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及行动
——九个垃圾分类与减量社团的观察”沙龙
编者按：在垃圾问题上，一方面，面对处理能力建设速度日益跟不上垃圾产生速度导致的“垃圾围城”危机，另一方面，垃圾被认为是具有丰富开发价值的、永不枯竭的“城市矿藏”，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从现实情况出发，如何科学制定垃圾处理方法，如何形成经济又高效的垃圾处理和管理模式，及如何实现垃圾管理和处理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深圳城市垃圾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2012年，深圳市政府首次将“垃圾减量分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立法和源头等多个方面着手应对，通过加快推进餐厨垃圾管理立法进程、扩大垃圾分类试点范围等措施，促进市民观念及行为习惯更新，力求建立起垃圾科学处理长效机制，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绿色城市，实现深圳的可持续性发展。
2016年8月26日下午，由社会科学联合会、马洪基金会、公众力智库共同举办的“立及行动—九个垃圾分类与减量社团的观察”沙龙活动在深圳银湖CDI大厦101会议室如期举行。现将沙龙主要发言整理汇编，供读者参考。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马洪基金会立场。
主要观点综述
在现代化城市中，垃圾作为城市代谢的产物曾经是城市发展的负担，世界上许多城市均有过垃圾围城的局面。而如今，垃圾被认为是最具开发潜力的、永不枯竭的“城市矿藏”，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这既是对垃圾认识的深入和深化，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垃圾日产量增长，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清运和处理，同时处理垃圾还占用了大量土地，尽管我们采取了深埋等方式进行处理，但垃圾仍污染了土壤、水源、大气，而且有碍环境卫生，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危及人类生命安全。如何处理生活垃圾，如何让垃圾变害为宝，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实施垃圾分类回收，把垃圾这个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进行再利用是非常必要的。
垃圾分类，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分类的目的是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物尽其用。
垃圾在分类储存阶段属于公众的私有品，垃圾经公众分类投放后成为公众所在小区或社区的区域性准公共资源，垃圾分类驳运到垃圾集中点或转运站后成为没有排除性的公共资源。从国内外各城市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致都是根据垃圾的成分构成、产生量，结合本地垃圾的资源利用和处理方式来进行分类的。
一、垃圾产生原因
每个人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在一些垃圾管理较好的地区，大部分垃圾会得到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无害化处理，而更多地方的垃圾则常常被简易堆放或填埋，导致臭气蔓延，并且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体。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非常高，根据处理方式的不同，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一百至几百元不等。人们大量地消耗资源，大规模生产，大量地消费，又大量地生产着垃圾，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国内外各城市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致都是根据垃圾的成分构成、产生量，结合本地垃圾的资源利用和处理方式来进行分类。如德国一般分为纸、玻璃、金属和塑料等；澳大利亚一般分为可堆肥垃圾、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日本一般分为塑料瓶类、可回收塑料、其他塑料；资源垃圾、大型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有害垃圾等等。
二、垃圾分类原则
分而用之
分类的目的是将废弃物分流处理，利用现有生产制造能力，回收利用回收品，包括物质利用和能量利用，填埋处置暂时无法利用的无用垃圾。
因地制宜
根据各地、各区、各社（区）、各小区地理、经济发展水平、企业回收利用废弃物能力、居民来源、生活习惯、经济与心理承担能力的不同进行分类。
自觉自治
社区和居民，包括企事业单位，逐步养成“减量、循环、自觉、自治”的行为规范，创新垃圾分类处理模式，成为垃圾减量、分类、回收和利用的主力军。
减排补贴，超排惩罚
制定单位和居民垃圾排放量标准，低于这一排放量标准的给予补贴；超过这一排放量标准的则予以惩罚。减排越多补贴越多，超排越多惩罚越重，以此提高单位和居民实行源头减量和排放控制的积极性。
捆绑服务，注重绩效
在居民还没有自愿和自觉行动而居（村）委和政府的资源又不足时，推动分类排放需要物业管理公司和其他企业介入。但是，仅仅承接分类排放难以获利，企业不可能介入，而推行捆绑服务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将推动分类排放服务与垃圾收运、干湿垃圾处理业务捆绑，可促进垃圾分类资本化，保障企业合理盈利。
三、垃圾分类的意义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收集处置传统方式的改革，是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人们面对日益增长的垃圾产量和环境状况恶化的局面，如何通过垃圾分类管理，最大限度地实现垃圾资源利用，减少垃圾处置量，改善生存环境质量，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迫切问题。
垃圾增多的原因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增加。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首先是垃圾减量分类。垃圾分类就是在源头将垃圾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的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成资源。
垃圾分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垃圾分类后被送到工厂而不是填埋场，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染，还可以变废为宝。这场人与垃圾的战役中，人们把垃圾从敌人变成了朋友。
目前我国垃圾处理多采用卫生填埋甚至简易填埋的方式，占用上万亩土地；并且虫蝇乱飞，污水四溢，臭气熏天，严重地污染环境。因此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备，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具有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效益。垃圾分类处理优点如下：
减少占地
生活垃圾中有些物质不易降解，使土地受到严重侵蚀。垃圾分类，去掉可以回收的、不易降解的物质，可减少垃圾数量达60%以上。
减少环境污染
废弃的电池含有金属汞、镉等有毒的物质，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危害；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产；抛弃的废塑料被动物误食，导致动物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垃圾回收利用可以减少各种危害。
变废为宝
中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40亿个，方便面碗5—7亿个，一次性筷子数十亿双，这些占生活垃圾的8—15%。1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的柴油。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一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少采20吨铝矿。生活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应珍惜这个小本大利的资源。大家也可以利用易拉罐制作笔盒，既环保，又节约资源。
而且，垃圾中的其他物质也能转化为资源，如食品、草木和织物可以堆肥，生产有机肥料；垃圾焚烧可以发电、供热或制冷；砖瓦、灰土可以加工成建材等等。各种固体废弃物混合在一起是垃圾，分选开就是资源。如果能充分挖掘回收生活垃圾中蕴含的资源潜力，仅北京每年就可获得11亿元的经济效益。可见，消费环节产生的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再利用，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好途径。
四、垃圾分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不强，相关知识模糊。经调查发现，虽然经过前期一系列的宣传、培训工作，但居民仍普遍缺乏生活垃圾分类的生活习惯和相关常识。一方面，居民早已养成了将垃圾统一装袋扔掉的习惯，要改变这种习惯非一朝一夕之功，且目前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和奖惩机制，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意识不强，全靠自觉；另一方面，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较模糊，时常发生居民将生活垃圾错误分类投放的情况。
二是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对垃圾减量分类工作还不够重视。单位内部发动不足，责任不明确，工作人员参与率不高，配合度不够；部分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在垃圾减量分类工作中，存在畏难情绪，宣传发动不足，对垃圾分类工作规范不熟悉，管理不到位，小区垃圾减量运营管理经费不足，效率不高。
三是生活垃圾分类中端及末端处理不配套。生活垃圾分类中端处理是指垃圾中转站对垃圾的进一步分类，是决定垃圾末端处理的关键一步。据调查，部分小区清洁人员在垃圾清运环节中将居民本来分好类的垃圾又混合到了一起，白白浪费了居民前期进行垃圾分类的劳动成果，极大地影响了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另外，垃圾分类出来后的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的收运处理体系尚未建立，亟需进一步完善。
四是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参差不齐。生活垃圾来源广泛、复杂、分散，不仅仅产生在生活小区，商场超市、交通站台，马路街边等一些公共场所都会产生生活垃圾。经调查发现，一些辖区内的垃圾分类投放的硬件设施参差不齐，除了创建的示范小区采用了分类垃圾箱以外，还有大部分小区仍采用集中投放的垃圾箱，垃圾基础设施没有配套好，垃圾分类将无从谈起。此外，对城市垃圾分类回收利用、有害垃圾处理渠道还不够完善及明晰，阻碍了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深入发展。
五、垃圾分类的解决方法
