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朋友们：
马洪同志是著名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好领导，他对人非常谦和，平易近人，光明磊落，特别对年轻人非常重视，培养和推荐了一大批优秀的年轻人，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担当重要角色。马洪同志也是中国研究咨询机构、体制改革的领头人、开拓者，是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创始人，他对于研究院的创建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寄予极大的厚望。
我们在纪念马洪同志逝世十周年之际，举办中国社会智库发展论坛，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们缅怀马洪同志的丰功伟绩，回忆他的光辉事业，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和鞭策。
马洪同志对我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跟他认识的时间比较早，我1953年调到国家计委，那时国家计委不归国务院管，非常独立，马洪同志是秘书长。我听过他的报告，但那时还没有跟他单独接触过。1956年6月，他被调到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以负责人的名义从事调查研究和起草政策文件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许多机会与他接触，向他学习。
我1985年来到深圳工作之后，仍然经常与马洪同志保持联系，向他请教。他对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深刻的思考，也不遗余力地推动这项事业。我国刚开始搞改革开放，非常需要跟外面的世界交流，开阔视野，吸收人家的思想和智慧。那段时间，我们对外的国际会议很多，一些有名气的专家学者都想来中国。大家知道，1981年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提议，谷牧同志和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共同发起成立了“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轮流在两国举办，讨论宏观经济形势和中日经贸合作问题。马洪同志就是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主要组织者和热心参与者。
80年代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国际视野，思想不太开放，也很保守，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国外的智库来跟你交流又面临许多障碍，没有一个很正规的机制，效果也都不太好。所以，我就想着我们确实迫切需要有一个思路开阔、有国际视野、有创新意识的研究机构，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服务。
1987年3月8日，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林重庚先生来到了深圳，我组织了几个人跟他座谈。他建议我们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其他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研究机构。他的这个建议与我的想法是吻合的。后来我就给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写信，建议在深圳设立一个研究机构。1987年11月12日，马洪同志致函给我，说你的这个建议，我们中心党组会上作了一次酝酿，大家表示支持你的想法。1988年的4月28日，在马洪同志的部署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正式把报告提交给了中央。当时我们提出的设想，有一些意识和理念绝对是超前的。比如说治理模式是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坚持走民办公助、市场化道路，明确提出以有偿的研究成果作为经费，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等等，因此顺利地得到了中央的支持。9月3日，马洪同志和我联名写信，向中央报告了筹建有相当自主权和独立性、民办的新型研究机构的有关情况。10月，我们又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口头汇报了筹建情况，得到充分的赞成和支持，并指示要把研究院办成一所真正民办的研究机构，除了为深圳经济特区和各沿海省市服务，更要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中央决策服务。
这就是当年创建研究院的一些情况。那些年，马洪同志经常来深圳，起码一半的精力都放在研究院。研究院当初很困难的时候，马洪同志和我一起想了很多办法。他是我们研究院的第一功臣，研究院的发展，是他自始自终的牵挂。后来马洪同志病了，我还专程去医院看过他好几次。
如今，马洪同志离开我们10年了，研究院也创办了将近30周年了，可以告慰马洪同志的是，研究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事业蒸蒸日上，影响力越来越大。经过同志们的奋力拼搏，入选了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鞭策，也是我们的荣耀和责任。今天我们向马洪同志学习，我觉得不仅要学习他人格的魅力，踏着他的足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另外，还一定要学习他那种注重调查研究、理论同实际结合的好作风。只有这样，我们提出来的东西才能超前，才能符合我们中国改革的方向，引领时代的潮流，真正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
我听研究院的同志报告说，入选国家高端智库近两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多次得到有关领导的肯定和表扬，我同大家的心情一样，感到非常高兴，非常自豪。我衷心祝愿我们研究院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能为国家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