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同志是我敬重的著名经济学家，是我们国家改革发展战线上的一位优秀领导，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相处很融洽，我们的观点相近，共同致力于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谋而合，是一个战壕里心有灵犀的老战友。
马洪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但是每每追思那段风云激荡的改革岁月，马洪同志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和马洪同志的几次密切合作，是我所参与和经历的改革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我想重点说说六件难忘的故事。
一、筹建综合开发研究院
这里我想说一下综合开发研究院筹建初期鲜为人知的故事：最先提出成立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是蒋一苇同志，他是点子多而闻名的学者，他创办了《经济年鉴》《经济管理》杂志、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企业改革研究会等，他当时是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而我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是否要办一个综合开发研究院，蒋一苇同志最早征求了我的意见，因为我是搞改革的，我完全赞成，因为我考察过韩国综合开发研究院（KDI），该研究院在韩国名气很大，对韩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时马洪同志是社科院院长，蒋一苇同志有了这个底以后，就去找马洪同志商量，并说我也赞同，马洪同志欣然答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同志当过国务院副秘书长，和马洪同志很熟，就考虑把综合开发研究院定在深圳。因此说，综合开发研究院蒋一苇同志是提出者，马洪同志和李灏同志是决策者，当时陈锦华同志是中国石化的负责人，他在经济上也给了大力支持。1989年2月14日在深圳科技馆召开了盛大的成立大会，我有幸主持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得到了李灏同志和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当初给了编制、工资和住房等，解决了最初的困难。
二、参与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重要的对外交往活动，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与日本前外相大来左五郎共同建立的一个交流会。经过中日双方多次协商，1981年5月6日至16日，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第一次会议在日本举行。马洪同志和李灏同志都是中日经济交流会最早的参与者，马洪同志还是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中方首席专家，中日参与者都是有政府背景的高级专家。从1987年到2000年，我共参加了14次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从中国到日本，几乎每一次都与马洪同志在一起，还留下了诸多合影，收集在我从事经济工作60周年画册里作为纪念。中日知识交流会是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先行者，是中日友好合作的开拓者，围绕世界经济和两国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相互学习借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为中日经济合作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不谋而合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理论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们党第一次对改革做出的决定，我参与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其中，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商品经济能不能提出来，这是一次关键性的突破。因为我出去调研较多，比如说，广东在计划经济时代往往没鱼吃，因为价格管死了，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后来价格放开了，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鱼就多了，价格就下降了，大家就能吃到鱼了。我完全赞成商品经济的提出，但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阻力重重。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怎么办？1984年的时候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我与体改委领导说了，决定搞一场研讨会，请了包括董辅礽、蒋一苇同志等20多位专家一起讨论。我首先讲了我的观点，大家都一致赞成，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之路，于是我起草了一份《对经济体制改革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国务院领导同志阅后批示：“请起草小组阅，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我们是从起草小组内部提出要写进决定，马洪同志是从外围突破，时任国务院总理完全赞成，他专门给几位老领导写了报告，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提出“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并不是对立的”，这样的话，老同志们也就能接受了。由此看来，马洪同志不仅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更是改革开放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功不可没。
四、合作编写《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一书
1985年后我国出现了日益明显的通货膨胀，引起举国上下的关注。但在整个80年代中后期，经济持续过热，增加了财政赤字，最终出现了1988年以来的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在此背景下，马洪同志和我合作编写并出版了《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一书，并于1990年1月为此书撰写序言。我和马洪同志共同编辑此书，希望能够推动我国经济学界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立足于我们这个进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经济下，对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使我国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得以丰富和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时至今日，这本书由于结合中国实践，因此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五、深圳盐田集装箱码头改革的建言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1995年8月，我和马洪同志应邀对深圳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进行了调研考察。深圳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自投入运营以来，业务增长缓慢，大量设备闲置。与此同时，陆路口岸则车水马龙，过于拥挤。当时，绝大部分深圳出境的货物通过陆路口岸运往香港，再经香港转口运往世界各地。这不仅造成深圳市区和香港沿线地区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交通运输压力，而且形成深圳港口码头设备利用严重不足，而香港货柜码头的吞吐量又达到极限的局面。
我们考察后认为，造成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港口码头管理体制及海关运作方式不能适应对外开放之需要，国内港口码头在方便进出，简化手续，高效快捷服务方面缺少竞争力。必须尽快着手进行港口码头的改革，按国际惯例简化货物进出口转关手续，创造和形成境内港口、尤其是对外的竞争优势。为此，我和马洪同志联名于1995年8月28日呈送李岚清副总理。李岚清副总理收到报告后第二天打电话给我，他说：报告很好，为了避免争论，建议原稿中的“自由港”可改为“保税区”，其实质是一样的。李岚清副总理还在报告上做了很长的批示，同意在盐田进行港口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把内贸和外贸的通道严格分开。我们的建言也得到邹家华副总理的支持。经过改革试点，如今，盐田港已发展成为全国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单一港区，也是目前中国大陆远洋集装箱班轮密度最高的单位集装箱码头。这个改革故事应该在盐田港的发展史上重重写上一笔。
六、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最近学习十九大精神，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忆起2001年深圳高级顾问会议上我与马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顾问会议的主题深圳如何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1982年9月1号十二大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习近平同志有一句名言，“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过35年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如果没有三十多年的实践就没有新时代的新思想，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2001年深圳高级顾问会议讨论中有一位顾问提出来，我们要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也不清楚。不清楚怎么当示范区呢？会议就冷场了。让我讲，我说我也讲不好，我看冷场也不行，我说我讲几句吧，我讲了四点：一是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不是搞计划经济。三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四是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讲到民主政治，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说，民主民主由民做主，我说你讲得很精彩，老百姓有句话“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必须为民做主，这是民主政治要做到的。
我讲了这四条，马洪同志说你讲的这四条很好，能不能再加一句，我说加什么？他说加一条：中华文化，我说这一条也很重要，这样变成五条。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最近学习十九大，我让我的学生查一下2001年顾问会议有没有记录，他查了一下有纪录，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1世纪和新浪网详细转载。
我说的意思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是经过中国35年的实践经验总结，没有这个实践的话不可能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回顾这一段历史，加深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学习了十九大报告精神，我觉得应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应当把这一条放在首要位置，以前是放在第四条里讲的，不突出。
我和马洪同志相处的20多年，还有很多难忘的事，他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好朋友，他虽然走了十年，但他的优秀品格我一直历历在目，通过以上六个故事来追思马洪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