一是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奖惩机制。针对目前的垃圾分类处理工作面临的现状，建议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明确在垃圾产生后，投放、收集、运输、处理过程中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将垃圾分类责任落实到户。再通过建立完善财政补贴、经济奖励、技术支持、监督考评等一系列有效激励和奖惩机制，并在示范点试行，根据试行结果不断健全和完善，为将来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提高参与各方的积极性提供必要制度保障。
二是成立垃圾减量分类专门机构，专职专人负责开展该项工作。目前，垃圾减量分类的主要问题是居民没有自觉分类投放垃圾的意识，将可回收、不可回收以及有害的垃圾混合在一起。主要原因是监督力度不够，缺乏法律保障，对垃圾分类的资金投入不够。为此，建议成立专门的垃圾减量分类机构，专职专人负责开展该项工作，确保垃圾减量分类真正落到实处，为下一步全面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继续加大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和监督力度。在全市继续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浓厚的宣传舆论氛围，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可度和认知度，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活动。同时，建议组建垃圾分类指导义工队伍，成立垃圾分类志愿者宣传辅导站，由志愿者担当生活垃圾入户宣传指导员、桶前督导员、垃圾分类监督员，担负起环保宣传教育、日常指导培训等责任，通过定期开展检查评比、加大督办和考评。同时，要统筹发挥各相关部门合力，形成从产生到最终处理全过程监管机制，建立多部门统筹协调配合的综合监督检查机制，加大对垃圾处理全过程的监管力度，确保垃圾分类处理工作顺利推进。
六、结语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已得到大部分市民认同，垃圾分类收集制度势在必行。对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国家相关部门和各城市政府部门应该大力宣传及下达相关指令执行，我们每一位市民也要积极配合，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垃圾分类处理。
垃圾分类创造的是一个无垃圾的社会，一个使资源循环再生的社会，而这一切只需要我们的举手之劳。
主要精彩发言
垃圾分类与减量，深圳可以率先“吃螃蟹”
范军
今天我们以比较轻松的形式来谈论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垃圾的问题是目前中国最头疼的问题之一。网上经常出现很多群体性的事件都是因为垃圾的问题，垃圾问题会一呼百应，比如说塘厦会到深圳市民中心堵大门；仙桃市委书记因为不去处理垃圾，还没有上任就被免职。我们发现垃圾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环保问题，已经变成中国未来影响社会稳定和执政基础的政治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都是人微言轻的环保人士，我觉得我们要行动起来，所以取了一个名字叫“立及行动”，把垃圾的土去掉了，是立及归土，这也是我们刻不容缓推动环保的主张。
我们机构一直关注垃圾问题。2009年我们发布了深圳第一份垃圾分类的调查报告，这仅仅是个尝试，旨在唤醒深圳城管部门对垃圾分类的重视。2009年之后，深圳采取了非常多的行动，这些行动对环保有一些改变，但还是没有抓到环保和垃圾问题的核心。这么多年有很多的环保组织在一线不断地呼吁，他们的力量都比较弱小，每个人做得非常不容易，大家能不能行动起来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可以操作的行动方案，或者是技术方案？如何把垃圾变成宝贝，变成可以用的东西？我觉得应该用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探讨，看能不能在深圳率先走出一条独特的路子。目前从大家的实践来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知道，环保组织做得非常辛苦，他们非常投入，获得的社会认同度却没那么高，很多人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政府也是百般挑剔、苛责，给的钱很少。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在座的环保组织鼓掌，环保组织让我们看到很多的希望，深圳可以走出独特的路子。我接触政府比较多，他们也非常头疼，垃圾处理的问题非常严重，甚至做不下去。垃圾不外运是小范围解决的方式，交通发达的时候，在社区一定的范围内把垃圾消化掉，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从点点滴滴的案例中，绿宝宝也好、绿果果也好，他们用非常可爱的名称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环保的倡导者偏多，宣传、教育很重要，但如果教育完以后，老百姓回到自己的社区发现没办法实践，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事情。
垃圾问题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我觉得里面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作为先行者，未来我们可以抢占一席之地，除了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之外，还是有很多商业机会的，看这个账怎么算，我们只要通过一些方法进行处理，比如说利用互联网思维，即垃圾处理不能从垃圾产生价值，应该做价值转移。这就我们需要联合起来。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可以选择，比如凤凰社区，受害比较严重的地方，也是被垃圾陷害的地方，那里非常偏，垃圾问题是非常头疼的问题，做酵素、做厨余的，都可以这里作为试点。我们在石凹做了一个点，有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准备一年之内真正做到零废弃，我们用了很多窍门和方法，大家可以去那里看看。经费和政府的支持方面，我们打交道的并不一定是城管和环保部门，可以和别的部门打交道，垃圾问题是社会治理很好的媒介，政府有很多的口径有钱，我们要想办法研究政府的钱袋子怎么花，不能光盯着环卫科，他们非常苦，我们不能和他们一起受苦。我们可以从别的部门要钱，但要把政府研究透，把垃圾研究透，不同的垃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找不同的部门协作，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引导行业发展。这个度怎么把握，我们怎么联合，如何一起形成上下游的互助关系，这需要我们敞开胸怀。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愿意利用社科联、马洪基金会和综合开发研究院这些平台，不遗余力地向政府游说，推进这项事业。游说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让政府为环境买单，公关重点不在城管部门，可以在很多别的部门做公共关系的拓展。深圳是有机会的，深圳这座城市能接受一切的可能性，只要你方案好，很多地方愿意做。政府面临的压力比我们大，比我们着急，我们可以逃避，他们没办法逃避，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未来应该是充满希望的。
范军 马洪基金会理事长助理，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深洪研究所所长，深圳市公众力机构负责人
垃圾分类，我们如何“立及行动”
苗雨濛
我对垃圾分类的认识是我到台湾上大学才渐渐开始的。在台湾，每个人都自觉履行环保和垃圾分类，完全没有制度压迫感。我身边所有的好朋友，他们自觉提醒我们吃完的外卖，如果有自己的碗装就不要使用一次性的东西。他们去超市买东西，很自觉拿上可以循环利用的购物袋，这些细节让我深受震撼。
我在台湾明显感觉到环境的带动，身边所有人都这样做的时候，你不去垃圾分类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跟这个社会脱节，会觉得道德受到审判。当我回到深圳，大家比较随意丢垃圾，我有时也懒得再分类生活垃圾了，因为即使我分完类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帮我处理后面的事情，这是我的感受。
我是学社会学的，我想做社会的调查，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立即行动”，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也是我关注的话题。开展调查之前，我对深圳、全国垃圾分类的信心是零，确切地讲应该是负数。其实深圳还是非常努力地在做垃圾分类的，虽然力量比较微弱，但能感觉到正在成长和进步。下面就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一、 优秀案例分享
（一）前端分类减量
先说前端，前端有很多不得不说的故事。我第一个驻点企业是宝安新村的英尔科技，我主要讲一下他们的厨余分类。他们的理念就是垃圾问题的处理必须要从源头上减量和分类，减轻整个环节的压力，才能让衔接不上的后端处理可以运作起来。
我去宝安新村的时候遇到两个大妈，我很想听居民的意见，她们对英尔科技垃圾分类的成果非常赞赏，觉得不仅帮她们解决了环境肮脏的问题，而且还得到了小礼物。小礼物到底是怎么获得的？整个小区分布有好几个专门处理垃圾厨余分类的机器。怎么做的呢？拿一张专用的卡，到机器上面刷一下，把厨余丢进去之后再刷一下，这个积分就会被记录跟踪到一个系统里，操作非常简单。这样的话，长期做厨余分类的居民的积分就会计入数据系统里，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查询，看自己可以兑换什么礼物。居民目前可能还不会自觉地为了环境、为了大家、为了国家去做垃圾分类，但是我可以为了一瓶食用油去做这个事情，从而形成习惯。小朋友对这个机器也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垃圾分类的游戏，如果你分类对的话，就会得到一个对号以示安慰，虽然这个游戏看起来没什么奖励，如果我们从小孩开始，教一些垃圾分类的理念，是很好的突破口。
宝安新村驻扎着一个绿色铁皮屋，每天都有义工在那里驻守，监督垃圾分类的执行和解答当地居民的困惑，这和大浪石凹的驻扎点感觉都是一样的，就是要长期的影响，不是蜻蜓点水式的。宝安新村还有小义工，这个小区的小孩子跟大义工合作，向居民传播垃圾分类的理念，入户指导，节假日的时候由一个大人带领一个小孩入户，讲解垃圾分类的事情。这个方式特别巧妙，一方面小孩子很热情，你跟他们讲这些理念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小孩说我要帮你垃圾分类，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接受度更高，这个方式更能让垃圾分类的理念传播出去。我觉得每个试点小区都可以发展一下这种模式。
绿宝宝垃圾分类指导环保中心。他们非常注重在地宣传的方式，能让当地人切身体验，比如亲手制作一些东西，感受垃圾分类的好处。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就是“授课”，他们常常去学校讲课，主要是小学，去传播垃圾分类的环保知识，把这些知识放在课本上，放在行动上，比如说以做作业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切实的去执行，通过授课影响下一代，这是很棒的事情。
零废弃生活体验馆。在这里，他们用一些数据告诉我们环保的重要性，这些数字不全都是负能量，有一些是正能量的，比如说垃圾分类，或者说干湿分类，可以帮社会做什么，让人印象深刻，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我看到这里还展示着高大上的饮料瓶回收基地。我们在街上很难见到有害垃圾的垃圾筒，我觉得真的很好，让大家有更多垃圾分类的认识和意识，但是更希望这些垃圾桶以后会出现在街道办和小区，会变得普遍，而不只限于展览馆。
