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会崩溃吗？
自从去年中国经济明显降速以来，国内外对中国经济悲观哀叹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尤其在今年6月中国股市暴跌后，悲观和恐慌的舆论，一时间占据了许多媒体的主导地位。“中国崩溃论”更是甚嚣尘上，不少人断言中国的三大泡沫——投资、房地产和信贷泡沫——即将引致中国经济崩溃。
然而，中国经济真的会崩溃吗？
何谓经济崩溃？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经济崩溃，应当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大萧条、大失业，而持续性、大范围、没有复苏迹象地剧烈下跌，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长期笼罩着经济衰退和停滞，整个社会出现剧烈动荡，甚至银行发生恐慌性挤兑风潮，市场发生恐慌性抢购风潮。1929～1939年世界经济危机所导致欧美国家出现的就是典型的经济崩溃。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呈现了一定的困境，但是所出现的问题与历史上发生的真正重大经济崩溃相比，根本只是增速放缓，经济下滑，发展遇到了一定困难而已，甚至连出现某种程度的危机都还算不上，更谈不上什么“崩溃”了。正如有国际评论家所说：“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的情景仍然离中国很遥远”。
事实上，即使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危机，也并不一定就会导致经济崩溃。近在眼前的事实就是，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并没有导致欧美国家经济崩溃。
所以，“中国经济崩溃论”真的可以休矣！
二、中国经济放缓从根本上是好事还是坏事？
自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下滑，遇到了较大困难，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究竟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遇到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关键。
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认为这是中国长期高速增长中出现严重泡沫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或是中国长期以来错误的经济增长模式、错误的经济政策方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尽，中国的制造业已无法重振，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的表现。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将就此一蹶不振，会快速衰落下去。
然而，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恰恰是坏事变成好事。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大好事。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主要是依靠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凭借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和无与伦比的全球市场优势，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只用了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就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经济体，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尽管在中国发展的这个历史过程中，不断有人唱衰中国经济，不断有人预言中国经济要崩溃，不断有人指责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正确，但是中国发展成功这个铁一般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国根据自己国情，所选择制订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非常正确。
然而，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中国原有的这种发展模式，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欧美国际市场严重萎缩，以及近年来中国人力成本的大幅上升，已经走到了尽头，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必须从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必须从以人口红利为前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转向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不可能永远是全球价值产业链的低端“打工者”，必须提高自己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创新含量，从为别人代工的“中国加工制造”者，走向真正的“中国制造”者，再走向真正的“中国创造”者。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从单纯追求数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的集约型增长模式，从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落后产业形态，转向低耗能低污染的高端先进产业形态。而且富裕起来的中国民众，日益要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好的生活环境，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抛弃单纯追求GDP的传统生产方式，代之以与生态环境保持和谐的生产方式。总之，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转变发展道路、转变增长模式、转变生产方式的关键历史时期。
然而，这种转变谈何容易？欧美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其数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从初期工业化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道路，最终发展到后工业时代的高端高新科技发展道路，无不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其中伴随着大量经济下滑低迷，增长停滞甚至爆发危机的痛苦过程。而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是一个从经济体量上已经达到10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实现这种转变哪有可能一蹴而就？哪有可能不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转型。
当前我们看到的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传统出口产品数量严重萎缩、投资驱动模式风险不断加大、企业传统经营管理模式难以为继、招工难和民工荒日益显现、传统制造业的优势正在加速丧失、部分以重工业能源工业和采掘工业为主的省市地区经济滑入低谷、地方债务沉重、银行呆账坏账增加以及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等的经济现象，无一不是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正在实现经济转型所必然产生的困难和问题。
