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李灏书记，尊敬的项部长，尊敬的高主任，尊敬的宋会长，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同事：
大家下午好！听了前面三位领导的致辞和他们对马老的回忆、缅怀，我有很深的感受，我来研究院工作二十多年，看到研究院发展壮大，凝聚了马老、李灏书记等老一辈研究院创办者的心血。马老对研究院这个民间智库始终关怀备至，如高主任所说，他确确实实是社会智库之父。下面我把研究院怎么探索社会智库发展的过程，以及怎么建设国家高端智库，向大家汇报。
一、研究院的“初心”是什么？
项部长在致辞中勉励研究院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那么，研究院的“初心”是什么？我们专门查阅了院历届理事会的文献，几任理事长都讲到过研究院的“初心”。
1989年2月14日，研究院创院理事长马洪同志在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指出：“研究院实行新体制，是借鉴国外思想库型研究机构的模式而形成的”。
1992年6月，马老、李灏书记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工作的报告特别强调：“在我国建立这样以民间面貌出现的研究机构，并逐步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的思想库是完全必要的”。
2006年7月，陈锦华理事长在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研究院不仅自己要改革，还要通过自身的改革，探索中国发展软科学的领导体制和运作机制”，他还说：“贯彻国务院以改革的精神来办研究院的要求，闯出一条‘民间、自主’性质的研究机构的路子”。
2009年1月，项怀诚理事长在第七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综合开发研究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办好这一新型研究咨询机构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由此可见，借鉴国外思想库的模式，办一个民间的、综合的、市场化的社会智库，一直是研究院的“初心”。
二、研究院发展的怎么样？
那么，我们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这个“初心”的目标实现得怎么样？我给大家简要报告一下：
第一，我们建立并完善了理事会领导的决策体制，这是我们当时建这个机构很重要的事情。建立理事会的决策机制，就是参考了国外思想库的模式。25家国家高端智库，每一家都要求建立理事会，而且把是否建立了理事会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国家高端智库第一次开会时，中央领导同志就说，深圳研究院建立理事会的制度走得比较早。回过头来看，理事会制是我们研究院发展壮大的一个根本的保障。
第二，研究院的创办者一直强调我们要市场化、民间化。今天，我们的人员70%是来自于市场化的招聘。2016年我们已经有130人，国外智库100-150人是中型的智库，130号人是中型偏大的智库了。我们的人员80%是硕博学位，年龄在30到50岁的占到70%，15%是海外留学人员。这两年我们已经招聘了一些90后，很多年轻同志已经成为我们智库中的一员。以前我们招聘人很困难，没有人对智库感兴趣，特别是年轻人，这几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智库的吸引力大大增强，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第三，我们的经费来源，80%来自市场化的合同订购，基本实现了财务的独立和自主，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重要。在合同订购中，来自政府的合同占到60-70%，来自企业的合同占30-40%，企业主要是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及大型民企。企业的合同也是以政策咨询为主，和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过去的十年，每年都有20%的合同增长。去年我们的合同数量是205项，合同额已经超过了1个亿人民币。我们比较了国外依靠合同订购的一些智库，比如兰德公司，美国城市研究所，德国发展研究所等，我们的合同额比他们的合同额还要多。这说明我们已经可以和国外的智库“比一比”，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走出去”，和国际智库合作的重要保障。
第四，我们坚持“咨询+研究”的运作模式。我们通过200多个合同课题，相当于“调研”和“走基层”路线，然后把这些发现的问题提炼出来，形成智库产品，为中央决策服务。当然，大部分合同课题成果是不能发表的，上报中央的智库产品也不能发表，这影响到我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因此，每年我们会自选5-6个题目，由综研软科学基金会支助，由研究人员形成可公开出版的成果。这五六本书看起来数量不是很多，但积累下来就不少了。我们长期坚持在这些方向上持续努力，在一些领域比如开放问题、港澳问题、城市化问题、金融中心等领域，已经形成研究院的特色，有点影响。
第五，始终坚持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我们的研究合同的，来自深圳的占一半，另一半是深圳以外的，其中有40%来自广东省外。同时我们的国际化步子已经开始迈出，我们已经“走出去”给别的国家提供政策咨询，特别是沿着“一带一路”，在非洲、在印度、在东亚的一些国家，我们把深圳的经验带出去，帮助这些国家建特殊经济区，研究院有两个团队同时在做国际业务。
三、研究院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情况？
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已经有2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虽然从人员规模来看，我们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字号”的智库相比，我们是小的机构，但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上报的高端智库报告采用率方面，我们在所有25家试点单位中是排名第一的。从上报的绝对数来看，2017年的前三季度，我们报送了23篇研究报告，有8篇被采用，在试点单位中，8篇仍然是排名第二位的，很多机构达不到8篇。
我们还要报送国际合作、国际会议、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的观点的情况，这是国家高端智库工作简报的要求。从数量来看，报送的信息我们在试点单位中排名第五位，也是比较靠前的，同时报送信息的采用率也比较高。我们积极对接国家部委的需求，今年认领国家部委十几个研究课题，涉及“一带一路”、产业政策、城市化、新经济、港澳问题的研究。对接的国家需求部门包括中财办、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港办、国务院研究室等。围绕十九大报告， 25家高端智库都提供了重要的调研报告，我们提交了两个重大的调研课题报告，这个情况在十九大的新闻稿里都提到过。
我们开展对外交流，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首先是提升了英文网站的影响力，创办了《国家高端智库观察：中国经济月报》和英文研究动态《CDI Newsletter》两份专刊。探索与国际智库合作开展研究项目。我院已经与国际著名智库英国Zen/Yen集团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开展合作研究，并在欧洲推介中国金融中心。我们创办中研国际报告会，每个月我们请美国的、日本的著名学者、智库的学者进行交流，我们加大力度举办有关的国际论坛，加强了智库交流与合作部的力量。
四、问题与展望
我们作为社会智库还面临很多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影响力还非常不够，当然这与我们的研究80%是不能公开的有关，这里就有一个独立性和合同订购的矛盾。智库要独立，怎么独立呢？我的思考，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下，不可能完全像欧美智库那种“独立”。我们服务于党和政府，就要站在国家的立场、国家的战略来思考问题，而不是也不能“对着干”。我们的“独立”，主要表现在“独立”思考上，这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点吧。此外，还存在专业性和对策性的矛盾，智库要求复合性的人才，多学科的交叉，还要有专业、有特长。第三，人力资本与财务管制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有钱不好花，人力不是“资本”，这是所有研究机构碰到的问题，现在国家智库试点在这方面开了很多的口子，已经在探索如何改就这种局面。总而言之，我们面临很多的问题和挑战。
虽然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有信心把研究院的事业继续做下去，而且要越做越好，这是对马老等老一辈开创者最好的告慰。展望未来，研究院在国家智库发展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呢？首先，研究院应该是一个治理完备、特色鲜明、成果丰硕、人才集聚、引领发展的国家高端社会智库，同时也是立足于社会视角的国家新型智库。其次，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把研究院建设成为港澳与内地合作的前沿研究平台，特区经验走出去的国际交流平台，社会智库体制机制的创新试验田，这些都是我们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