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另外一个思路谈几句。各种用于评价、评估的指标体系都有很大的危险，可能起坏作用，这个特别要注意。每当说到标准的时候，不光是社会组织领域，很多的领域，用一些标准去评价，都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倒筛选”，所以“标准”确实是个很重大的问题，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其实看不同社会发达水平的高低，就是看标准不同。“标准”有成文的标准和人们内心的标准……所以搞标准，我觉得是个挺危险的东西，搞好了还好，搞不好可能是千古罪人，造成危害之大，有时候比物质形态的破坏更严重，这不是一个小事。
比如说当下对社会组织、包括社工组织的各种评估工作，有些社工机构拿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精力放在应付这些检查上，不胜其扰，为什么呢？是我们制定这些评估指标的时候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觉得标准好象越多、越全面越好，从专业角度讲整个就搞反了。指标、标准的设置，在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应该越少越好！一个事务不管多么庞大，假如能提炼出一个指标，就能把这个组织的情况测量出来，那这个指标最好，不需要第二个。高水平的标准和指标体系最重要的标志，或者说对标准、指标体系的衡量标准，最重要的就是少不少，越少越好，越少设计得越好，水平越高。反之，证明做得越水、越一般、越容易做。
用一百条指标衡量一个东西是很容易做的，用一个指标测量是很难的，因为指标越少，越需要背后做更多的工作才能把它设计制定出来。你要把全面分析大量的变量，把它们内在的逻辑关系、相关性研究出来，最后去掉强相关的，把可能造成因子重复的指标删除，最后剩下的都是绝对不可替代的指标，而且互相没有强相关性。假如我们已经测量了这个东西的某方面，而在另一个指标中又把它的属性重新测量了一下，这个指标就是失败的体系。
指标少不代表活儿做得少。设计一个指标体系，刚开始要展开思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各种需要测量的属性都拿出来，这是挺难的活。刚开始要尽量无所不包，把一切属性都搂住，不能遗漏关键的，然后再一步步排除重复性、相关性的，最后提炼出越少指标越好，这在指标设计过程很重要。这几年我参加了多个指标体系设计，实话实说，我就没有真正按照这种专业标准去做，因为硬要这么做的话，和整个社会主流的观点太相悖，甲方完全不理解，我想给他们解释但很难解释清楚。我也参与做了一些明知专业角度是反向的指标体系，作为工作任务还是要做，不做又不行。特别是我们的某些指标体系，不是真正为了衡量事物性质的，变成体现大家工作或是展示工作成就……所以，我们设立各种标准的时候，必须说明究竟是为什么做，目标非常重要，比如我们设置一个标准是为了促进繁荣，还是为了控制？或者防止某种倾向？这是必须清晰界定的，不然的话，这个指标就莫名其妙。
连带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谈到社会机构、社会组织的时候，有一个最根本的指标，就是这个社会组织到底是干什么的，该做的活做没做好？不言而喻这是最难的。比如我的社会组织是解决就业问题，你有多么规范的流程没用，“就业专家”有多少也没用，就看你解决了多少就业，就算你有一千个就业指导专业人员，事事按流程办，也不说明什么，最后还是要看你解决了多少就业！组织的目标就是最根本的指标，不围着它转就没有意义，比如一些关于组织内部人才一定要达到某个标准之类的指标，某种程度上讲都是伪指标。比如说社工，刚才吴海宁说的，就算他们有一堆证书，但老人没空调没人管，再多证书也不说明什么，现实已经衡量出来了。
由此，任何一个独立的标准，必须不同于别的标准，不能简单借用别的标准来充当自己的标准，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和理念，但我没有做到。
比如说今天商量做一个社会组织标准，我强烈建议，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地拿其它现成标准当做我们的标准，比如说“人才”，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用这个证、那个证为标准，我们可以参考它，给它一定的权重，但不能成为我们的标准。比如我们需要某一类人才，这类人才就必须由我们来认定，有证没证不是唯一标准，我们要有独立的标准。比如某个标准认为某个岗位必须是博士，我们就可以否定他，而且是公开正式的，理直气壮的，不是私下变通，这样才能打破对其它标准的依赖和标准的重复使用，也杜绝了对个人成就的重复奖励，保证社会公平。
关于标准的实用性，也非常重要，必须简便明了且有实效。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讲反腐，又是监察，又是纪委，又是举报等等，但你看我们的干部管理条例中哪一条真能反腐？但在美国军队中，有一个条例很有意思，很简单，就是下级不准在上级面前赞美上级，你说了赞美的话，就是违反军规！他们明确说明，假如你崇拜上级，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执行他的命令，这是最重要的。这条军规非常简单，但非常实际，直指问题本身，切实解决问题……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考虑，而不是搞出一堆模棱两可的指标。
我个人认为，从制定标准本身来说，我们的社会组织还是初级阶段，就好比一个车，本来车速达不到一百公里，搞一百公里限速就没有意义，但也不能限速十公里。我觉得还是要先让大家放手做起来，不要太限制，我们还是先设几条简单的标准，当然要经过很多研究，凝练、提炼出几条简单的禁止性标准，说明白到底不许做什么就行了，剩下没禁止的都可以做，还是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去创新，不能搞一个标准把大家都憋死。
（于长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智库百人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