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下滑，经济发展中出现诸多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并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道路来解决这些问题，能否成功实现国家的经济转型。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发展到这个阶段时，由于不能成功转型而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风险。
三、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令人担忧吗？
下面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进入7%甚至低于7%的中高增长速度令人担忧吗？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已把保持这种中高速经济增长叫做“新常态”，这表明中国当局已不会再把回到8%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这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智和明智的战略选择。
事实上，我们倒是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7%左右的增长速度还算低吗？其实，所谓的“中低速增长”是相对于中国前几十年一直保持的8%以上的高增长速度而言的。目前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除美国外，经济体量都比中国小得多，人口也比中国少得多，但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呢？长期以来始终是在1%、2%或3%左右而已。像日本这样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甚至有十年以上几乎都是零增长。如果中国与他们相比，7%左右的增长速度不是已经是很高了吗（当然中国的国情与这些国家有很大不同，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处于后工业化阶段，而中国则仍然处于高速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更何况中国实现了7%左右的增长，难道不仍然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快的发展速度吗？印度号称今年增长速度要达到7.5%，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不要忘记，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1/5。即便如此，增速位居第二的中国难道不依然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吗？
还有人做了这样一种计算——即使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2014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官方统计数字那样高，实际只有5％，但这也意味着2014年中国的经济产出大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增长率为14％），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规模比那时大得多。
其实，我认为，观察一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合理的要害问题是，其增长速度所创造的工作岗位能否满足当年的就业率。如果能，那就是合理的增长速度；如果不能，那就是偏低的增长速度。现在有些人研究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也有人研究经济增长的承载率，总之，是在研究经济增长速度的合理标准。而在我看来，能够满足当年的就业率就是最根本的标准，就是一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合适的底线。
如果按这个标准去衡量，则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下滑至7.4%——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但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人数超过了1300万。从满足当年就业率的角度来看，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并没有令人担心之处。今年也是如此，尽管上半年的GDP增长率比去年继续下滑，只有7%，但是第一、第二季度的累计新增城镇就业岗位达到718万个，就业的目标达成率达到71.8%。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10月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说到的，“在世界经济波动异常、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10万亿美元体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能保持7%左右的增速，实属不易。我们的就业率在全世界都是高水平的，居民收入高于GDP增速，全国单位能耗也是下降的。我一再说，只要保持比较充足的就业、百姓收入有所增长、环境不断改善，7%左右的GDP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
四、传统经济指标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误判吗？
因为现在中国到了经济转型的拐点，经济学界、社会各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对经济目前形势的判断和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判断都有很多的争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长期发展的问题，现在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还是用传统的经济指标来判断，但现在这些方法在有些方面可能已经不是那么准确、全面和客观了，或者说已经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现在更加复杂的经济运行状况了。例如现在很多专家习惯用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来判断实体经济发展的状况，若这些指标的大幅下降就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糟糕的局面。但是这些指标怎么来解释互联网、物联网、移动终端、智能设备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呢？这些指标怎么能够观察和判断上述新经济形态使中国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正在进行的深刻转型呢？比如深圳，经济形势发展很快，今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22.7%，在全国各省市一直保持第一位，但是它的用电量、铁路运输量并没有增长，都是新兴产业、移动互联、智能设备、“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产业变化。而且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深圳实际上更快地实现了产业的升级转型，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重要很深刻的变化。而这些，用传统经济指标很难全面准确地观察和判断出来的。
