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为什么中国不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跟大家做一个开放式交流。这个题目是主办方给我的，叫我讲一讲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这个题目非常好。今天，不仅中国面临着很多挑战，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果看看美国的选举、英国脱欧、德国的一些右派组织崛起、法国内生恐怖主义等等，就知道现在面临的危机。中东更不用说了。而且，各国的经济也都不好。我觉得现在不仅仅是每一个国家国内秩序在转型，整个世界的秩序都在转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转型不仅对自己本身很重要，而且会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同样，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会对中国本身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谓的机遇与挑战，就是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即我们现在走到哪一步了，下一步往什么地方走。当然，我不可能全面回顾历史，我就聚焦当代，讨论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现在走到了哪一步，我们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
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现代历史就是一个改革、一个开放，两个互相相关的方面。改革就是开放，开放就是改革。尤其是对广东等沿海省份来说，改革就是从开放开始的，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当然如果没有改革的话，开放的进程也很难发展，也很难持续下去。
如果把1978年算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我们的改革已经走过近四十年的时间了。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我们从1980年代初人均GDP不到300美金的这样一个国家，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即使从人均GDP来说，我们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从以前的300美金提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左右。珠江三角洲更高，现在已经达到20000美金左右，仅仅比台湾今天的水平稍微低一点。
对中国的执政党来说，他们很清楚未来怎么走。从十八大以来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所制定的几份改革文件可以看得出来，未来就是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从经济上看这个目标是很简单的，就是下一步要建立一个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从现在的人均GDP8000美金左右提升到人均12000美金。这就需要在今后五年里，每年有6.5%的增长。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扶贫。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精准扶贫是全国性的一个运动，目标是每年要减掉一千多万的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
习近平很清楚这一点。他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两个陷阱：一个是从内部发展来说的，不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个是从国际关系来说，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意思是不要跟大国，尤其是美国发生战争。这两个方面是相关的。
中等收入陷阱的“陷阱”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和政治概念。中等收入陷阱最初提出来的时候是针对拉美的情况。不过，我觉得拉美社会跟我们相关性不大，因为它离我们太远了。我们应当聚焦亚洲社会。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以后近150个国家中，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只有十几个。在这十几个国家中，大部分是中东一些产油国，除了这些资源类型的国家之外，只有早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东亚存在两类国家和地区，一类就是逃避了中等收入陷进的社会，一类就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有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还有长期低度发展的社会，如缅甸。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也就是高收入社会，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两类社会，因为离我们比较近，很多人都去过，大家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它们的不同。
从贫困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这个阶段，大家应当看看它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现在日本人均GDP40000美元左右；香港也差不多40000美元；新加坡最高，大概55000美元；韩国因为国家大，又有广大农村地区，平均起来30000多美元；台湾是“四小龙”中最低的，现在大概是23000多美元。我们大陆五年以后要达到12000美金，总体来说，离台湾还差得相当远。
比较一下这些年的发展情况，大家就会看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如比较一下泰国和台湾，或者泰国和香港，台湾、香港的老百姓经常游行抗议，但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基本比较和平理性，但是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之间的互动就非常暴力。实际上这个并不难解释，就是一旦当一个社会到了高收入阶段以后，老百姓就比较和平和理性，即使他们有不满的情绪。