这是我感受很深的事情。一个大概50多岁的义工，以前是一个司机，他非常热情地跟我说，他有十几年的义工经验，展示给我们四个证件，他说他把之前很不好生活陋习改掉了，我特别震惊，这比戒毒还厉害，所以我对这些公益人士的付出和贡献十分钦佩。
绿果果生态环保中心。他们做得特别好的就是活动，比如“资源回收日”、“小手拉大手”等等。我记得很清楚的一段故事，就是夏天天气很热，他们白天，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要去拉4个以上的垃圾桶到举办活动的地方，然后还要撑帐篷，撑完帐篷还不能休息，因为活动就要开始了，大家还要精力满满地去宣传。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会想，这是怎样的动力支撑大家做这些事情，因为不可能从中获得什么利益，唯一的利益的话，那就是满足感。绿果果还有一个事情也很出色，他们在大件垃圾处理上做得很好，这也是他们的工作重点之一。很多人并不知道大件垃圾需要回收，其实大件垃圾回收起来有80%到90%的物件都可以再利用，剩下一点点才是要销毁的垃圾，如果我们做前端小区试点的组织跟大件垃圾处理组织联合的话，我觉得可以把更多的大件垃圾环保处理，这是合作理念的益处。
福田生态文明促进会。这是我第一个采访的组织，我当时非常忐忑，因为我以前并没有接触过社会组织，反正听到“社会”我就觉得有点严肃。但他们都很热情，很亲切，这是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一个大的行业气氛。许姐
本人的故事也让我很惊讶，我当时真的不敢相信会有人来做这样麻烦的事情，她在自己的小区宣传，带动小区居民做一些垃圾分类。如果我们身边有更多这样自觉的人，深圳就会少很多垃圾。
（二）后端处理
现在要讲到后端了，不得不提到大树科技。他们的理念就是注重真实的体验，他们在试点小区有一个阳光棚，如果居民垃圾分类做得好，就可以得到自己的土地，小小的一块，有点像开心农场，居民把厨余垃圾分类出来交给大树科技，大树科技把这些厨余进行处理，变成酵素，再返给居民一些，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酵素把自己的土地种好。厨余垃圾分类的好处，取之于民返之于民，让他们有垃圾分类的动力，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这样就会带动另一部分人。甚至包括大树科技未来想要做的一些事情，鱼水循环系统等，都有点类似于阳光棚的方式，理念就是小区内的厨余垃圾自产自消，不要外运。依照现在的垃圾处理模式，如果外运的话工序非常复杂，最后垃圾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如果能在源头把可以处理的厨余垃圾处理掉的话，分类减量成功指日可待。
酵素公益志愿者团队。我觉得这是前端、后端都在努力的组织，我当时采访一位师兄，他说他们经常全国巡回演讲与宣传，后端也非常专注于酵素的制作。他们制作酵素，有一个和小区厨余垃圾分类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原材料主要来自于农批市场，农批市场的垃圾回归到大自然也好，回归到垃圾收运体系上也好，能恰当利用是非常有益的。
最后我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源创。他给我很不一样的感受。我遇到源创总经理的时候，他讲了一些很现实的东西，他不仅把社会环境、外界的系统模式透彻地分析给我听，还把对自己企业内部运作模式的逻辑化以及系统化的认识告诉我们，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他的产业链理念。他们无论是执行一些活动，还是自己提出的一些概念，都推行这三个步骤——推广、运营和培训。推广就像今天说的理念宣传，我告诉你该怎么分类，以及垃圾分类的重要性等等，他们也自然会有一些相应的非常好的活动，比如说入户宣传，摆摊设点。说到运营，就是让居民真实体验到他们自己做垃圾分类的效果，他们做旧衣回收，之后把成果再反馈给居民，展示给居民，比如拍一些照片带回来，或是带居民到资源化末端参观等。最后是公益培训，也是重点，他的培训还包括自己内部的培训，因为我们作为公益组织，想要去解决当下的问题，需要一些专业能力，，需要系统化、规范化、专业化的专业知识，去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
二、我们前进的阻碍
人力和财力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有限制性的两力。公益组织主要活动的经费来源是四个，政府项目的补贴、基金会与众筹、组织内部私人出资和后端产品的盈利。主要的是前两个，其中又最主要的应该就是政府项目的补贴了。财力和人力的缺乏让社会组织和企业陷入比较尴尬的局面，我们的社会组织正在蓬勃发展，我们想做更多事情，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人力，需要有人帮我们做事情。公益组织财力的缺乏，让很多希望能靠自己的努力保障自己生活的年轻人会选择忽略这个工作岗位。另一方面，财力也会影响活动的结果，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想要执行的项目以及远大的目标，但是我们没有钱，只能做一些表面、零散的工作，政府看到这些会觉得，你看，公益组织只能做到这样。这样下次的项目可能也不会增多，得到的项目资金不会更多，因为已经产生了一种不信任。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除了财力和人力这两个比较欠缺的地方，大家也有说到政府和居民这两块。关于政府，大家普遍反映，政府释放和批准的项目太少，缺乏独立的处理部门。一个城市需要把垃圾问题处理好，需要统一、系统化的部门来专门抓这个问题，现在的情况，可能就是这个部门管理垃圾的前端问题，另一个部门的另一个办公室管垃圾的后端的事情，他们可能很长时间都在处理相约见面开会的事情，再经过多方协商分工，然后执行，效率比较低。再者，关于后端处理比较弱，想必大家都知道了。这四点是我听到的比较迫切需要改善的方面。说到居民的话，基本上只有一点，那就是居民不配合、冷漠、素质低、不理解。
以上就是居民、政府、财力和人力方面，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棘手的阻碍和困难。当然还有利益集团的干扰。
什么是利益集团？他是传统的垃圾分类产业链的一个模式，就是在第三方出现之前，我们国家如何处理垃圾分类问题的一个系统。目前社会上利益集团显然已经出现问题了，因为他们不能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现在垃圾的问题已经很现实，岌岌可危，说明过去传统的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情况，所以才会出现第三方的帮助。但这个利益集团为什么还在这里，为什么没有人把他去掉呢？这想得很简单。其实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不能说利益集团不好就把他拿掉，他长期存在于国家的运行模式当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新的垃圾分类处理实践模式，让政府看到希望，那对利益集团的取代，目前还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这些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应该就是政府，关于人口素质和利益集团、资金和人力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顶层设计的问题，因为民众现在没办法自觉地保护环境、垃圾分类，所以第三方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没有掌握很多的资金和人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法规和执行力，很难扭转局势。像利益集团，也不是说哪一个人就可以把他消化掉，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转型，而且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第三方能做到的，就是能为政府寻找一些更好、有效替代传统处理方式的实践模式，这自然就涉及到政府需要增加执行力，将政策落到实处。
三、我们应该怎么做
（一）政府
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政策落到实处，把某件事情做好，做得有效。比如新颁布的关于垃圾分类的政策，有效地推行这个政策，可能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但是不能因为漫长我们就不去做。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需要快点落到实处。绿宝宝建议试点小区的宣传和分类，每个小区都应该作为试点小区，不要再等了，大家已经有一些比较好的模式，为什么不先去尝试一下？不是说你今天做到百分之百完美才把这个事情推行出去。希望每个小区都可以行动，实行垃圾分类、垃圾不外运这些理念，而且要强制推行。政府不仅需要立法，还要做出有执行力的行动，比如说小区分类没做好，需要付出一些相应的代价。
其次，专门的机制。虽然大家已经感受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但是好像还没有完全专门针对垃圾分类处理的机构，我们想要去解决一个问题，要找城管局、街道办等其他相关的部门，找完了以后可能已经过了一个月了。一个城市想把垃圾分类做好，必须有一个专门抓这件事情的部门。
第三，后端处理。这是让我们非常头疼的事情，当我们做好了一些前端的垃圾分类处理，后端还是没有跟上，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何加强后端处理？一方面是需要我们有更多的社会企业去实行这件事情，需要政府给予我们更强大的技术团队。还有一点挺重要的，要为后端处理的产品创造经济效益，让它进入市场，这样才能带动整个产业链有机地循环起来。我觉得这个可以实现，政府可以想一些办法来促进。
第四，从学校入手，从小孩子抓起。小手拉大手，不仅是一个口号，具体落实包括把知识带入课本，让它变成有学分制，或许还可以有一些考核，让小孩子知道这很重要，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
最后，减少浪费。从前端把垃圾减量，除此之外，就是减少浪费。国家需要干涉，比如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过度包装的问题，又比如一些餐厅会在桌上放上卫生纸，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浪费，如果减少了这些细节上的过度浪费，最终垃圾减少的数量是非常庞大、可观的。另外，机舱供餐的浪费问题可以改善，国外很多地方上飞机的时候，会问你要不要选择在机上用餐，如果你选择“否”的话，就可以减少食物的供应。我们自己平时也可以注意一下，用自己的水杯、带一些环保的袋子等等。
（二）其它政策建议
一是付费原则，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实行，比如说台湾，政府规定必须同一种垃圾袋，而且必须购买。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我觉得是很好的变相收费模式。还有企业责任的延伸，我们喜欢买一些非常好看的商品，喜欢一些华丽的东西，背后造成了大量的垃圾生产，如果从源头，从非常关键的核心地方，规定他不能生产非常浪费的包装，要生产的话就必须对自己的生产模式付费，就可以在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
二是就近原则。每十个小区就有一个中转站来解决垃圾问题，垃圾不外运，从源头解决好，让它慢慢循环运作起来。
三是收费体制的改善，政府一些补贴有时候会给到物业，其实可以把补贴给到办事的团体，因为这个团体更了解活动的运作和项目的完成方向。收费制度可以有一些系统化的模式，需要一个可行规定。不要有的时候给物业，有的时候给参与活动的先锋部队。
四是专门的讨论机制，跟前面所提的政府系统化的机制是差不多的。希望政府给予这样的机会，给我们固定的时间，比如说周六的资源回收日。我们也可以和政府有固定的交流时间，保证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权，非常及时地向政府反映一些问题。
五是实现社区厨余的不外运，就是内部的处理。前面都有详细说明。
（三）企业与组织
这也是我很想讲的一个方面，我这段时间接触了大家，了解大家，我讲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你们的心声，同时也有一个反思，怎么让社会组织和企业可以更好的运作，反过来回馈给你们的？
