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罗力理事长说我和樊院长是黄金搭档。按罗力理事长安排，我尝试对樊院长非常广阔、非常宏大的场景做一个综述。樊院长从发展阶段转换入手，涉及到短期和长期的宏观政策，对外开放与全球产业链及双循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既有宽度又有深度，做好综述是个很大的挑战。
一、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
大家一般都会说，听经济学家讲宏观跟算命差不多，因为一位经济学家可以说三个观点、给出多个结论。我的看法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说出多个不同的结论时，往往会源自于不同的假设。比如，樊院长刚讲到汇率问题，是典型的长期和短期结合的问题。如何从长期视野转向短期分析，是经济学家们面临的难题。
首先，当我们讨论短期问题时。凯恩斯总需求管理是个比较熟悉的方法，经济衰退和经济过热时采用相反的政策，或是刺激或是遏制总需求。若是分析最近拜登政府提出的2.3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时，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会达到了当期GDP的13%，如此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依据是什么？要解释这个问题就不再是短期问题，而是进入了长期分析的视野。依据奥肯定律，美国200年的长期潜在增长率是2.25%。但过去四十年，美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上升到3%以上，看来能要保持3%以上的长期增长率，防止美国经济走向严重衰退是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的理由。从我国情况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是不是过冷了，冷，有多严重？这是我国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时出现明显分歧的重要原因。
当然，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一国短期的宏观经济还会受到外部扰动冲击，比如说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2008年的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等。过去几十年，黑天鹅式的随机冲击对全球经济稳定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新冠疫情是新的外部冲击，正在对过去四十年全球已经形成全球产业链产生重组的要求。樊院长刚刚讲到，中美关系也会发生的战略性改变。这与我们快速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有关，更与我国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有关。可见外部冲击不简单，一次冲击可能会改变发展趋势，这是我们应当重视的。
其次，我们现在面临不仅仅是短期问题，更多的是中长期问题。过去四十年，我国以高速追赶型经济著称于世，未来持续高速追赶是不行的，也是不必要的。樊院长将追赶型经济纳入了发展阶段性问题，提出了观察我国宏观经济走向的长期视角。以下我们的理论难题是，如何将短期、长期及发展阶段转型，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应当承认，现代宏观经济学还没能提供处理类似复杂问题的框架，借鉴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中将三大周期融为一体讨论宏观经济波动的作法可能是合适的。
熊彼特认为，宏观经济是在三种周期的相互扰动中运行。基钦周期是三年左右的短周期，与库存关系密切。库存增加与去库存是周期原因；朱格拉周期与十年固定资产折旧周期密切相关。与马克思《资本论》定义的周期相似；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指全球大的科技突破每五十年出现一次。尽管没有得到准确的测定，但康期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持续推进，但对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没有想象的大。未来全球增长前景还有赖于更大规模的科技突破。此外，在现实中，还存在着库兹涅茨检验的25年左右的房地产周期。我国经济学家彭文生以渐行渐近的金融危机为题，提出了资产泡沫可能不是简单的随机现象，具有明显的周期特点。
二、经济周期框架下的我国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