现在内地的老工业基地，传统工业明显出现产能过剩，产品卖不出去，生产萎缩，企业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应该要仔细分析和研究一下，这是单纯的生产停滞下滑还是转型期的一个变化？应该研究和关注这个地区传统制造业下降时，它的新兴产业有没有发展起来；互联网产业、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的各种产业，尤其是创新的产业有没有出现苗头，有没有在发展。如果传统产业在下滑时新兴产业在出现、在增长，那就说明这个地区的经济正在发生转型。中国这么大，每一个地区的发展阶段都不同，尤其是现在国家经济整个面临着产业转型，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和判断，更不能只用传统的经济分析指标来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做判断和下结论。我认为，一方面要研究现实中的产能过剩、经济下滑、经济萎缩，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兴产业的兴起，才会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现在经济的现实和发展问题，尤其是中长期发展问题。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4月14日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实际上也讲到了这一点。他首次提出：“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支撑力量正在消退，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力量则在成长，有的新业态新产业呈爆发式成长。行业和区域现在都处在一个分化状态，需要先把准脉搏。”事实上，即使对于传统经济指标，在目前经济转型的新常态下，也不能简单地只用它的上升或下降来对经济发展状况做判断和下结论，否则也会对经济造成误判。
例如今年上半年，衡量经济的重要指标——用电量增速持续回落，但工业增加值却仍能保持一定增长。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内部增长结构出现了新变化：由于我国六大高耗能行业用电量占到整个工业用电量的将近2/3（62.3%），而今年上半年它们用电减少又是其他全部工业的1.34倍，所以整体上表现出工业用电量回落；另一方面，它们带来的工业增加值只占全部工业的不到1/3一（28.4%），因此虽然它们生产增速同比回落，但在其他工业行业继续保持一定增长幅度的情况下，就出现了用电量指标下降0.5个百分点，而工业增加值仍然能保持6.3%增长幅度的经济运行状况。
由此可见，在我国一些传统的支撑力量正在消退，一些新兴力量正在成长的新常态下，特别是在新业态、新产业呈爆发式成长的新发展阶段中，运用传统指标进行经济分析和判断已经远远不够了，一味强调用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也已经不全面客观准确了。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去观察，用新的思维去分析，我们也需要有新的经济指标来对这些新业态、新产业进行分析和研究。
五、中国真的“消费不足”吗？
谈到中国的消费不足问题，首先恐怕要分析一下当前最流行的一种理论，那就是认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投资拉动，而消费则严重不足。许多专家认为，居民消费不足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入2000年后下降更为明显，2010 年下降到最低的 33.8%，此后虽回升至2013年的36.2%，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大大偏低。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表明，目前扩大居民消费仍面临很多困境，尤其是居民偏低的收入水平以及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热情。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由于居民消费率偏低，不能有效拉动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目前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些对中国经济消费不足的很多论述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许多人把当前的所谓“消费不足”，理解为消费疲软、消费能力差和消费水平低。
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却与这些理论分析完全相反。近年来虽然从统计数字上中国的消费率持续走低，但是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各个消费领域不断蓬勃高涨，在一些领域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甚至根本没有受到这两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影响。现在全球都公认中国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消费大国，无论是工业产品、消费产品、大宗产品还是奢侈品，甚至旅游产品，中国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在各方面都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而这种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和水平的巨大增长，恰恰就是近10多年才突显出来的。
在我看来，持有这种理论的很多人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那就是消费率和消费增长率，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
所谓一国的消费率或居民消费率，所指的是整个消费或居民消费在GDP中与投资、净出口相比所占的比率。它反映的是GDP的结构。当我们讲到消费率高或低时，主要是指消费所占比例相较于投资所占比例和净出口所占比例而言的“高”和“低”。近年来中国的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投资率在持续走高，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增加投资4万亿来救经济的政策，使得GDP中投资率更加明显上升和消费率的更加明显下降。由此可见，这里的消费率高低与实际发生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上涨衰退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并不是真正衡量实际消费能力和水平的指标。
消费增长率（又称为家庭消费增长率）则不同，它是对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增长率的统计数据。由于它统计的内容是每年居民购买所有货物和服务（也包括耐用品，例如汽车、洗衣机等，但不包括住房）的最终支出，因此可以说，这个指标才是衡量每年国民实际消费能力和水平增长或衰退的恰当指标。