一是政府其实不缺钱，当然也不缺人，而是缺少骑兵，骑兵就是第三方社会组织、企业以及新的对策，就像前面说的，政府需要行之有效的垃圾处理系统，只是目前还没有成熟的系统出现，这也就是第三方组织义不容辞要去实践与发现的。我们需要帮助政府寻找到新的系统和示范，提升专业技能，实施规范化、专业化的运作。
二是换位思考，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方式很好。有些居民和我说，他们从中得到了好处，但是要看大多数的民众能不能接受，不能孤芳自赏，需要更多的反思，需要听更多的声音，需要和居民交流，虽然居民有的时候很不好交流，但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不断的创新，我们财力、人力有限，需要更多的钱和人，我们不能玩更多的新花样。创新，不是活动多有趣，要不停思考当下的环境，思考怎么能用更适合当下的垃圾分类的处理模式？所以创新也不是在活动的趣味上、活动的复杂程度上，有的时候需要想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三是现在社会组织和企业完全处于抛头颅撒热血的状态，可是他们做系统化的东西，包括运营、推广，还有专业化训练，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就是协助的工作，他们只是需要把这些东西教会给物业、社区、政府，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有任务可以做，而不是让我们自己来完成垃圾分类，这也是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大家来到这里一开始就是想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然不会坚持到现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有其他的想法，这应该是少数。我自己的意见是，就算你觉得在这里得不到什么好的回馈，就算退出也不要改变一开始的初衷。
四、其他建议
关于资源回收日，我当时去绿果果采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累，因为他们每次做活动的时候，要把四个甚至以上的垃圾筒搬到车上再拉下来，活动结束再带走，如果有一些试点去定时定点，你知道下次还会来，为什么不把垃圾筒放在现场？他说会有居民往里面扔垃圾，我就想到为什么不锁上？可是他们说找不到这样的垃圾桶，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可行的事情。我在台湾的大街小巷看不到垃圾筒，他们自己店铺的后方会有垃圾筒，是锁上的，我当时很疑惑，因为我丢不了，后来我觉得他们很聪明，避免居民随便往里面扔垃圾，台湾可以买到我们也可以买到，我们可以减少义工非常超额的付出，在一些细节上进行改善。希望有人可以去想一下怎么做，找一个带锁的垃圾筒。
资源回收日是周六进行的，有些人觉得资源回收日不太必要。如果还要继续的话，希望改到周日。周日大部分的人休息，这样做宣传活动的时候会遇到更多的人，更多人会知道你这个理念，同样的，有些义工周六没办法做这样的活动，周日就会有更多人参与。谢谢。
苗雨濛 台湾省台中东海大学大三级学生
垃圾分类行动符合国情、民情、行情
刘铭
我是刘铭，新安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科的副科长，我是从今年1月份负责我们街道的垃圾分类工作，和垃圾分不开，从分垃圾到扫垃圾，也是一个垃圾科长。半年来的分类经验来看，我觉得垃圾分类从行动一方来看，我的感受是符合国情、符合民情、符合行情。
我有必要替政府说两句话，我刚才很认真听了苗雨濛讲的故事，也感受到了台湾在读大学生和内地大学生的一些区别，这样的话我们的分类和环保事业还有信心完成的，他提到很多关于政府方面的事情。我不能代表政府，我是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谈谈自己的感受，从街道办事处的层面做一个回应，垃圾减量和分类绝对不是艺术化的大片而是苦行僧的坚持，包括废物化的改造、酵素，小孩的乐趣放进去了。
我觉得仅仅是表面的东西，真正参与的，环卫工人在里面参与的，生产技术环节处理的，那远远不止这被多，那些才是我们要坚持和认可的。
第二，我们的分类处理要符合国情、民情和行情，苗同学在台湾上了三年的学，对台湾的国情、民情有了基本的了解，她生活在大陆，对大陆的国情、民情也有一些了解，国家体制、市场体制和台湾有很大的区别，台湾民众全大街上看不到一个垃圾筒，看到一个垃圾筒还是锁着的，如果深圳市一条街上，300米内没有一个果皮箱，12319会被打爆，市民觉得政府配垃圾筒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
说到试点扩大的问题，动员全小区的小孩、大人，动员物业管理处和社区工作站，动员街道义工联，也取得了宝安区绿宝宝和绿洲的支持，牵涉方方面面非常多，他们1026户，实际参与的926户，参与的还是比较多的，分出来的垃圾有几吨左右，为什么试点迟迟没有扩大？并不是说政府的效率不高，欠了太多的环节。
市场化采购来说，我们英尔科技扩大试点，涉及到市里扩大采购，垃圾分类的采购缺乏规范标准和价格，英尔科技扩大一个小区，按照每百户来计算投多少设备、投多少人员？政府采购条例里边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形成什么问题呢？新安街道全部纳入，按照目前运行的模式大概1300多万。如果街道办事处做一个采购方案报到区里，区采购中心，区财政、发改支撑不了你的采购方案，所以无法取得，政策方面很难去扩大、一步到位。
垃圾分类还是应该小步快跑，每次扩大几个试点小区，争取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比较全面、科学、客观的统计数据，按照一个小区投入的人力、设备、末端处理的收运和机器设备大概需要多少钱。
如果有一个全面、科学的数据支撑，可以向街道办联合区城管局寻求政策的支持，这个支持需要多少个环节？区城管局聘请第三方评估，首先要报区财政，区发改、区政府采购中心，要区人大表决，这个流程走下来，估计没有一年走不下来，通不通得过还是问题，有的时候从环保组织、企业的角度来讲，总觉得像企业买东西一样。我们现在买一瓶水，政府也要用水保障，一个科一天要用一箱水，普通民众跑到小店就买了，我们要提需求，要在网上点击，等一杯水，渴死了可能水还没到。
我作为政府的公务员，我有没有必要为我试点的项目承担一些政策的风险？个人的角度是没有必要的。中国的法律对于政府来说，法允许就可以做，而民众是法不禁止就可做，政府公务员首先要按照法的角度讲，有政策、有依据才去做，目前垃圾分类还缺乏这样的东西。第二个要符合民情，台湾、大陆，一个国家的两种制度，我们讲一国两制，两种制度下民情差别很大，市城管局到宝安调研执法的问题，民众不参与怎么处罚，有没有法律条款可以应用，乱丢垃圾第一次训诫，第二次罚款50。我可能每家每户安摄象头看你怎么分垃圾，这是不可能的。你们可以看到很多民众在大街上闯红灯，事我举的例子不是歧视女同志，很多女同志被交警处罚以后，有当中抓扯交警脸的，有把自己衣服扯开诬陷交警的。习近平都说要讲规矩，我在小区开垃圾分类的观点是不要对我们这代人抱有希望。
我们在宝安开展垃圾分类，我们是从小孩抓起，小手拉大手，小孩是家庭的霸王，现在有100多个小孩参与，很多时候小孩去家庭里宣传的时候，进去都是三个小孩，出来的时候七八个，开始小孩子觉得好玩，入户宣传，慢慢家长觉得这是好事，锻炼小孩的表达能力、综合素质，慢慢小孩队伍积累起来，一百多个小孩做这个事情，一个小区这个力量是很庞大的，而且小孩在家里的家度作用很好，父母不分类，我们主要是干湿分类，小孩会对父母发脾气的，说难听一点是抓住人性的弱点，实际上也是抓住我们的民情。
第三个要符合我们的行情，就新安街道来讲，每天560到580吨垃圾，下雨天重量更重一些，我们运到老虎坑每吨142.3元，全年垃圾清运费3100万左右，领导就会考虑，你现在搞垃圾分类，166个小区垃圾分类投入3000多万，收运环节还没有考虑，工业园区、学校、商场都没考虑进去，这个市场行情，我们先不说没有合法的依据，这个行情领导能不能接受？
每一个试点项目跟物业的补贴，给社区工作站的补贴，公司的补贴，深圳市开挖了一些焚烧发电厂，深圳市的垃圾填埋不存在压力，政府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环保的角度来讲，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当时我们也做过一个调查，一吨垃圾从新安运到老虎坑142，财政补贴180，整个老虎坑填埋每个立方大概600块钱，还不含对老虎坑当地居民的补贴和后期的污染治理，这样算下来，一吨垃圾不含后续的污染治理大概1000左右，这个行情能不能和垃圾处理市场化达到平衡点也很重要。
我谈一下我的感受，7月30号本来城管局组织一个论坛我要发言的，后来取消了。在小区里看垃圾分类不能给市民造成太大的生活困难，我们总是说建立一种习惯比改变一种习惯要容易得多，个别小区因为搞垃圾分类，对市民的生活习惯带来太多的不便，导致市民抵制。不能给财政带来太大的压力，不能玩虚的，要让市民看到。
三个有利于是有利于市民环保意识的提高，有利于真正产生减量，有利于提升小区的整体建设。苗同学放的幻灯片也看到了，宝安新村搞的活动，通过垃圾分类建立了一个团队，让小孩有了新的爱好，周末小孩提供一个去处，而且邻里关系，市民和物业管理处的关系得到了提升，我觉得这是好的方面，这个系统的东西不可能完全分门别类的去弄，这个垃圾分类不仅仅是一家人的事情，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总是希望社会全面参与，不管是公益组织还是环保企业，还是我们的社区工作站，每个市民在环保大戏里，每个人都是主角，在现有的体制下，就我们街道而言，我们整个科加上中心38个人，之前是我一个人带了两个临时工在开展全区的垃圾分类，32平方公里82万人，166个物业小区，36个学校，还有47个工业园区，我带两个临时工还要负责其他的工作开展垃圾分类，这个力量太单薄了，希望更多的环保企业来提供专业技术的支持，更多的公益组织在宣传发动上起到旗手的作用，首先当好旗手，要摇旗呐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市民参与。只有某个环节不成功，可能会导致整个垃圾分类就会前功尽弃。
还说到利益分配的问题，我这里也回应一下，这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政府。垃圾清运、清扫和后期处理的角度涉及到太多的行业，也涉及到太多企业，清运角度，分类越多、处理越多，他获得的利益越少，他不一定反对，但是他可能不支持你。环卫处和分类指导中心工作的协调问题，对于物业管理处的管理问题，现在成立的住建局，这里面的工作协调都有很多的利益在里面，我说的利益不一定是钱的问题，工作的难度、工作的内容都是利益的东西，我当时和杨局汇报这个东西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的规划，刚才范总也讲了，街道层面建一个垃圾屋，扒掉容易重建又难了，我们先把框搭起来再把里面的扒掉，不然又做不起来，很多市民在大街上围着我们，说我们家下面的垃圾屋要拆掉，他说放哪儿是你的事，不能放在我楼下。这个垃圾屋还不是新建的，是历史都有。
很多环节是系统的东西，需要规划部门、建设部门、城管部门、市政部门、执法部门一起合作，垃圾分类的初级阶段更需要公益组织为政府摇旗呐喊，需要环保组织为政府提供技术支持的方案，政府不缺钱，而是缺把钱花出效益、花出效果的方案和路子，政府愿意搭这个平台让企业来编剧本，争取把全体市民纳入到大戏里，谢谢大家。
刘铭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城管科副科长
垃圾分类的推进关键在于顶层设计
吴建升
大家好，我叫吴建升，我是晶报记者，我是深圳市垃圾分类推广大使，也是垃圾记者，这几年一直以报道垃圾分类为主，我主要从事垃圾分类顶层设计的研究，我觉得中国打击分类的关键不在于技术、不在于方方面面，而在于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搞好了，我们垃圾分类才会顺畅的推进。
我觉得苗雨濛同学做的调研不错，小苗做调研之前曾经和范总一块聊了一下，也给她提了一些建议。你是一个正在上学的学生，你做调研的出发点，可以说你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你的视角不带功利色彩，我们去做免不了带功利色彩，这是赤子之心和赤子的成果。
