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非常荣幸参加“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这次的主题是“新常态和制度创新”，我想我们需要正确、积极的理解新常态的概念。
新常态是指我们要更加注重创新、更加注重质量、更加注重效率、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等。我们不能把现在的通货紧缩当做常态，如果说新常态再比起旧常态，我们不能把过去14%的过热增长、通货膨胀、资产泡沫作为老常态。因此，我们要用一种多方面的视角来看待现在的经济状况。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我们连续44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是为负的，上一次90年代的时候是31个月。还有债务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就是非常典型的经济周期过程当中低迷时期的情况。低迷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因为前面发生了过热。还有很多政策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想讲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什么问题、怎么样吸取教训，这是第一，第二怎么看待现在低迷时期的调整过程。
第一，我们现在能够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1.谨防过热，现在的问题都是前几年两次经济过热的后遗症，04年—07年是一次，后来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刺激一下经济，然后09年—2010年又一轮过热，两次过热叠加在一起，程度比90年代初还严重。90年代初一次过热之后我们进行了调整，也是产能过剩、通货紧缩、企业倒闭。
90年代8年的时间，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调整，一直到2002年都有通货紧缩。这些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永远以为我们是处于10%以上的高增长上。14%的那种高增长一定会产生经济过热，然后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
防过热，防的不是过热的那点事，防的是现在这点事，那时候大家都不理会，那时候日子过得好，高兴啊。大家都反对宏观调控抑制过热。第一个问题充分认识经济过热的恶果，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不是应该有的正常增长的结果，不是正常状态，是过去那个10%以上的过热增长导致的后遗症，中国的正常的增长潜在的增长率从来不在10%，世界上各种研究小组算来算去我们中国的正常的增长是7—9%，有一个十年是8—9%，有一个十年是7—8%，我们现在是7%左右。我们可不能把过去的高增长当做常态，说现在不到14%了，比14%低了因此叫中低增长了，不是那回事。
2.宏观政策是有时效性的。宏观政策基本的作用是逆周期调解。经济过热的时候我要采取抑制的政策，经济冷的时候我要采取稳定的政策、托住的政策。但是经济波动的情况是不断变化，你要随着这个变化的情况及时地调整政策。
我们这次的教训是2009、2010年产生了一轮过热，但是2010年美国第一个及时地退出了刺激政策，而我们09年采取了世界上最大的刺激政策，2010年4月份以住房限购为标志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性的政策，这是对的。当时准备金率提到20%、利率提到3%，在全世界利率热的情况下提到3%这是对的。但是四五年过去了我们过热消失了处在相对过冷的通货紧缩情况下，继续实行这些政策就过时了。应该及时退出紧缩的政策，现在的教训是退出慢了一点，导致我们现在的经济过冷。按照正常的情况40几个月的通货紧缩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
3.政府政策是要起作用，是要有宏观政策的。在过热的时候，中国总的来讲政府还是抑制的，过去我们的宏观调控的概念在许多企业家的心目中就是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那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政策怎么执行，制定什么样的政策需要思考，靠市场的杠杆还是靠行政的手段是值得思考的。
但是紧急情况下，动用一些行政的手段也是必要的。经济过冷了，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要理直气壮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到位，过热的时候及时退出抑制行为。过冷的时候，当其他经济主体都不投资的时候，政府也不必羞羞答答地觉得自己投资就不好。那时候我们这么大的储蓄，企业不投资，房地产商也不投资，这时候政府的投资就应该多一点，来补充不足的需求。
我们现在的问题有点羞羞答答，因为大家都在批评，说政府不该投资，应该换一种需求，都在说这些话。但是另一方面最近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不作为，自己的钱都不花了，自己的项目都不投了，政府的储蓄大幅度增长。2012—2014年，政府新增储蓄相当于GDP的3%—4%，这些要都花出去，0.3%、0.4%的GDP增长总应该是有的吧。连社会项目都不做了，该做的一些事情都不做了，这里面就反映出我们现在存在的各种的问题，这些是我们还需要继续研究，但是这是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