实际上，中国古代就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说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今天我们常说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我很多年以前到深圳去，刚好碰到反日示威游行，觉得很可怕，愤怒的示威者会烧车，还会烧店铺。道理很简单，自己如果有车有房，一般不会去烧别人家的车和房，但如果自己没车没房，看到人家的车房，相比较就更容易变得暴力。所以，发达社会都是比较和平理性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往往就会暴力和不理性。
从政治上看也是这样。发达经济体的法治做得比较好，制度建设比较到位，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腐败容易滋生，法治程度比较低，制度化程度比较低。这里并不是说发达社会就没有问题了，但发达社会和发展中社会的问题的性质就不太一样。
我们的执政党提出要全面进入小康社会，防止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做不到的话，中国将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让你选择是成为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那样的社会，还是选择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那样的社会，我想，大多数都会选择前者。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
02
亚洲“四小龙”，不仅仅是经济奇迹
现在我们的执政党想怎么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方案，改革方案的核心就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这很好。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关系怎么改革？四中全会的主要精神就是rule of law (法治)，主要是要解决法制建设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担心？两年前，我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听到中等收入的脚步声了；现在我也听到有人说，中等收入的门已经打开了。我们好像有很大的机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在下行。最近我到珠三角各个城市去看了看，感觉不太乐观。今年到现在为止，广东整个省也就是广州、深圳和佛山这些比较大的城市达到了省政府预期的目标，大部分地级市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从整个中国来看情况更不容乐观，尤其是东北，非常糟糕。最近中央政府出台1.6万亿的振兴东北的计划，但是振兴东北并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任务。我老家浙江现在也是一样，以前工业园区很兴旺，现在工业园区内倒闭的工厂非常多。
我们要分析一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怎么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经济体有几个比较好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它们的经济体量小。日本从1960年代经济起飞到1980年代就躲避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们别忘了，日本以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两倍多。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体量更小了。第二，它们有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无论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属于西方经济体的一部分，基本上西方的市场是向它们打开的。所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很顺利地发展出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但中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今天的国际环境都是有阻碍的。第三，它们的技术升级非常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基本上每十年产业升级一次。第四，它们的社会改革做得非常好，中产阶级群体大，消费社会得以确立。
包括世界银行和我们国内的学术界，大家都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只是一个经济奇迹。但我觉得，它们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什么叫社会奇迹呢？就是说，这些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以后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比其经济奇迹更重要。当然每一个社会如何塑造中产阶级，那是不一样的。日本强调的是终身雇佣制，工资倍增计划；台湾主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土改；新加坡更是依赖政府不同的社会政策。不管怎么样，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成长以后，这些社会就会慢慢地开放政治。当然，政治开放现在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香港和台湾。
如果把中国和这些社会作比较，我们就会知道中国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多难。首先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很大，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在经济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美国的经济体量大，但是它以前人口少。美国是189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下、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如此，亚洲“四小龙”也是如此。我们经济体量大，而且从外部条件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像日本、亚洲“四小龙”崛起的环境。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很糟糕——朝鲜半岛核危机、东海跟日本的钓鱼岛之争、南海仲裁案、中国跟印度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西边便是中东等等。现在只有北部跟俄罗斯的关系稍微稳定一点。中国的地域政治环境并不好。
03
中国中产阶级规模太小