我针对苗同学里面说的一些问题，大家都要谈，我简单谈，说过的，关于顶层设计的问题，为什么我说顶层设计的问题比较重要？就像刚才刘科谈到新安做的试点感觉很不错，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几年的垃圾分类搞来搞去都是在试点上转来转去在做试点，为什么我们垃圾分类没有把它规模化？因为我们垃圾分类只是为我们做实验，为规范化提供科学的数据，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推而广之，推广到千家万户，为什么我们一直还停留在试点阶段？道理很简单，刘科是在最基层的政府执行单位做事，做好这个事的时候，要把这个事推广，首先碰到的障碍是来自于我们的政府和财经纪律，比如说街道一个试点是多少钱，要把一个试点变成二十个试点，一个垃圾分类的项目超过50万就要重新进行招标，招标政策可能造成原来做得很娴熟的公司再去招标未必能中标，这种财经纪律决定了我们目前垃圾分类只能做试点，无法规模化推进，其实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顶层设计的问题，政府相关的配套政策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下面垃圾分类经常感觉到力不从心，实际上就是顶层设计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试点没法规模化？
第二个问题是大家经常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去年深圳8月颁布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里面说个人或是企业、物业如果不执行、不履行自己有关垃圾分类的义务就要受到处罚，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张罚单开出来，当然也不是咱们深圳一家，广州、上海他们相关法律比我们颁布更早，也是到目前没有开出一张罚单，为什么？开不出罚单就像小苗讲的，你这个法律对小区的民众，对物业都缺少约束力，我就不弄，你能拿我怎么办？基层工作的政府部门以及一些搞分类的企业、公益组织，他们反映的问题是，我们现有的分类管理办法，执法主体不明确，他是有罚责的，谁去罚、谁去执行不明确。
这个问题摊开说实际上是非常幽默的事，要制定一个法律，怎么可能这个法律出来，既然制定了罚责，怎么可能没有执法主体呢？为什么不明确执法主体呢？这不是笑话吗？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用了那么多的财力和物力，我们制定出来的法规是不明确的法规？这个大家必须要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分类管理办法的立法背景以及它的成因。
我们常说咱们国家垃圾分类之所以一直停滞不前、原地踏步，我们几乎是在2000年，我们有北、上、广、深、杭州、南京、厦门、桂林八个试点城市，和台北市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为什么我们很多年后，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还在做试点，人家已经成为我们不断取经的地方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多头管理，一个垃圾分类好多个部门都来管，在深圳大家注意到，原来说垃圾分四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是归经信委管的，有害垃圾是归人居环境委管的，垃圾分类工作又是由城管局管的，一个垃圾问题具体这么多部门管，还要涉及到方方面面，总共十几个政府部门，实际上就造成了谁都有责任，谁都不负责任。当我们研究在立法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很多部门涉及到很多部门在一起研讨、探讨这部法律。实际上这部法律就是很多政府部门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有些权益是要的，有些结果是要推的。涉及到很多部门的权利、部门的利益，为什么执法主体不明确？因为执法主体是要动刀、要见鲜血、要得罪人的，谁来得罪人？最后执法主体不明确了，我和有识之士探讨是这么认为的。
执法主体不明确造成法律形同虚设，事徒有其表，不具有可操作性，现在我们不能完全指责政府，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实际上据我了解，政府也在考虑，因为原来法规是政府令，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政府规章，下一步会把政府规章升格为法规，可能升格为由市人大通过变成条例，这是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就要明白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最终要解决，事老实话，如果不改变目前垃圾分类九龙治水多头管理的局面，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是无解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今年5月份，全国非常大的新闻，北京在实行大城管的改革，北京大城管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大城管改革，权利集中之后，从此在北京地面上，九龙治水和多头管理的问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实际上如果下一步要立法，北京已经有立法，他下一步要修订法规的话，执法主体不明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权力集中在城管部门，如果还觉得没法执法就是你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是大城管的改革，否则这个问题是无解的。2000年开始做试点一直到现在，如果要仔细去看，住建部推八个试点城市的时候，推是推了，中央的顶层设计根本没有进行，中央定好的调下面自然就解决了，实际上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中央根本垃圾分类没有顶层设计，也就是说没有定调，所以我们下面就没法做，做不下来，今年大家要注意到大的形势，今年3月5号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专门提到，要把垃圾分类产业要发展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垃圾分类这件事。垃圾分类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是天下大事，国家层面真的动了，而且据我了解，中央层面是有几个小组，分成几个小组下来到各地展开调研，实际上为咱们中央进行顶层设计在搜集数据，我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利好的消息，我认为国家层面把顶层设计的问题解决以后，我认为在咱们国家，政治方向的问题就解决了，未来我认为垃圾分类，其他具体到产业等很多细节问题将来都不是问题，谢谢大家。
吴建升 晶报记者，深圳市垃圾分类推广大使
通过教育推广垃圾分类意识
刘筱
大家好，我是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的老师刘筱，我希望实践层面看看在市区的基层，从行动的层面开展环保的推进，我刚刚听到各位介绍的时候，我有一个新的问题，很多来自社会组织和NGO组织，前几年是完全空白的领域，不知道是由上而下，福田生态文明促进会应该是代表官方吧，和基层是由上而下的推进下去，还是各位基层的社工组织，你们是自发或是基于某些NGO组织推进社区环保工作，这两个问题是我非常关注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在深大我接触到的本科学生，最近这几年，大家对环保、垃圾分类的关注应该说越来越强烈，比如说在我开设的一门市政学的课程中，每一年开这个课的时候都有社会实践，2004年开始对这个问题从没有人关注，到今年，一个班有十个小组的话，至少有三个小组都涉及到环境保护和垃圾分类，去年有一位学生，他是交流生，刚好也在法国交流一年，现在在英国一个大学做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垃圾分类，在深圳市选择几个社区进行的比较。
我有一个感触，我特别认同苗同学和刘科的观点，其实这是教育问题，而且教育要在下一代、年轻一代身上才有希望，我也有一个想法，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大环保的问题涉及到垃圾分类，上升到法治层面，需要靠立法的方式进行规范，某些情况下这是不是介入太深？这实际上是个人伦理和道德的问题，这是需要靠文明和我们教育逐渐规划的，刚才吴老师提到法治的问题我觉得是可以互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多应该考虑到教育，在这个问题中，我们的社区组织，NGO组织，在这个方面他们起到非常好的教育和宣传工作。
政府层面应该怎么做？我一直认为地方政府不是做少了，是做太多了。垃圾分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提到的态度台湾，还有日本，还有一个历史，有没有比较这几个国家都是资源稀缺型的国家，他们有这样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是地大物博，为什么现在突然意识到有这样的环境问题？其实它的承载量低于目前，或是出现严重的落差，这个落差是不被民众认识到的。这种认识、这种观点我觉得需要通过教育、通过文化的宣传进行推广。
各位可以回忆一下，你们的父辈或是更早的一辈，他们是不是很节俭和垃圾分类呢？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很早离开人世了，我还想到我之前家里的阿姨，她非常懂得分类，每类都分得好好的，她是来源于过去节俭的习惯，物质稀缺情况下形成的生活态度，当时她会把废旧的报纸叠好卖钱，废旧的东西可以回收。现在我们回收的渠道，刘老师也提到拾荒者，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我曾经听到一个说法，也许是一个谣传，为什么垃圾分类没办法执行下去，是因为背后有巨大的产业链，是灰色的产业链，是拾荒人群掌握的。
我们垃圾分类是怎么做的？我们都不知道，李克强总理说到环保是巨大的产业，是大有可为的。应该说是可行的，中国现在提到关于垃圾分类在一线城市推广这么好、这么多，我觉得还是走在前面的。我们在其他的国家，当你们去旅行的时候，你觉得有多少国家像我们这样在宣传中是如此深刻的？我在英国没有看到，今年春节我还是觉得他们比我们更加铺张浪费、疏于管理。法国很脏也很乱。如果上升到法治层面，这不会是对私人生活的干扰吗？我觉得现在我们的NGO和社会组织在这样的压力下，在这样的机遇面前，他们占据了非常好的宣传制高点，我认为应该为他们鼓掌，谢谢。
刘筱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智库百人会成员
注重源头减量分类，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程会力
我来自广东惜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广东省一级企业，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企业。公司集研发、试验、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拥有各类管理、专业技术人员150余人，占全体员工比例约1/5。获得国家发明等专利25项；年保洁面积近5000万平方米，年生活垃圾清运、处理量达15万吨。公司在全国率先开展大规模发动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干湿分类试点，建立“环卫服务、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利用一体运营模式”示范工程，是国家“十三五”规划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利用——环卫网与再生网“两网融合”的先行者，获得国家专家调研组高度评价。
我们公司联合华南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组建了固体废物（垃圾）资源化设备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合作构筑技术研发平台——环保技术研发中心，致力于城乡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与产品研发与制造，在餐厨废弃物就地好氧堆肥核心技术、干垃圾资源化自动分选技术、路面清扫垃圾资源化自动分选技术、已污染塑料泡沫废物生物清洁技术等方面，取得大批符合国情的研究和应用成果。可整体解决我国城乡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运营模式和核心技术，为国家垃圾资源产业化开发利用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
