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12月29日举行的马洪基金会与深圳市政协提案委座谈会，是根据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工作安排，围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主题组织的一场专题议政会。会上多名专家智者提出许多引导性建议。政协副主席黎军表示，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为市政协与民间智者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将进一步促进民间智慧发挥作用以及提升市政协参政议政的水平。本文为范志明在会上发言整理稿。
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对我也挺有压力的，同时我很乐意把我和我们的机构8年来的经验和思考贡献出来。
我在八年前开始纯粹公益组织的筹建和运营，因此我从社会组织的角度看“简政放权”这个主题。昨天我受到一个小小“侮辱”，和光明事件有关，大浪街道分管社会建设的书记带着我去见大浪商会的新任会长，介绍大浪支援光明的设想：就是帮扶这次事故大概4000多人面临失去工作的青年人，我们希望大浪的企业拿出100 个工作岗位，让年轻人有机会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可以开始工作，同时提供安置费1000元，1000元返乡费，再加一点培训费和义工服务培训，这个钱大概是2500元，同时希望提供三个月工资，按照最低工资要求计算，整个公益项目预算是80-90万。会长的表态很大度，很”土豪”，说这些钱商会和会长们搞的定，甚至可以自己拿。但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今天不是书记来，我见都不见你。还有一件，大浪有一位企业家想捐建一栋“慈善大厦“，总资产大约一个亿，却没有相关法律条款保障。还有有些局长和企业家吃饭，让企业家捐款，大部分捐款的是房地产开发商，相信大家能从这个关系中找到一些逻辑，就是为什么房地产开发商是最喜欢捐学校的。讲完这些我想用这些事做一个推演，前30年是做经济，”赚钱过好日子“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是人的基本需求，那么”做好事“是不是人的需求？想帮助别人捐钱捐力也是很正常的需求啊，但现在的环境下，对这块的制约、障碍、甚至是怀疑，这里面还夹杂着敌意。我觉得社会组织的开放会更大程度激发社会的力量，来探讨社会发展的空间，以及社会的盲点，既然赚钱都可以那么简单，为什么做好事还有那么多的限制和约束？
我07年开始做一个小小的机构，当时在深圳一直注册不下来，教育局说不愿意当主管单位，所以一直使用一个公司，就是捐赠人把钱捐给我们，我们要交一个税，然后还要做好事儿，不能免税还要多交税，就过了4年。09年有了冠名基金，当时是慈善会的一个创新，但当时它的做法是先放一笔钱进去，然后你还要把花了的钱报销完进行审批，相当于你要筹二倍的款进去之后才能用一笔，也就是说你做的越大风险就越大，还有审批的不确定因素。到了2011年“好人好事TFC“才在东莞注册下来，因为当时汪洋要在东莞做实验，继续看到大量的社会组织出现。直到2014年我们才有一个机构叫”好青年KIDO“，注册在龙华新区大浪街道。我讲这样的经历是把一个八年的公益组织的路径描述出来，在这里面我们遇到了很多关于政府的审批，还有各种各样的无由头的阻挠。在今天的主题之下，我的建议如下：
1
社会组织登记应当继续简化，尤其是慈善公益社会类型的，监管也可以放松（过度监督束缚活力，过多监管浪费资源），应当参看商事制度，甚至可以超越。
2
打通跨区域注册障碍。注册在街道、区、市有没有本质区别，这方面还没有明确，互联网和深圳特质都使社会组织有外向型的冲动和需求。注册在龙华的好青年业务已经遍及深圳。
3
人才培育和引进。政府有丰富的资源和资本，但是在公益领域和人才方面投入的非常少，可以说忽略了。为深圳乃至中国贡献很多经验的“大浪社会组织“数十家的负责人，几乎都没有深圳户籍，更不用说相关的待遇和优惠。
4
政府资助的常态化。经常看到福田区资助多少？龙华资助多少？一但这些钱没有了怎么办？如果缺了政府的费用，会导致组织发展陷入的困境。同时要把握不同区之间的社会投资的比例。
5
建议政府从慈善公益领域上完全退出。将政府社会建设的重点放在公民自治的领域上。政府不是简单提供社会服务，服务这块可以通过市场或社会组织提供。当政府从企业拿钱再去做社会上的事务和项目时，整个环节都会有问题，政府做起来也困难，企业也有纠结。
6
积极完善法律法规，促进捐赠信托，让社会的资源回馈社会，让大家关怀大家。
感谢马洪基金会提供这样的机会，感谢政协提案委员会的邀请，作为一个拥有58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的儿子，我以我能在党外为社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案例和建议而自豪。
范志明 智库百人会成员、好人好事公益教育服务中心执行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