从内部来说，中国经济内部结构也不太好。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一直在强调调整经济结构，虽然情况在好转，但是好转得比较慢。更麻烦的是，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是很小。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多大？各方面统计不一样，但肯定不会超过30%。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为什么中产阶级还是那么小？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意识到了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要采取很多行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出台了两个改革方案，两个文件加起来有500多项改革方案。但是到底有多少在落实呢？我们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培训也基本成型，现在每年有几百万的工程师大学生毕业。这些都是经济发展所需的基本面。基本面都很好，但为什么经济下行那么快呢？
十八大以后我们进入经济新常态。什么叫新常态？大家对这个也没有一个共识。如果说我们以前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现在高增长已经过去了，进入中等增长阶段，那么，这个新常态不难理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一直维持那么高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低一点没问题，但低多少没有共识。
前段时间，权威人士发表文章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是L型的。这也很对，但是L型的底部有多低呢？如果前年是7%，而去年6.5%，今年变成6%，明年继续往下跌的话，这不叫新常态。如果未来保持这个下行趋势的话，我们的经济就会很麻烦，就是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假设我们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真正能保持在6.5%到7%的增长，那就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增长。这是我们要追求说的“新常态”。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经济波动过大。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有待于继续的发展。如果在发展，那么它们就属于发展中的问题。但是如果不发展了，这些问题就会成为永恒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地方债务，现在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都有很高的债务。这些债务是通过增长可以加以消化的，但一旦停止增长，甚至增长走下坡路，经济规模缩小了，那么债务就会变得解决不了，很多地方政府都要破产。这不是危言耸听的事情。有2008年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
外国人对中国的地方债务很在意，忧虑中国的地方债会不会也造成类似2008年的全球性危机。我看了很多材料也是不乐观。像江苏无锡，那么一个富裕的地方，现在在某很大程度上，其地方政府处于破产状态。1990年代，60%~70%的乡镇政府属于破产状态。现在一些研究表明，县级政府60%~70%的财政处于破产状态。
问题是，当经济基本面是好的时候，为什么不作为？这当中有很多原因。一个就是经济结构上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问题。以前汪洋书记在广东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用农民工了，现在30年后还是在用农民工，这只能说明广东的产业没有升级。我不是看不起农民工，但这里很容易看出产业是否在升级。
广东正确地提出了“腾笼换鸟”的政策，搞产业升级。但因为政策不力，不是很成功。笼子腾出来了，新的产业却没有来。今天到东莞考察，当地情况也并不是很好。我刚才说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每十年产业升级一次。中国为什么不升级？中国左派学者太“左”，右派学者太“右”，左派学者光看到政府的作用，好像什么都应当由政府包下来；右派学者则强调市场，好像什么都必须按市场来。其实都不对，产业升级要依靠政府和市场的合力。
04
反腐败与政治寡头
十八大以后，我们面临新的形势。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反腐败运动非常重要。中国过去光讲GDP，忽视了执政党建设，结果产生了那么多的高级腐败分子。执政党称他们为“团团伙伙”，我们政治学里面的术语就叫“寡头政治”。反腐败非常重要，如果让这些寡头再成长十年的话，谁也反不动他们了，中国就很容易成为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或者今天的乌克兰。
在政治上来说，寡头政治是极其麻烦的一件事。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乌克兰一塌糊涂，很多人认为乌克兰的问题就是俄罗斯军事干预导致的。其实不是，乌克兰的问题就是寡头政治，它先有寡头经济，然后变成寡头政治，一个寡头一个政党，寡头之间互相竞争，“民主化”就开始了。但这样的民主要不要？我想，这种民主是哪个国家都不想要的最糟糕形式的民主。寡头没有社会利益，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乌克兰内部没有这么多寡头，是一个比较统一的政体，那么就不会有俄罗斯的干预。中国1920年代和1930年代也有这种寡头，不过我们是叫军阀。这次反腐败非常有必要，如果今天不反这些寡头，那中国以后也许有民主，但这个民主很可能是我们谁也不想要的民主。
不过，反腐败一到基层就变了样，有的地方性质就变了。有些地方，反腐败甚至像“文革”那样，官员互相举报。我到一些地方去调研，总体上感觉凡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整天都在担心——今天会不会被拉走，明天会不会被抓走。没有官员干事情。反腐败非常重要，但反腐败需要确保以法治为核心。如果没有这个法治，整个官僚系统就会不作为，不作为也是腐败。
再者，当今中国的政商关系也很复杂。怎么处理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那么，什么叫新型的政商关系呢？我们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如果新型的政商关系不建立起来，就没有办法发展经济。企业家是发展经济的主体，是创新的主体，政府如果不跟企业家打交道，那怎么发展经济呢？现在的情况就很不好。以前企业家跟政府走得太近，产生了很多腐败；现在政府不敢跟企业家打交道，企业家也不敢跟政府打交道，那怎么可能发展经济？政商关系应当是怎么样的？大家没有一个答案，也没有人去研究。实际上，有很多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看看日本和韩国，看看其它成功的经验。可是，我们就没人去做，这也是一个问题。