我们希望能和社会各个层面的人进行广泛地交流和合作，促使我公司的垃圾处理运作项目能在深圳落地，为深圳的环境改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垃圾分类是真正体现一个国家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实现全面垃圾分类和处理，需社会各阶层普遍具有垃圾分类知识和意识，需要政府层面出台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及财政预算支撑，需要具备专业技术及处理能力的企业从事垃圾分类处理。垃圾分类不是小事，需要循序渐进，从现在做起，从每个人做起。深圳是全国较早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的城市，2000年就被原建设部确定为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2015年8月1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正式实施，随后相继出台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实施方案（2015-2020）》、《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标准》、《住宅区生活垃圾分类操作规程》等配套文件。
尽管深圳的垃圾分类倡导多年，但成效不及预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政府决策层面，忽视源头减量分类，注重垃圾末端处理。没有把思想意识统一到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是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必经之路这个方向上来。垃圾源头减量分类，具备环境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全民化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大量的细致工作。垃圾全烧处理、二次污染、邻避效应在此且不说，垃圾减量分类所具有的三方面价值也无从体现。深圳不缺乏义工及发动居民源头分类的环保组织，但分类之后缺乏后端的处理，前端的源头分类与后端的分类处理严重脱节，出现了居民分类、环卫混收的情况，打击了居民积极性。缺乏后续分类处理手段的源头分类必然弊大于利：前端分类没做好，后端处理难度大；后端处理没跟上，前端分类工作无法进行；前后一体化运营，相辅相成，良性循环，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垃圾减量分类任重道远，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今天的沙龙就是在垃圾减量分类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感谢组织者，感谢大家！
程会力 广东惜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在“立及行动”九个垃圾分类与减量社团的观察主题沙龙的发言
刘开明
大家下午好！我叫刘开明，来自深圳当代社会发展研究所，2006年到2007年我们机构做了拾荒者互助网络的工作，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关注拾荒者的群体工作，我们也出了一个报告，可能是第一本研究一个城市拾荒者群体的报告，从那以后，我们机构和全世界很多地方的环保主义者、拾荒者组织有过很多的联系，我记得很真切，我在哥伦比亚看到他们的拾荒者，他们在环境分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印度看到拾荒者，深圳一个社区开始环保分类了，整个的工作还是非常初级阶段，特别是我们这座城市，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2006年我发现有大概20万的拾荒者在这个地方，怎么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以及保障他们的权益，让他们从这个工作中得到相对体面的收入，可能也是这个工作能不能做得好的一个方面。
我同意刚才专家们说的一句话，我们政府不是做得太少了，而是做得太多。杨局到宝安中心调研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们为什么不组织人把纸皮、易拉罐全部弄起来？我说市场的东西让市场去做，宝安有一个特点，废品回收价格比较高的时候，每个垃圾房有两个保洁人员，给管理处交三千、五千才能承包，来源是在哪里？整个小区的纸壳箱和易拉罐可以卖到一万多，现在管理处不给钱，或是给五百、一千块钱。小区垃圾房到收运渠道环节，垃圾房进行了第一遍的过滤，能卖钱的，稍微高一点附加值的纸皮、易拉罐、塑料瓶已经全部分流了，绝对不会进入到收运渠道，塑料袋、玻璃瓶是可以利用的，由于环保回收企业，废品收购站一个是政府打压，他躲在一个角落，很容易出现失火、消防安全隐患，宝安说要把所有的废品收购站从新安赶出去，没渠道了怎么弄？这个东西确实没人愿意收，塑料袋和玻璃瓶收了要洗，洗了要拿去卖，价格还很低，他为什么做吃力不赚钱的事？塑料袋和玻璃瓶就进入填埋和焚烧渠道了。市场运作、市场调节，政府没那么多人力也没那么多物力，市场赚钱可以让他做，如果不赚钱可以补贴。刚才说到行情的问题，政府补那么多钱还划不划得来。
我在英国和日本生活过，人家怎么做得那么好，我们怎么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谈到的几个问题，我们都有必要，比如说政府，他要做的工作其实一点都不少，我在英国和美国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的明显，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不这么做的话，他们不会来拉我的垃圾，就是很明显的。
如果有一两次被发现，他们就不来拉了，这是政府来做的工作政府的法规，如果没有政府这个法规，肯定他们就会比较乱，特别有一些生活区，他们习惯乱扔。日本也很明显，日本的东京在街上抽烟会被罚2000，别说是乱扔垃圾，在日本各地看不到垃圾箱。
为什么日本不砍自己的竹子、木头做竹筷子？没有自己的一次性筷子？他说有，因为我们国内生产的一次性筷子都是在政府的餐厅、大公司的餐厅里，用的都是回收的。日本已经没有人上山砍木头、砍竹子，一般饭店用的是中国进口的，很便宜。政府有很多的机构支持、资金支持企业生产循环的筷子，而这个很贵，怎么办呢？大企业就用这个东西，这样就没什么地域的问题，他是一个基金支持，谁生产一次性的东西，生产出来的东西政府采购，大企业去采购，这些都是有钱的，不会在乎一分两分的。
现在讲企业责任，富施乐在泰国和苏州建立工厂，所有废旧的产品都会回收，再重新生产，要有这样的环境、习惯，要有环境的因素在这里监督，目前没有这个环境的情况下，末端拾荒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很多的垃圾站，以前是有人承包的，因为里面利益是非常大的，2006、2007年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做过很多调查，根据调查我们估算，在深圳有20万人，绝大多数是河南过来的，为什么后来逐渐减少了？有很多的因素，其中很大的因素是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生产空间，他们的车是不能上路的，他们在任何地方扎一个棚，媒体报道了，第二天政府马上拆掉，他们只能租农民废弃的房子。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没办法做得好的情况下，物质的再利用是最重要的环节，我参加世界拾荒者首次大会，三个部长参加开幕式致辞，我很纳闷他们为什么那么受重视？他说每个人都有选票，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他来才能得到我们的支持，政府拨了一栋三层的楼给他，他们的小孩都在里面住，给他们自己经营那个院子，中午休息、吃饭，小孩在附近上学，他们每年创造的价值不是很多，真正需要填埋的，有用的东西非常少，因为是他们的生计所在，我们给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让他们能有一些工作便利，同时有一些更好的生活便利，可能得到的效果很不一样。印度也是，印度的拾荒者是非常大的群体和产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也有很重要的决策，中国有很大的垃圾，很多送到填埋场，很可惜，拾荒者觉得太可惜了，铁罐都混在一块，都可以卖很多钱，垃圾都是各种东西混在一块，比较潮湿，发电的能力比较少，城市治理的时候，完全没有整体考虑，政府部门更多考虑的是城市的漂亮，居民希望我们的环境漂亮整洁，没有想到我们创造的垃圾到哪儿。
从北京到一个小县城都要求非常漂亮，我们都不希望各种人群都有，垃圾分类领域最低端类型可能丧失很多的资源，产生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
你们都说从孩子抓起，我记得足球也是希望从孩子抓起，也听了很多人说很重要的问题是素质还太差，刚才讲的故事里，这个人在香港有素质，在大陆就没素质，我们请拾荒者，30多个人住酒店，三星级酒店，我的同事说第二天拿走会不会把很多东西拿走，我们要不要提前收走，我们打赌，什么都不说。不仅什么都没带走，东西都叠很好，我问里面两个老人，我说为什么这样？很多东西是可以带走的，他说我们一辈子没住过酒店，你们不仅请我们培训，还住酒店，我们不能丢脸，人有脸树有皮，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包括你那个朋友，他在香港偷了朋友可能被罚，不被尊重。实际上不是一定要从小孩开始，我们这个环境能不能创造丢垃圾就不会被人尊重的环境。
不能博士就素质高，清洁工就素质低，不能这么说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创造环境，每个人都去爱护我们的生活，爱护我们的环境，这是很重要的。我日本很多朋友，几乎不产生垃圾，为什么？他们家里面都有一个搅拌机，所有的厨余一搅拌都成了花肥，家里就用掉了。其他的纸张叠起来，日本没有乞丐但是很多流浪者，日本流浪者主要的收入就是瓶子和纸盒，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很多人瓶子不要放在那个地方，晚上流浪者就过来拿。
日本很多饭店、蛋糕店隔夜的东西不能留，关门前流浪者就会免费吃，我们如果是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氛围就好办了，创造这个环境不仅需要你自觉，香港为什么这样？香港罚款，包括在东京的街头，为什么看不到烟头？2000日元，就被罚款。我记得在中国的高铁上，服务员一会儿来收一次垃圾，日本没有，日本新干线没有人收垃圾，上面也没有垃圾筒，自己拿着，到站以后自己下去丢。你敢丢吗？所有人都看不起你，你就没有尊严。不能我们一定指望下一代，每一代都指望下一代就完蛋了，还是得从我们自己做起，自己做起，中国有很多的问题，我以前在政府工作过，我到任何国家，我到柬埔寨，南美看到很多华人，南美的华人都是被卖出去的，现在没有穷人，华人在任何地方第二代都能富有，在自己的土地上那么穷，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在美国也是很文明，在香港也很文明，在英国也很文明，在日本很文明，怎么在这块土地上不文明，一定是政府治理出了问题。
刘开明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智库百人会成员
勇于做环保骑兵
杨晓波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浪石凹社区的杨晓波。我们社区自己成立了洁善缘日用品有限公司，鼓励社区青年一起来处理社区的垃圾，变成环保日用产品，让大家做公益的同时也能产生收益。
我之前经常乱扔垃圾。有一次,乱扔垃圾时被儿子看见了，他说:“爸爸，怎么能乱扔垃圾呢，你是粗野的人？以后我们在地球就住不下去了。”这件事一直影响着我，到现在万一我扔了垃圾，还是要拣回来。教育真的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可能真的改变不了他人乱扔垃圾，但可以先从自己开始，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从娃娃抓起，这个很重要。