据统计，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间的消费年增长率达到8.64%，举世无双。同期世界经济整体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不到3％，另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印度年增长率也只有5.8%[1]。另有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消费增长率为7.53%，除低于印度的7.84%外，高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这就印证了为何近年来我们国家能够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更令人费解的是，很多强调中国消费率低的论者，总是喜欢拿中国的消费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认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目前世界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达到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全球平均为61.5%。中国的消费率不但低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
这到底能说明什么呢？事实上，GDP中的高消费率或者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占比高，并不一定就是高经济水平、高生产力的表现。落后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低，在它的国民结构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例都可能会高于第二产业，GDP结构中消费率也会高于投资率。只有当一个国家进入高速工业化阶段，它的GDP结构中投资率才会不断升高，它的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比例也会大大超过第一产业，同时也会超过第三产业。那么为何发达国家现在的第三产业比例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在GDP中投资率也占比也较低呢？是因为它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大量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已经通过全球化的产业转移转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了，而它们自己则在全球价值链的顶端，掌握着核心技术和资金，掌握着全球领先的高端服务业。它们的高消费率和低投资率以及高第三产业和低第二产业，与那些落后国家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我们国家目前则仍处于高速工业化阶段，所以投资率高于消费率，第二产业比重仍然很高，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区分上述完全不同的事实和概念，把这些统统放在一起“一勺烩”，然后就来下结论说中国的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简直是荒谬可笑的。
在时下有关担忧我国消费率偏低的众多理论中，我认为还有两点值得研究：一是中国的消费率是否真的这么低。二是中国投资率的偏高是否表明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了。
现在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消费率如此之低，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的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被大大低估了，主要是在统计中对居民的住房消费大大低估了。我很同意这个观点。
在对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增长率进行统计时，包括了每年居民购买所有货物和服务（也包括耐用品），但却不包括购买房屋的支出。而众所周知，这恰恰是中国居民最大的一笔消费支出。为了在统计上能够把居民住房的消费包括进去，在现有居民消费支出统计中有一项叫居住消费，包括所有租房者实际付出的租金以及自有住房者的虚拟租金。而统计部门在计算自有住房者的虚拟租金时，长年不变用的是房屋的造价（城镇每平方米2000多元、农村600多元）乘以一个折旧率（城镇住房是2％、农村是3％）。显然，这种理论计算方法大大低估了中国居民的实际住房消费水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只是交通费加通信消费的1．5倍[2]。这怎么可能呢？如此计算出来的中国居民消费率，肯定大大低于实际水平。
如果在虚拟租金计算公式中用当年实际市场租金标准来代替房屋造价，也许要更符合实际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就留给了我们研究者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怎样制订一套科学正确的方法，来更加真实和准确地估计中国居民住房消费的实际水平。
在讲到中国较低的消费率时，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中国大多数民众不习惯有了收入就“吃光喝净”，更不接受“超前消费”。他们注重“量入为出”，因此中国人的高储蓄率是世界闻名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国情与世界许多国家的不同之处。这种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与他们是否“钱紧”并没有直接关系。而这种“未雨绸缪”的消费习惯，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消费避免大涨大跌。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不大，金融危机后约有75%的中国消费者继续维持甚至提高现有消费水平，而在北美和欧洲，有近60%的消费者减少开支。调查还显示,金融危机后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经济出现了问题，而这个比例在美国和欧洲高达1/3以上。
当然，高储蓄率还会带来高投资率，这也是中国几十年来以高投资实现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了吗？事实上中国近3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很高的投资率来实现的，这点已经是世所公认的不争的事实。问题就在于，如果说高投资率就是结构失衡的话，那么一个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经济体，怎么可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取得如此的成功甚至创造了非凡的奇迹呢？
其实持有这种理论的人，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这些年来尤其是加入WTO后，不但成为一个充分开放的经济体，而且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它用很高投资率生产出来的产品，供给全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的消费市场，因此与中国的高投资相对应的不只是中国的国内消费，而且还包括国外的消费。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很高的投资率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相反形成了较适应于其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合理结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欧美市场严重萎缩后，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才开始突显出来。而且在欧美市场严重萎缩后，中国政府才会更加明确地大力提倡、鼓励、促进和刺激国内消费，很重要原因就是使其弥补原来国外消费的那部分空缺，与此同时又大力压缩原有的过剩和无效投资，从而力求使经济结构达到新的再平衡。