政策上的民粹主义也是一个原因。很多地方官员的情况也挺值得同情。以前国有企业改革走的是华尔街路线，国企老总工资高得不得了，一千多万元的年薪。但现在减到一百万人民币以下，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一个人的薪水，从一千万减到六七十万的话，其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5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前面数十年都走得很好？因为有四条腿在走路。中央政府永远是个改革的顶层设计者，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这四个主要的经济角色构成了四条腿。那么现在谁还在走路呢，谁还在改革呢？国企、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动了。外资企业总体来说没有增加多少，因为现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强。前段时间大家都在骂李嘉诚，骂他撤资，把资金从中国撤走，但如果到香港和企业家作些交流，就会发现，李嘉诚的心态其实就是很多外资企业的心态。他们以前总是问，我们怎么投资、投资哪个领域、我们怎么进中国市场等问题，但现在他们考虑的是怎样平稳地从中国市场退出来。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现象。民营企业更不用说了。大家最近注意到了，当今民营企业的投资在大幅地下降。
为什么以前的这四个经济发展主体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一个原因就是民粹主义。顶层设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每天都有新的文件出现，一个文件没读完，第二个文件就下来了。并且各个文件之间，经常没有一致性，甚至互相矛盾。我们现在的经济学家都在玩概念。经济学家玩概念还是小事情，但问题是我们经济决策层也在玩概念。很多概念脱离实际，不接地气。
在基层，干部任用制度也是有问题的。中央强调官员都要有地方经验。但我们去各个地方调研发现，地方官员真正干得好的，也没有提拔的可能性。这不是说外面来的官员不好，但是本地的官员跟外来的官员应该有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我们的中产阶级还那么小？我们的民族主义很强大。民族主义为什么强大，就是因为穷人太多了，穷人越多，民族主义就越强大。我们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取得了那么高的经济增长率，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为什么我们中产阶级那么小，穷人还是那么多？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很多的经济政策是不成功的。我一直在批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经济政策可能都是经济学家协助制定的，但他们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来。中产阶级怎么培养出来的？无论西方也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也好，它们都存在一些普适性的经验，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
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工资也会提高。另一方面，政府把社会政策做好，如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教育、公共住房等等。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中产阶级就自然壮大了。
中国的工资确实在提高，但不像以前其它经济体提高得那么快。现在我们的很多群体，像快递员的工资不是不高，农民工的工资也不高，他们很难变成中产阶级。最失败的就是我们没有好的社会政策，尤其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几块领域。在任何社会，这几个领域都是需要政府大量投入的。中国怎么样呢？我们创造了那么多的GDP，但GDP是哪来的呢？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破坏社会得来的。
举几个例子。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进行医疗体制改革，中国的医院成为暴富产业。1997年、1998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了，我们很多智库就建议政府搞教育产业化，从1998年开始教育大扩张，产业化。2008年世界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了，2008年开始进行房地产的产业化。我们可以到任何一个国家去看看，医院、教育、公共住房这几块不是纯经济领域，而是社会领域。这几个领域可以引进市场机制，但是这个社会领域的市场机制跟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都把这些作为赚钱的产业来做。哪一个社会，如果它的医院成为暴富产业，教育成为暴富产业，房地产成为暴富产业，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不稳定的。
06
社会保障与私有财产保护
欧洲在这方面是有沉重的教训的。我们大家很多都是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马克思批判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原始资本主义没有人性就导致了后来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是非常暴力的。有了这个教训以后，原始资本主义慢慢走向福利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变得比较人性化，转变的途径就是社会改革。什么叫社会改革？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领域进行改革。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什么转型比较和平呢？就是因为政府主动地去做社会改革，进行社会保障建设。新加坡80%多的老百姓是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里面，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富人是没有资格购买政府的组屋的，因为富人不需要政府的帮助。所以，我们自己犯了重大的错误。在东亚，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破坏得最厉害的。