十几年前，我坐一个远方亲戚的车去香港，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天感冒，一路上流鼻涕，没过境的时候纸巾擦擦就扔掉，过了落马洲我看到他跟司机要一个袋子。我说你怎么过了香港就不扔垃圾了？他说我是那么没素质的人吗？我是香港人，在香港乱扔垃圾会被罚款的。
我一个嫁到台湾的女同学，有一天早上，她打电话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听到奇怪的音乐，就问怎么会有音乐，她说垃圾车来了，我要去扔垃圾。我们就聊起了台湾的垃圾分类，她说政府会给每家每户分发垃圾袋，从垃圾袋上面，可以发现是谁家扔的垃圾。我说垃圾分类这么麻烦？她说我也试过不分类，直接扔掉，但如果被相关部门找上门，就要扣信用分数，他们的垃圾车也不会收我家垃圾，我家的垃圾就没地方放。
在石凹社区，每一栋每一户都要扔垃圾，但是居民就不让把垃圾筒放在自己家门口，他说为什么对面那家没有放垃圾筒，而放在我家？结果我只好在自己家门口放了三个垃圾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每个人都乱扔垃圾，却每个人都不想看到垃圾，也不想看到垃圾筒在自己家门口。
我做了一种产品叫酵素肥皂。我为什么做酵素肥皂呢？有一次我老婆的姐姐去上了酵素救地球的公益机构课程，拿了一本做酵素的手册回家。她们家是六姐妹，加父母八个人，她做的酵素连阳台都堆不下，可想而知，产生了多少厨余垃圾。她问我这些酵素要不要，再不运出去的话爸爸妈妈就不给我做了，因为她总是鼓励我用酵素洗碗，用酵素拖地。因为我自己曾经做过茶籽手工皂，于是就想，我能不能做手工皂？我就这样做起了酵素手工皂。大自然没有任何生命体是独立的，各种生命都是互相延续和互相支持的。我们现在什么都要快和方便，乱用外国人发明的抗生素，别人都不敢乱用的我们拿来随便用，包括这些垃圾。这就相当于上山采药一样，小时候，我爸爸、爷爷上山都会采凉茶，我问他们这些草有什么用，他们说，“你认识它的话都是宝，不认识它的话就都是草”，所以我经常问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一切从认识自己开始。
我们刚刚讲的缺少环保骑兵，那由谁来做骑兵？自己做骑兵的想法是什么？当你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想法越简单越能坚持到底，不要把自己扮演得太过伟大。我们不要去想着拯救地球、拯救世界，我之前也是经常这样想，如果拿着拯救者的心理做事，死得最快的就是自己。我们要做垃圾分类工作，就像拾荒者，为什么他要去做别人眼中的另类？我觉得拾荒者的内心很强大，他是佼佼者，为了养活自己的家人。当你的内心足够强大的时候，你才有资格做别人眼中的另类。
垃圾是巨大的宝藏。我刚才听说一吨垃圾需要1000元的处理费，这个价值有多大！如果石凹社区的垃圾不运出去，大家把所有的垃圾都变成宝，那他们就是骑兵，所有的人都会支持他们。我们所做的公益并不是要求别人做些什么，而是找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让别人和你一起做些什么。
杨晓波 大浪石凹社区党支部宣传委员
环保宣传如何才能水到渠成
许楷楠
从我认为垃圾分类应属于责任和义务，而非贡献。如果政府没有制定相关的政策，采取强硬收费和处罚的方式来推行垃圾分类，效果一定不好。比如宣传，现在政府大量的钱花在了宣传上，但收效甚微。我不认为宣传能起主导作用，它只能起辅助的作用。只有政府出台了强制垃圾分类的政策，宣传才能水到渠成。
我每个星期都坚持做资源回收日，每天我和邻居们宣传，但是除了有害垃圾，他们一般不愿意把回收物分出来，有一部分会给清洁工。而且大部分小的纸张、塑料制品都已经混入生活垃圾里，被湿垃圾污染脏了。清洁工只收大的纸盒子，很多体积又大，又轻，又不值钱的可回收物，是没有清洁工愿意收的。
我们小区比较大，3400户，垃圾是比较多的，小区的清洁工都愿意回收有价值的东西，没价值的东西就堆在那里，木材、玻璃、沙发等很多大件垃圾，他们都不愿意运走。我在小区和周边做过调查，我们80个清洁工，只有一个人会收玻璃，其他的清洁工都不愿意收，太不值钱了。他会把玻璃砸碎了再送到废品收购站，因为只有关外一部分的回收站会回收玻璃，市里的回收站不收。拉去关外的回收站一趟，不仅累得全身都是汗，还只挣几块钱。所以在宣传的过程中会发现，有很多东西眼睁睁地看着丢进垃圾筒，我恨不能当一个拾荒者把它拣出来，真有一种有心无力的感觉。只有周六的时候，才可以让优服美家(深圳唯一一家互联网+的可回收公司)拉走这些可回收物。
我已经做了三年的环保宣传志愿服务，做志愿服务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收获很多快乐，也确实收获很多艰辛，我觉得快乐大于辛苦，所以我选择一直做下去。另外我开始做垃圾分类的原因是由于我的小区离下坪垃圾场比较近，我常常会闻到臭味，我参观下坪垃圾场，也参加中国垃圾减量分类的高峰论坛，觉得政府的观念还需要进步，现在政府提倡是垃圾分类减量，实际上应该从减量做起，我们垃圾不是凭空而来的，每年在以8%的速度递增，其原因是我们每个人浪费增加了。
有一部电影叫《大火种》，讲到解放前人们总是说没有馍吃，我孩子问我为什么没有馍吃，他就不能吃点别的吗？那个时候啥都没有，自然也就没有垃圾。人们会想一切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利用上，一切可以吃的都吃掉，也没有厨余垃圾。现在经济发展了，浪费增加了，才使得我们的垃圾量增加。而我们的意识上有一些错误，分类很重要，但前提是先减量，我们应该先减掉一部分量，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少叫外卖，少网购，每一家都分类，每家分出来就能减量。
今年下半年我的工作重点就是在学校做垃圾减量和分类的宣传，我们每个人都产生垃圾，每个人都有垃圾减量和分类的义务，都有责任维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许楷楠 深圳市福田区生态文明促进会副秘书长
我们的垃圾何去何从
郑晓虹
随着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全国各大城市垃圾产生量逐年递增，而现有的垃圾处置设施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处理要求，亟需寻找新的出路。下面，我们以深圳市为例，来探讨垃圾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 深圳市垃圾处置现状分析
根据《深圳市统计年鉴（2015）》数据，2014年深圳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541万吨，平均每天1.48万吨，同比增长4%。去年底以来，由于废品回收行业持续低迷，每天新增的 1000 多吨工业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中[1]。
1. 填埋场
目前，深圳有四座垃圾填埋场，分别为红花岭、鸭湖、老虎坑和下坪。其中，红花岭填埋场的设计处理能力为400吨/天，实际处理量达到1500吨/天；下坪填埋场设计处理能力为1800吨/天，实际处理量在3500吨/天以上，高峰值达到4500吨/天[2]；鸭湖填埋场于2016年初填满封场。
这四个填埋场 的面积分别为12.6公顷、20.07公顷、26公顷和149公顷，合计占地面积2.07平方公里。除去生态控制用地，目前深圳可供开发的土地仅100多平方公里，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再找如此大的地方用于原生混合垃圾填埋不现实，寻找符合环评要求的场址越来越难。现实环境和技术上的诸多因素均表明，原生混合垃圾填埋在深圳难以为继[3]。
2. 焚烧厂
目前，深圳运行中的发电厂有6座，分别为盐田垃圾焚烧发电厂、南山垃圾焚烧发电厂、宝安老虎坑垃圾焚烧、宝安区松岗塘下涌老虎坑环境园、龙岗平湖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龙岗平湖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和龙岗中心城垃圾焚烧发电厂，总设计处理量为7425吨/天。焚烧工艺以占地面积小、减量率高、处理速度快、焚烧发电有利于能源再利用等优势，成为许多城市解决垃圾问题的首要选择。但是，焚烧厂的选址和建设极易引发邻避效应。
二、 国外垃圾处理模式
许多国家的垃圾分类和处理已经实现市场化。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在垃圾收集处理的过程中，第一个步骤是分类回收，它是由垃圾收集商和回收商完成。2001年，新加坡的垃圾收集开始全面私有化[4]。政府统一招标，将整个新加坡分为6大区域，有资质的垃圾回收公司可参与投标。目前，新加坡由800 Super、Colex、Veolia、Semb-waste四家公司负责整个国家的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其中，800 Super
2015年净利润达1757.4万美元，同比增长93.7%；Colex 2015年净利润达590.4万美元，同比增长12.9%。在美国，单一固废领域就孕育出了市值将近2000亿大市值的企业:Waste Management，可见，在国外，生活垃圾处理是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市场。
三、 探索深圳垃圾处理模式
根据深圳垃圾现状以及现有资源，“垃圾分类+综合利用+焚烧处理”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处理方式。通过分类回收，一方面，可以减少末端的处置量；另一方面，有利于减少垃圾中的氯源，阻止二恶英前体物的合成和减少酸性气体的产生量；有利于减少焚烧垃圾中重金属的来源。
从2000年开始，深圳成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16年过去了，虽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且进行了小范围试点，但目前依旧没有可以在深圳推广的垃圾分类模式。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垃圾分类模式。
在宝安区城管局及新安街道办的大力支持协助下，深圳市英尔科技有限公司在新安街道的垃圾分类减量处理试点顺利进行，并且取得了广泛赞同。2016年6月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程会强教授、中再生协会潘永刚副会长等专家对宝安新村进行考察，对垃圾分类“新安模式”予以肯定；同年8月16日，深圳市城管局杨雷副局长亲临宝安新村和大宝路转运站进行考察，对目前英尔科技在宝安新村取得的成果予以肯定，并鼓励新安街道加大试点范围和试点经费的投入。
四、 市场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深圳市的垃圾分类一直处于试点状态。阻碍垃圾分类快速推广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迟迟没有出台合理的取费模式。环卫产业的最初启动成本难免较高，希望政府在取费和税收优惠方面的政策能尽快出台。此外，政府也要尽快完成角色转变，由全盘操控转向监督，让企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五、 总结
环境和生态问题日益成为了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严峻问题。垃圾处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一埋了之或者一烧了之不能真正有效解决问题。只有配套完整的产业链，让垃圾“重获新生”，才能真正实现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而要做到这三点，第一步，就是推行垃圾分类。一个干净、整洁、优美的城市家园是每一个人的诉求和期盼，每一个人都是垃圾制造者，所以，对于垃圾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践行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是每个人的义务。希望每个人为自己的家园环境贡献出一份力量。
郑晓虹 深圳市英尔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策划员
[1] 深圳特区报记者 徐强. 深圳垃圾处理面临巨大挑战[N]. 深圳特报,2016-05-26A04.
[2]吴氏如霞（NGO THI NHU HA）.深圳市生活垃圾处理监管体系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4.