所以当我们论述中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是否合理时，不能只从表面数字上一概而论，还要深入现象看本质，这样的分析和研究才是客观和准确的。
六、中国经济正在向好吗？
只要真正冷静地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现实经济并不是死气沉沉。相反，目前在中国经济中有很多新的东西和重要的亮点，正在不断涌现出来。
李克强总理今年4月份讲话时就曾首次讲到，我国目前经济中一些传统的支撑力量正在消退，一些新兴力量则在成长，有的新业态新产业呈爆发式成长，行业和区域现在都处在一个分化状态。
到了今年10月，他的这个观点更加具体、更加明确了。他以城镇就业为例指出：在当前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情况下，今年1～9月城镇新增就业已提前完成全年指标。这里面就有“双创”、简政放权等改革带动的新业态增长、服务业快速发展，以及消费对增长贡献的作用等等。
他尤其强调指出：“许多人都有个误解，以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是搞搞简单的服务业，搞搞网上销售，其实远远不是这样。这是充分调动亿万人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个大舞台，也是最大的结构性改革。通过互联网平台改造升级创新传统制造业，被称为是一场‘新工业革命’。我们的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或将催生中国的一场‘新工业革命’。我们要促进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工业智能改造升级，要通过创新供给、扩大新业态等，促进产业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在这里我想再引用一些媒体上发表的资料，来证明中国目前有哪些新的活力和新的亮点，有哪些鼓舞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的新动能和新力量，有哪些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和不断向好的光明和希望。
今年5月10日，多家媒体都用显著版面报道了上海博道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莫泰山在出席2015年中国私募基金高峰论坛时，以“万物生长 经济转型已见新曙光”为题所做的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说：“过去两年我们一直在看总量的数据，是在往下走的。但是稍微去关心一下结构的话，会看到一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从产业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可以看到传统和新兴、重资产和轻资产、大企业和小企业的明显不同，很多传统产业还在受产能过剩的困扰，但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如火如荼。……这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像小米这样的企业扩张非常快，传统的大企业依然缺乏活力，而创新创业中很多小企业正在涌现出来。……今天又是一个大众创新，中国是最好的创业时期。[3]可以说，莫泰山的发言，代表了无数像他一样活跃在中国创新大潮中的新一代企业家的心声。
澳大利亚商业旁观者网站今年8月19日以《中国向创新中心转变》为题发表评论说：“如今，随着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以尖端科技为基础的国家转变，中国问题观察家们通常会问这个国家是否能够进行发明创造。那么中国会创新吗？微软公司亚太研发集团负责人洪小文说，包括微软在内的如此多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这一事实是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能够创新的明证。那些认为中国只会抄袭西方公司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想法已经过时了。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题为《中国对全球创新的影响》的报告支持了洪小文的看法。报告指出，中国现在在两个领域的创新领先世界，那就是计算机产品和制造程序的改善。洪小文还指出中国两个正在超过美国的领域——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他说认为从移动支付的角度来说，将有更多的创新来自中国。这篇评论文章最后说，“如果要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寻找积极的发展迹象，那创新的能力和热情将是不错的开端。”[4]
七、有什么新的经济指标衡量创新经济吗？
前文已经讲到，用传统的经济指标已经无法准确和深入地解释互联网、移动终端等创新经济对中国宏观经济所带来的的巨大影响，已经无法全面系统地观察和判断上述新经济形态使中国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
因此，我认为应该尽快找到一套新的经济指标来补充我们传统的经济指标体系，这样才能在当前中国经济急剧转型的新常态下，为决策者和专家学者们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形势提供重要的研究分析工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和非常紧迫的重要工作。
有这样的一套新的经济指标吗？我认为，有。
现在中国商务部每年都发布《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作为权威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的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每年也发布《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还有其他一些机构也在发布相关的信息（例如国家邮政局每年公布中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业发展信息等），它们所公布的有关中国电子商务的各种信息数据，在一定程度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今天新经济形态的重要经济指标，尽管它们也许还不那么规范完善，还不那么系统全面。
首先，我们可以从中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的增长上，观察分析中国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主要新经济形态和业态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规模。因为在这项指标中，囊括了生产性互联网B2B（企业对企业网上交易）、网络零售、网络团购、移动终端网购、快递业务、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跨境电子商务、软件开发服务等许多新经济形态和业态所产生的市场价值。
从这个指标上看，中国的新经济形态和业态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像，依然在新的领域续写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后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呈爆发式增长。2002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总额仅为１万亿元，到2014年，仅12年的时间里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就高达13.4万亿元，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商务继续保持十分旺盛的发展势头，交易额达7.63万亿元，同比再增长30.4％。