这种破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包括现在新疆的恐怖主义都跟这个过度市场化、过度资本主义化有关系。就说乌鲁木齐这些大城市吧。在毛泽东时代，它的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但也是有些的。那个时代，因为在计划经济下，住房是国家分配的，一个单位住宅小区里面有汉人，有维吾尔人，不同的民族居住在一起了。现在的新加坡也是这样，每一栋楼里面必须有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即实行混居政策。中国毛泽东时代也开始有混居政策了，但后来一下子一刀切地搞了市场经济了。现在去乌鲁木齐看看，汉人和汉人住一起，维人和维人住一起，大家没有共同体了，这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中国很多问题都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完全不分而产生的。当然还有就是法治做得不好。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法治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从1997年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社会以来，到前年的四中全会，正式进入法治建设。尽管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法治水平还是很低。
我们创造了很多的财富。我们有创造财富的机制，那就是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但是，我们没有保护财富的有效机制。中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创造财富，但是没有保护财富的机制，所以财富就流失到国外去了。近年来，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知识和财富的外流。知识、财富都是任何国家需要的。现在大家问为什么中国中产阶级纷纷移民，但实际上这个事情不是刚刚发生的。中国的中产阶级和高端人才往外走是很多年前就开始出现的事情。一个社会如果没有高端人才，没有中产阶级，这个社会还能剩下什么呢？有两样东西是走不了的，一个是权力，一个是贫困，这两样东西哪个国家也不想要的。如果国家没有保护财富的机制，没有保护知识的机制，那么，这个国家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呢？
今天的中国确实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一个经济奇迹。当年那么贫困的一个国家，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但我们需要深刻思考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在认知的层面，未来的方向很明确，比如经济领域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建立法治社会等等，这些都已经在十八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出台的文件中提出来了。但问题是怎么实施？
我个人希望，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大家行动派多一点。很可惜，现在各级领导干部讲得很多做得很少，就是实现不了他们自己所提出的目标。最近也发现，我们提出的目标跟我们所使用的手段方法之间互相打架。我们提出的目标，明明是很好的，比如说建立法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关键性的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但我们所做的事情却刚好跟这个目标相反。这就导致了很大的麻烦。又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我们希望市场去发挥决定性作用，那就要减少政府垄断，像新加坡那样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但我们在做相反的事情，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控越来越甚。
我们所提出的目标都很好，但所做的很多事情却刚好与之相反，所以需要深刻反思。如果制订的目标实施不下去，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未来将是很不确定的。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很难逃出来。菲律宾在1960年代就已经差不多是今天这个水平了，半个世纪以后还是这个水平。泰国也一样，缅甸更糟糕。我们不能自然而然假定我们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逃避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和探索的。
07
中国外交的挑战还会接踵而至
外交关系更重要。邓小平在1980年代就说，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发展服务。但今天我们的国际环境正在变得很糟糕。当然，国际环境的恶化不能光怪我们自己。像南海问题，我觉得习总书记的南海政策做得很好。但是，下一步怎么走要提前布局。很多国家和很多人都在质问，中国为什么要填海造岛？我倒觉得中国填得太晚了。之前，菲律宾在填，越南在填，为什么我们不能？中国如果不做的话，其他国家就会把南海拿走了。
习近平说，我们如果不对南海采取行动，南海就成为历史了。就是说，以后就不关我们事了。中国以前在南海问题上很被动，一直只是口头回应越南和菲律宾的填海举动，但是我们现在终于也填起来了。美国对这个也理解，只是说中国填海速度太快了，中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填出来的面积比越南几十年的还多。现在，在南海问题上，我们从以前的被动转为主动了。但是，在转为主动以后，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就很重要。我们还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想也不需要在南海打一场战争，这会影响我们的地缘政治环境。东海问题也是一样。
以前郑必坚先生提出“和平崛起”。不过，和平崛起不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不是我们想和平就能和平，还取决于和其他国家的互动。我前面所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大国之间的互动所导致的战争。
一个守成大国跟一个新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处理不好就会发生战争，但并不是说战争完全不可避免。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从16世纪开始到现在，世界历史上有16次权力转移，其中12次发生了战争，意味着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大，但毕竟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习总书记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过即使你想要和平，世界也不一定就根据你的意愿而和平了。和平是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的事情。
我担心的是，一旦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碰到问题，中国的国际环境也会发生问题。几年前王毅部长找我谈，我就说中国的外交未来10—15年最难做。为什么最难做？因为中国以前比较弱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同情我们，包括日本都很同情我们，比如1980年代，对我们就比较友好。但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了以后，对它构成了挑战，麻烦就会接踵而至。