借鉴三周期甚至是五周期的框架，我们可以这样讨论问题。一是没有外部冲击的基钦周期波动应该不需要采取总需求管理政策，微观经济机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经济繁荣，企业市场预期好，库存增加；库存过多引起企业效率下降，迫使企业去库存，经济从繁荣到衰退再恢复繁荣。二是追赶型周期需要有综合性宏观经济政策。回顾七十年，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率应当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革开放前约为6%，改革开放后，提升是到10%并持续了近四十年。世界经济史上，超大型经济以10%的速度奔跑时间之长，经济增量如此之大应当是空前绝后的。我国经济增长不仅是总量规模大，人均GDP增长也快，十四亿人用四十年从最低收入之列到达高收入门槛，进入了樊院长讲到的新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说10%的增长率是百米赛跑，我们不可能如此持续地跑下去，要换成跑跑马拉松，而后是换成快走。这就是经济增长有逐步下台阶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增长速度如何下台阶？下台阶就会面对三个或是四个显而易见的中长期经济周期问题。过去四十年，我国经济出现过调整，似乎没有明显的周期。为什么没周期？一个可行解释是，我们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外部周期对我们没有大的影响，加之高速增长下的持续的高要素效率。
未来当我国的增速慢慢降下来与全球平均增速接近后，我们会不会受到外部世界的周期影响，并进而形成共同的经济周期呢？值得重视与研究。目前来看全球有关长期看法就这三个看法：一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戈登教授检验了，80年代开始以来信息革命对全球的影响。无论是与五六十年代内燃机革命和上一代电气化革命相比,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生活方式，正在改变生产方式，但是找不到互联网大大提升经济生产率的根据。他相信长期看全球整体增长会下降。二是全球化退坡因素。樊院长讲了全球化产生的资源再配置效率提高的问题。这一轮全球化浪潮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低收入国家地区扩散，全球整体上获得了1+1>2的增量收益，但形成全球范围的不平等加剧的问题。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利益分享不均等，引发了反全球化浪潮，这是川普主义以煽动民粹获得选票的基础。川普败选但留下了川普主义，反全球化，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与比较优势分工思潮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是我们在过去四十年没有遇到，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会经常被困扰的问题。三是追赶型经济增长在缓缓下落，阶段性的下落幅度值得研究。樊院长预计，2021年我国增长速度会高于8%，加上去年2.3%，两年平均为5.2%。2022能保持在8%的高位么？由此看，中国企业家和决策者可能面临着全球最复杂的宏观形势。
最近，余永定老师一篇“为什么这几年我都主张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他说的道理不复杂，追赶型经济要下台阶，大家都同意。但具体是下降多少呢？是从10%下降到7%，还是10%下降到5%？大家都公认是下降的，下降多少不知道，不能准确预知下台阶的幅度，面对比较突出的就业和经济下滑时，应当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余永定的逻辑和拜登的逻辑还是很像的。当然，拜登今后会面临很大的麻烦，财政赤字在提高，通货膨胀率也会提高，债务负担在增加，拜登能够扭转美国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大规模的扩张性政策会是利大于弊，余老师讲的大致是同样的问题。
三、有关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若干对应关系的认识问题
一是有关内外需关系的问题。在国民经济核算平衡表上，内需和外需占比互为余数，即一个上升，另一个下降，总量不变。比如说，GDP为100时，外需占比下降了，内需占比上升了，但总量100是不变的。因此，当我们讨论内外需的比例关系时，不是讲短期而是讲长期。扩大的内需的真实含意是，未来我国经济的主要拉动力量是国内市场。
二是有关消费和投资关系问题。同理，消费占比上升与投资占比下降，当期的GDP总是也不变。因此，启动内需不是简单地把消费率提高，使投资率下降。投资也是有效需求，消费可以带动经济增长，投资也会带动增长，不是简单的比例问题。
刚才樊院长给大家展示了美国的消费率为75%。这与我们以往説的美国人寅吃卯粮有很大的差别。樊院长也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即深圳几年前在全国领先计算的虚拟住房消费问题。租房是消费支出，租房子的租金计入了居民消费。那么拥有住房的居民买房子的投资包含了消费没有呢？当年深圳在国家统计局的支持下，对居民自有住房产生的虚拟租金进行过连续跟踪统计核算，结果是大致占深圳GDP的8%以上，与美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对纽约等十大都市核算到的住房消费的比例相当。按照樊院长的建议，若是在全国进行同样的测算，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住房消费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将会使我国消费的占比提高8%左右。事实上，服务业需求难以统计。现在大量的电商消费统计不到，按照有关估计会占GDP的5%。再如，电游消费是多少？我们能不能通过腾讯股价来观察电游消费呢？因此，我国消费率可能不是现有统计到的这么低。扩大消费不是多多益善，更不能过快过急。宏观经济学中对扩大消费有着明确的质的规定性，即人均消费量扩大不能引起人均资本量的下降。未来妥善处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一定要做到经济新增量中消费的增长不能损害人均投资为前提。人均投资量不断减少，就如同我们这个会议室内的灯光会暗下来，现在100盏灯，郭万达院长说，预算不够了，只亮95盏灯不会影响会议进行。降50盏灯开会就受影响，只亮10盏时会议室就失效了。我们要看到中国年轻一代正在走向高收入经济体的高消费模式，延缓这种转换速度可能要从当下做起。
