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余璐】在昨日举行的“问势2016—马洪基金会理事专题报告会”上，马洪基金会理事、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做了专题报告。
宋晓梧认为，共享发展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十三五”时期，应明确把促进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居民缩小收入差距，必须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提高基本保障的共济性。
应弱化GDP，强调促就业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最终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为了大家能共享改革的发展成果，从这一点上说，应该突出‘共享发展’，并不是位置放在最后，我觉得它是最后的落脚点。”宋晓梧表示，“共享发展理念”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目前学术界比较有争议性的就是就业、收入、社会保障这三方面的具体政策。
“如果还是把保增长、稳增长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我觉得各级政府可能很难摆脱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宋晓梧认为，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稳定物价、平衡外贸，这四大宏观调控指标在一国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可以各有侧重。跨入中等收入门槛后，经济处于换挡期，消化长期积累的过剩产能，调整产业及技术结构，将使各类就业问题凸显。在“十三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应按照五中全会精神，弱化GDP指标，明确把促进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宋晓梧表示，当前中国处在老龄化中期，每年新增劳动人口已经是负数，有疑问认为，就业还是突出问题吗？但环顾欧美日等国，人口老龄化高于我国的，至今仍然在为各类就业问题发愁。
他建议，从促进就业总量看，急需大众创业，发展就业弹性高的第三产业和大量容纳就业的中小微企业，这将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从优化就业结构看，急需打破各类行政性分割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阻碍，当前特别需要下大力气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题，这将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并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调整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布局。从提高就业质量看，急需加强职业安全卫生，建立合理薪酬制度，注重人力资源开发，提升就业者的技能，并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扩大消费。从构建就业保障看，急需完善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及失业保险制度，解除就业者的后顾之忧。
“就业优先是一种发展理念的转变，工作的出发点不一样，最终结局将有很大差别。”宋晓梧表示，经济增长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宏观调控指标，因为促进就业本身就要求适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合理的产业技术结构。
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
宋晓梧分析了2000年到2013年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2000~2008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总体呈下降的趋势，由53.0%下降至48.5%。2009年，劳动者报酬占GNI比重上升，2013年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为51.1%。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分别比GDP增速高1.9和0.6个百分点。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在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过高了，为了降低企业成本要压低劳动力成本。”宋晓梧对此表示不赞同，他认为，劳动报酬更低的国家并非学习榜样。新常态应该是资本投入高效、能源资源节约、生态环境友好、收入分配公平、公共服务均等。后面两个因素都涉及劳动成本问题，中国普通劳动力成本是否能合理提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指标之一。
数据显示，我国劳动报酬的提高与分配差距缩小大致同步，但中国的基尼系数仍然很高，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同时，与东亚水平比较，中国消费率也过低，近年来虽有提高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低劳动力成本竞争的弊端之一。因此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普通劳工报酬仍是经济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意。
宋晓梧列举了一串数据：近年来大多数省市区的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平均高达20%左右，但尚未达到当地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2013年，全国年平均最低工资为13512元，只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1483元的26%。同年，经合组织国家这一比例为39%。
对于不少企业抱怨近年来国内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经营成本上升过快的问题，宋晓梧表示，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主要是产能大量过剩，这不是劳动力成本过高惹的祸，相反，前阶段中国过低的劳动力成本掩盖了其他成本过高的弊端，而劳动力成本的合理提高有利于政府重新审视并改善企业的总体经营环境。
他认为，合理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当前最急迫的问题是农民工的市民化。要落实城乡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同工同酬、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赋予农民合理的资产收益权利。“十三五”时期平均至少每年推进2000～3000万农民工市民化，并带动他们的直系亲属进城镇。
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作为基本社会保障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公平性、共济性的方向应当明确。”宋晓梧表示，面临一次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基本社会保障项目应当提高公平性、共济性，以平抑一次分配的差距。
他提到，去年以来不少财经类媒体积极宣传“全账户”方案，即将单位（工资总额的20%）和个人（工资收入的8%）缴费全部纳入个人账户，实行28%的零统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这一制度设计中，用人单位将以职工个人工资2.5倍的数额缴纳，且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必然将初次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基本养老保险这一再分配领域，与现阶段应提高基本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共济性相悖。
宋晓梧认为，社会保险不能与商业保险简单类比。商业保险如果不精算，保险公司就要赔本。而社会保险不应达到完全的“精算平衡”，更应强调其原则、方向与作用，必要时国家财政出资。对社会保险而言，精算只是一种辅助工具，不是原则。
同时，他认为，社会保险项目不宜过分强调多交多得的激励作用。社会保险是国家依法强制实施的，更应强调依法行使权利。为鼓励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在具体方案设计时，可以考虑一定的激励因素，但这与商业保险完全依靠投保者的参与性质不同。
“个人账户规模扩大就能提高职工参保的积极性也并没有被实践证明。包括智利在内的所有实行个人账户改制的南美国家，十多年来其职工参保率都是下降的。”宋晓梧认为，对职工来说，扩大个人账户规模不如提高账户利率更有激励作用。
对于如何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配套措施，宋晓梧建议，拓宽制度外资金来源，逐步提高国有企业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要选准时机，在老龄人口规模加速增长和劳动适龄人口快速萎缩相叠加的阶段推行；做实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解决工资收入与劳动收入间的差距问题，规范津贴补贴制度，加强工资总额管理，同时完善社平工资统计口径，将私营企业职工工资收入纳入社平工资统计范畴，在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条件下，逐步降低缴费率；制度化待遇调整机制，从制度供求两方面建立与CPI、社平工资增长、制度精算平衡“三挂钩”的机制；增强制度的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