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请进来”，1980年代我们把自己的国门打开，让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投资。在“请进来”的阶段，中国和外国不会发生很大的矛盾，因为我们是向西方开放的，把我们自己的国门打开，让他们到中国来投资，不会有很大的矛盾。第二阶段叫“接轨”，1990年代我们为了加入WTO，我们的口号是“接轨”。什么叫“接轨”？就是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制度来迎合国际的规范。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生冲突的。第三阶段叫“走出去”，从本世纪初开始到现在的“一带一路”都是“走出去”过程的一部分。这一阶段开始发生矛盾。
为什么中国的海外投资很多都是投给了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好地方都被西方占完了，中国只能去那些地方。中国实际上现在也具备能力到西方去收购西方企业，但大家都看到了，西方经常用环保和国家安全等名义把我们挡回来。
我们的“一带一路”也做得很辛苦。我这个暑假刚刚去斯里兰卡看过，我们跟它的前总统达成了58个合作项目，但新总统一来，就把这58个项目全都暂停，因为新总统担心国家安全的问题。当然，背后是印度的因素，是印度恐惧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影响力。
今天，中国不能像以前那样单方面地请外资进来，或者同西方接轨、单方面地向世界做调整，因为中国已经足够强大，但中国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大国，使其他国家愿意对中国做出调整。如果中国经济未来每年有6到7的增长，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人均GDP达到两万美金左右，成为真正的大国，那么其他国家才会愿意开始向中国调整。到那个时候，中国外交就会特别好做。现在这个阶段中国外交会比较棘手。
08
中国外交还需韬光养晦，反对义和团主义
中国外交下一步怎么办？我主张还是要韬光用晦。即使是有所作为，也需要在韬光养晦的构架内进行。像在南海问题上，我们总体构架还是要韬光用晦，不要野心太大。我提议把南海局面先巩固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主动权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被动回应。在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和相关国家进行谈判。
西方尤其是美国最担心的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中国在南海划航空识别区，第二是在黄岩岛建设新的人工岛礁。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很理性的。我觉得，在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可以更开放一些。我们在海上可以进行救助、安全、海洋共同开发等合作。邓小平以前讲“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没有国家愿意回应这个话题，因为当时中国力量不够强大。但现在中国已经显示力量了，我们可以做共同开发。
中国跟东盟的关系是什么？一方面，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团结但反中国的东盟。如果东盟作为整体来对付中国，中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因此不乐意看到一个团结和对付中国的东盟。因此，中国要显示出力量，有能力向东盟施加压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像中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们所设想的一样，真的去分化东盟。一旦东盟分裂，对中国最不利。为什么？东盟10国，如果分化了，中国最多得到两个国家支持，即柬埔寨和老挝，其他国家都会跟着美国和日本跑，这样，对中国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要理性，既要显示我们的力量，又要理性地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非最小化。
在民间，现在是义和团主义太强，一来就打打杀杀，好像我们刀枪不入。这会伤害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需要民族主义，但需要的是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义和团主义。
“一带一路”设想是很好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太理想化。例如我们要从云南建一条高速铁路到新加坡，要经过很多东南亚国家。但是越南人看了中国的设计地图肯定很生气，因为中国跟越南存在地缘政治之争，越南永远不会同意中国造一条贯通其国家的高铁，因为越南的国家利益不同意这个设想。国家利益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它本身的国家利益。比如说缅甸，我们在缅甸要修建那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缅甸政府肯定要考虑如果中国人掌握了那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对缅甸自身的国家利益有没有影响。越南也是一样。另一方面，就是大国的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干预。斯里兰卡港口项目的暂停就是因为印度的因素，并不仅仅因为斯里兰卡本身的因素，因为印度认为这个港口会对印度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所以要干预。
所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本身非常好，但是我们怎样能细致地做好这件事？最近我就提出，要化大为小、化整为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也有机遇。挑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一帆风顺的。机遇也是存在的，能否抓住机遇，就看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理性。通过斗争而崛起的国家一定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
＊本文整理自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在2016年南方书香节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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