讨论一个和樊纲老师假设不同的结论，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有利于消费增加。因为低收入者的消费支出占比很高。另一个假设则是，高收入群体1%消费增长可能大于低收入群体10%的消费增长。这是因为两者的收入差异比较大。当然，也可以这样假设，消费者是按照当期收入消费还是按资产收入消费？不同假设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会有着很大的差别，按当期收入消费假设的宏观政策要在提高当期实际上下功夫。而在资产收入消费假设下，宏观政策的着力点是要提高居民的资产，扩大居民可持续的资产性收入。
三是解决追赶型经济下台阶问题，减缓中长周期相互振动引起宏观过度波动的关键还是要靠供给型政策。需求很重要，总需求管理有利于防止宏观经济超预期过快下滑。樊院长很平衡地讲了需求侧和供给侧的重要性。供给侧问题的核心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问题，是追赶型经济转型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需要持久为功。这些年做制造业的不如炒房地产的，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薄。有多重原因，说到底还是制造业低端化过剩的情况比较严重。
现在，我们不再为讨论比较抽象的潜在增长率问题，就简单地来看企业效率，看企业的利润率、利润增长率。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应该不尽人意的。为什么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活跃度远高于资本市场呢？说到底是，追赶型增长方式大转型中，我国高效率企业不多。用著名的㧌宾的Q值来评判我国A股上市公司，增长空间大的企业真的不多，总体水平与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差距确实比较大。假如，我们资本市场上的高效企业越来越多，居民资产配置就会发生变化，资金就会从房地产市场向资本市场流动。
目前，我们面临的短期需求和长期结构转换矛盾还表现为，今年和去年相比，中低端产品出口大幅度增长，大家都高兴，高兴之余，调结构的动力就不足了。结构调整的慢，出口报复性增长后，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成本提高，产品价格下跌的问题会再度突出。我们经常讨论，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什么是升级的目标呢？说到底是要创造高品质、高技术含量、替代性的短缺型产品，就像华为做手机，华为手机总是饥饿销售，始终保持着高价位和高利润。这也是苹果的策略。为什么华为可以和苹果竞争走高价路线，除了是民族品牌的代表外，最主要是高性能和高制造工艺，引领了不断创新的高端手机方向。Vivo和OPPO可以这样销售吗？应当是不行的，这两个品牌是大众化中低端的代表，小米正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变化。中国消费者当然需要Vivo和OPPO，但也需要华为和小米，当我国的制造业从整体上完成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成为世界市场上的短缺型产品时，制造业的利润率才能提高，中低端产业的投资效率下降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
四是要平衡短期总需求与长期总供给政策，需要特别重视公共支出与公共服务问题。樊院长刚才讲到，短期的公共支出可能是需求，在长期可能是供给。这取决于我们财政体制的转型，更多的教育，更多科学研究、更多的社会保障支出。例如，我国南北方的发展差距在拉大，北方经济相对衰退一个原因是跟社保有关。长期积累的社会保障缺口，形成了南北方劳动力市场强刚性与强弹性的差别。北方很多城市，只能待岗，不能下岗更不能失业，失业的社会保障严重不足，成了劳动力市场可不可以流动的风向标。没有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员工不能流动一般会对应着僵化难以调整的产业结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劳动力再就业与多元化的大规模的劳动力培训体系，这应当是既有稳定当期总需求意义，也具有长期总供给能力提高的意义。
最后，我们应当认识到经济周期不可能消失，但能够意识地加以利用，创新型经济与经济周期不可分离。在经济的周期性繁荣与衰退的转换中，不断淘汰落后产能、落后企业，壮大创新型企业。（本文根据唐杰教授演讲速记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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