其次，我们可以观察分析这些新经济形态和业态对中国消费所起到的带动与促进作用，这对于观察和分析这部分新动能在我国目前启动内需战略中的速度、规模和效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2012年我国网络零售增长速度大大超越世界其他国家，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网购市场。2013、2014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继续以42.8%和49.7%的惊人速度高速增长，且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网络零售续写高速增长奇迹，同比增长再达到将近一半的48.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上升到11.4%，较2014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了31%，增长速度超过许多发达国家。
第三，我们可以观察分析这些新经济形态和业态对我国就业所起到的重要带动与促进作用。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在我国经济当前下滑的情况下，显得格外有意义。我认为，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次讲到新经济形态对创造就业岗位，解决就业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时，实际上主要都是讲互联网经济、电子商务在增加社会就业方面所起的作用。据有关机构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直接吸纳就业人员超过230万人，间接带动就业人数超过1670万人。互联网经济、电子商务能够如此带动大规模就业增长，有力地凸显了在它们在社会发展和服务民生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我们可以观察分析这些新经济形态和业态对我国其他一些产业发展所起到的带动与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的“电商化”趋势日益明显，电子商务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它不仅正在创造新的市场、形成新的产业发展方式和新的就业方式，而且也在深刻地冲击和影响着我国商业、物流业、金融业、外贸进出口业等许多传统及新兴产业，正在对这些行业的升级换代起到重要的促进和带动作用，使得这些领域的管理模式、业务模式、商业操作模式、市场运作模式都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革。因此通过电子商务的指标来观察和分析它们对这些产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商业。电子商务的兴起对我国商业企业的影响和带动是最大的。在苏宁易购、国美商城等零售转型的模式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传统商业企业涌入电子商务领域，推动着传统商业迅速和大规模地升级换代。在每年公布的电子商务交易数据中，观察和分析电子商务对商业影响和带动的信息数据应该是最多的，因为近年来从消费品到大宗商品，从卖纽扣到卖房子，一切都在“电商化”。
物流业。可以说，电子商务发展对现代服务业的巨大拉动作用，体现在物流快递业务上。而这一行业也是我国近年来高速增长起来的又一重要新产业业态，它对带动城镇就业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2014年，我国快递业务规模首次超过美国，跃至世界第一。国家邮政局指出，中国快递业务量从10亿件到100亿件，仅用了８年时间。尤其是2011年３月以来，累计业务量已经连续44个月同比平均增幅超过50％。中国快递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匹黑马。今年上半年，中国快递业继续迅猛增长。规模以上快递营收为再增长33.2%。此外，有媒体报道，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从业人员已达到590多万，我国主要快递企业已拥有67架专用飞机。
金融业。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不少地区的网络金融业务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服务和非金融机构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业务，成为在电子商务带动下出现的金融新业态。而以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预付费卡、POS收单等为主的第三方支付业务规模和增长速度，则是衡量网上金融新业态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的重要指标。2014年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23.3万亿元，增长35.5%。从1998年开始到2014年，中国的互联网支付经过16年的成长与创新，支付的产品种类以及客户群都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收单商户、个人用户、交易量上都远超美国。第三方支付已成为中国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第三方支付业务继续快速增长。行内的权威分析机构艾瑞咨询预测，今年我国的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将达31.2万亿元，再增长33.9%。
外贸领域。在中国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成为我国外贸领域新的发展热点。2015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２万亿，同比增长42.8%，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7.3%。在我国对外贸易增速放缓背景下，跨境电商发展迅猛，已经成为未来驱动外贸发展的新动力。跨境电商逐渐受到传统企业的重视，成为传统企业发展的重要选择，很多的传统企业开始进入这一领域。
以上，就是我们尝试用电子商务信息数据对中国目前出现的一些新经济形态和业态进行的观察和分析。显然这些观察和分析还是十分初步的，很不全面也很不细致，甚至很多方面可能还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如果电子商务信息数据要真正成为能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分析和判断的经济指标系统，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系统化、规范化的梳理以及补充和完善。不过，无论如何,找到更多更好的新经济指标来对新经济形态进行评估、分析和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和需要尽快做的。我在这里所做的尝试，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李罗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1]《破解中国消费不足论的迷思》， 朱天、张军 ，《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9月6日。
[2]《破解中国消费不足论的迷思》朱天 张军《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9月6日
[3]《上海证券报》， 2015年5月10日。
[4]中国《参考消息》，2015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