[3]王湛，林清容. 深圳多座垃圾填埋场库容告急
再找土地填埋垃圾不现实[N].深圳特区报，2015-09-30
[4]陆峻岭,罗莹华,谢泽莹,陈曼春,谢思敏. 新加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对我国的启示[J]. 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2016,02:41-44.
主要媒体报道
深圳学术沙龙探讨垃圾分类
深圳晚报 A06版 2016年8月27日 李瑶娜 黄姣
“垃圾围城”难题如何破，8月26日，由深圳社科联主办、深圳市马洪基金会承办的“深圳学术沙龙”活动聚焦垃圾分类，邀请了各个社会组织从业者及相关专家学者，深入探讨深圳垃圾分类问题。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深圳应该加强环保教育，建立垃圾处理机制，从餐桌、生产环节上把控减少资源浪费。
有环保社会组织表示，目前垃圾分类经费来源主要来自于政府项目补贴、众筹、基金会、企业内部私人出资以及后端产品的盈利。在人力方面，能够长期致力于环保等公益组织或者社会企业的人仍属少数，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很难吸引人才和人力。
深圳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刘筱表示，近年来，大学生对环境保护和垃圾分类的关注在不断升温，环保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教育问题，可以对下一代人产生影响。一直关注垃圾分类研究的相关人士表示，深圳垃圾分类近几年一直停留在试点阶段，并没有规模化推广，而目前已制定的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依然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执法主体不明确造成法律不具有可操作性。今年北京已经出台“大城管”的改革，力求避免管理主体分散的问题，值得借鉴。
(报道链接：http://wb.sznews.com/html/2016-08/27/content_3605516.htm)
市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参与度低，深圳有关社团呼吁：每个家庭应设立统一垃圾分类箱
南方日报 SC04版 2016年8月30日 张玮
“深圳垃圾围城危机已迫在眉睫，应尽快提高全民素质和意识，并建议在每座建筑物、公共场所及每个家庭，设立统一的垃圾分类箱。”《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自去年8月出台后，已实施一年。而深圳市城管局在上周举行的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透露，虽然市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高，但实际参与度却较低。8月29日，记者从深圳市马洪基金会获悉，9个垃圾分类与减量社团就此举行民间沙龙并作出呼吁。
民众习惯养成要营造社会氛围
近10年，深圳生活垃圾量平均年增长5.6%，今年达到17100吨/日，垃圾处理压力与日俱增。面对“垃圾围城”的危机，2012年深圳市政府首次将“垃圾减量分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开展餐厨垃圾管理立法，扩大垃圾分类试点范围等措施。
“目前，在深圳有英尔科技、绿源环保、福田区生态文明促进会、绿果果生态环保中心、宝安区绿宝宝环保中心、源创垃圾分类、石凹社区酵素工坊、大树生物科技和酵素公益志愿者团队等一批先知先觉的环保组织身体力行，活跃在垃圾分类和减量的第一线。”马洪基金会理事长助理范军说。
在此次民间沙龙中，就读于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大三级的深圳女孩苗雨濛披露了她针对深圳垃圾分类做的社会调研。“台湾现在不需要强制措施，人们都会自觉履行垃圾分类。我在那边上了三年大学后，也比较习惯做分类，否则会觉得跟这个社会脱节，道德上有一定的审判。但一回来深圳，看到大家都是随手丢，就也懒得再分类了。”苗雨濛认为，环境和氛围对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则直接指出，要创造每个人的尊严与是否随意丢垃圾紧密相连的社会氛围。
新安街道城管科科长刘铭则表示，公众的思维习惯也需要重塑。“台湾的大街上看不到一个垃圾筒。如果深圳市一条街上300米内没有一个果皮箱，12319城管热线会被打爆，因为市民觉得政府配垃圾筒是理所应当的。”
应设置部门专管垃圾分类
由于公众的垃圾分类自觉性尚未建立，与会的各界人士都认为，政府在立法的同时，应该加强执法力度。大浪石凹党支部宣传委员杨晓波曾和一位嫁到台湾去的同学讨论过垃圾分类的问题。“她说台湾每家每户都有垃圾袋，垃圾都可以找到谁扔的。她也曾试过不分类就扔垃圾，结果很快被垃圾回收机构找上门，表示要扣信用分数，并且再这样做，垃圾回收车将拒绝收她家的垃圾。”
深圳市垃圾分类推广大使吴建升也认为，深圳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权责主体不够明确，可操作性低。“去年深圳8月颁布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里面说个人或是企业、物业如果不执行、不履行各自有关垃圾分类的义务就要受到处罚，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张罚单开出来，这就等于没有约束力。”吴建升认为，垃圾分类之所以一直停滞不前、进展缓慢，很大一个原因便是多头管理。
“可回收垃圾归经信委管，有害垃圾归人居环境委管，垃圾分类又归城管局管，一个垃圾问题具体差不多要涉及十几个政府部门，这就造成了谁都有责任，谁都不负责任。如果不改变目前垃圾分类‘九龙治水’多头管理的局面，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是无解的。”吴建升说。苗雨濛也建议，设置专门针对垃圾分类处理的部门，避免责任推卸。
“垃圾减量和分类需要苦行僧式的坚持”
苗雨濛在调研报告中还直言，一些垃圾前端类处理好，后端却又混在一起，也带来垃圾分类的无效性。“如何让后端处理加强？一方面是需要有更多社工和社会企业去实行，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支持更强大的机构团队，要为后端处理创造经济效益，才能带动整个产业链有效循环起来。”
同时，苗雨濛认为，垃圾分类的宣传应从学校入手，从孩子抓起。但这不仅要把知识带入课本，还应让它变成学分制，有一些考核，“让未来的人口素质在环保上有非常深刻的意识”。
“垃圾减量和分类的行动需要苦行僧式的坚持。”作为垃圾分类的基层管理和推进者，刘铭表示，他认可环卫工人的参与，生产技术环节的处理也必不可少。很多环节需要规划、建设、城管、市政、执法等部门一起合作，垃圾分类的初级阶段更需要公益组织为政府摇旗呐喊，并为政府提供技术支持方案。
在建议提高全民素质和意识、提醒政府管理不能松懈外，参与沙龙的社会组织与专家们还呼吁，一是在每座建筑物、公共场所及每个家庭，设立统一的垃圾分类箱；二是在生产各种产品时，在其说明书及包装上做好标记，并和统一发放的分类垃圾桶具有一样的色条和标识。
(报道链接：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6-08/30/content_7577982.htm)
他们是深圳的“垃圾人”！深圳因他们更美丽
深圳特区报网络版 2016年8月26日 韩文嘉
26日，由深圳社科联主办、深圳市马洪基金会承办的“深圳学术沙龙”活动聚焦垃圾分类，该沙龙以“立及行动——九个垃圾分类与减量社团的观察”为题，邀请了各个社会组织从业者及相关专家学者，深入探讨垃圾分类的概念、内容和意义等议题。
参会的各家环保社会组织都是长期致力于垃圾分类的机构，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也自嘲为深圳的“垃圾人”。在沙龙里，来自福田区生态文明促进会、龙岗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绿宝宝垃圾分类指导中心、绿果果低碳环保志愿服务协会等机构的“垃圾人”们纷纷自豪地分享本机构的“垃圾事业”，同时也各自坦陈了工作中的困难。
在沙龙中，正在做垃圾分类调查的大学生苗雨濛分享了本地一些案例。例如有社会组织在宝安一家小区设置了整洁美观分类垃圾箱，只要用一张卡在垃圾箱前刷一下，把厨余垃圾丢进去，就可以获得一定的积分。长期下来积攒的积分就可以去兑换一些礼物，颇受市民欢迎。而在大浪石凹的城中村里，社会组织进行了“酵素工坊”的尝试，让以前这个垃圾问题突出的城中村，通过引入酵素的作用，对水源、垃圾等进行有效的处理。
新安街道工作人员刘明表示，垃圾处理绝不是艺术化的改造，而是一个苦行僧的历程。真正的垃圾分类要符合当地的民情、国情，台湾街上可以没有垃圾桶，但如果深圳的道路上没有垃圾桶，民众认为这是政府理应提供的服务。“垃圾分类应该小步快跑，通过扩大试点小区的数量，树立全面科学的标准，再寻求政策的支持。”他还表示，在小区里的垃圾分类不能给市民的生活习惯带来太大的改变。成人的观念改变非常困难，他希望能从小孩抓起，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他还介绍，一吨垃圾的处理费用在不含后期污染处理的情况下，大概在1000元左右。
深圳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刘筱表示，近年来，大学生对环境保护和垃圾分类的关注在不断升温，她认为，环保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教育问题，将在下一代人中产生影响。面对问题，应当靠文明、靠教育去不断地改变。她还提到，老一辈的人对垃圾分类有一种良好的习惯，这是来自于物质稀缺的时代留下的习惯，包括回收不同类型的废品等。而这也正是日本、台湾等资源匮乏地区在垃圾分类问题上特别重视的原因。
一直进行垃圾分类研究的吴建升表示，深圳垃圾分类近几年一直停留在试点阶段，并没有规模化推广，因为政府相关的配套政策没有做好准备。而且已经制定的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依然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执法主体不明确造成法律不具有可操作性。今年北京已经出台“大城管”的改革，力求避免管理主体分散的问题，值得借鉴。
在调查中，有环保社会组织表示，目前目前主要经费来源是来自于政府项目补贴、众筹、基金会、企业内部私人出资以及后端产品的盈利。而在人力方面，能够长期致力于环保等公益组织或者社会企业的人仍属少数，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很难吸引人才和人力。
不少环保组织认为，对于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要有步骤，不要列大的指标，避免假大空，要做到可落地；要有专门的垃圾处理机制；在垃圾的后端处理方面，需要强大的技术团队，甚至可以创造经济效益；政策应当从源头上支持减少浪费，例如减少过度包装，比如餐桌上是否提供卫生纸，飞机供餐可以自行选择是否需要等。
(报道链接：http://m.tetimes.com/article/11388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