又很不发达，企业理论也很贫乏，可用的东西不多。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当时和苏联的关系已经恶化，新书很少，但还是找到了一本罗勉策夫著的《企业经济学》，马洪让大家认真学习和研究。至于美国的书则根本没有，马洪想方设法去挖掘，他专门组织当时在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建国初期从美国回来的同志，查找英文资料，从中找到了一本美国的《企业管理学》，突击译成中文，安排手工打印，发给写作组成员人手一册，要大家认真研究参考。这在当时实为难能可贵的。
总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贯穿在马洪整个治学过程之中，是他的本色，也是他治学的一种独特的风格。由于他注意不断地从国内外的经验中吸取营养，不懈地探寻和追求新鲜事物，所以他能够始终站在理论的前沿，保持着他在学术上的青春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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