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董思】“过去的30多年，中国保持10%以上的经济速度，并变成世界贸易货币总量突破4万亿的最大增长国家。而在解释过去经济体系的时候，许多人认为，中国有最廉价的劳动力。”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在昨日“问势2016”专题报告会上指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其实不是靠富裕的劳动力，而是靠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与土地策略。
中国经济经过快速发展，眼下正迎来“新常态”。刘守英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传统那套靠土地谋发展的模式恐怕已经难以为继。未来中国将不需要继续靠土地的发动人为拉动经济的增长，也不需要靠土地作为工具来维持高投资，更不需要靠扭曲土地的价格保持高速增长。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或能为土地发展带来机遇。
土地制度造就中国经济奇迹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中，劳动力的确是最富裕的一大方面，但仅依靠劳动力，显然是不能创造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刘守英认为，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与土地策略，才是创造经济奇迹真正的秘密。过去30多年来，中国之所以保持高速的增长，恰恰是因为土地成为启动和助推经济增长的工具。
据刘守英介绍，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时候，率先突破在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将使用权和所有权进行分离，让土地产权做实，土地产权真正发挥激励和投资的功能。
梳理我国土地制度的几大市场特征，刘守英认为主要有三大方面。首先，市场化特征主要表现在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创新以后，我国加大了土地的宽供应，成为支撑传统增长模式的主要因素。
“另外，在工业化发展方面， 独特的土地制度维系工业用地低价，成为中国快速工业化的力量。”刘守英指出，政府通过强制低价征地保证城市供地，使得整个中国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土地的稀缺性没有成为成本的短腿，维系工业用地的低价。
除了独特的土地制度维系工业用地低价，最后土地的资本化也助推快速的城镇化。据刘守英介绍，2001年之前我国基本上是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2014年以后将建设用地、商业、房地产、旅游四类用地完全实行招拍挂的出让，2014年招拍挂的面积占到整个出让面积的92.5%。刘守英认为，土地的资本化助推了2000年后中国城市化进程。
新常态下土地将不再充当“发动机”
中国经济经过快速的发展，逐步步入新常态。刘守英指出，进入新常态后，将对中国过去30多年增长模式挑战，传统那套靠土地谋发展的模式显然已经难以为继。未来，将不需要继续靠土地的发动人为拉动经济的增长，也不需要靠土地作为工具来维持高投资，更不需要靠扭曲土地的价格保持高速增长。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或能为改变长期难以改变的土地发展提供机遇。
刘守英认为，新常态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三大改变，首先，新常态意味着过去30多年，长期维持10%以上增长速度的时代结束。其次，新常态是深刻的结构变化，主要表现在服务业超过第二产业，内需的作用加大。最后，增长动力转换，投资率下降，更多依靠生产提升和创新驱动，增长的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中国经济一旦进入‘新常态’，土地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必须要发生改变，不再继续成为发动机。”在刘守英看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里，土地其实是一种影子性的需求，土地的供应是由需求决定的。但在过去30多年却是倒过来的，即不管有没有需求先用土地做发动机。
刘守英说，如果步入“新常态”，土地的功能必须回归常态。如果你不改变土地作为发动机的角色，那难免出现经济增长的速度被人为地拉高。除此以外，如果地方政府还继续以土地的低价招商引资，就避免不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就难以解决。他还说，“不改变地方政府买地和圈地的制度安排和利益激励，城市的边界就会无节制外扩，土地城镇化也就难以避免。”
土地制度改革决定未来经济发展成败
正是由于“新常态”下所带来的一系列新变化，因此，下一步必须切实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刘守英认为，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核心是建立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而土地制度改革决定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也是能否利用好下一轮发展机遇期、促进国力再上一个台阶的关键。
刘守英认为，要想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必须推进消除城乡土地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的优化配置与流动，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可持续的城镇化；构建两种所有制土地权利平等的产权制度，实现不同主体平等参与和分享经济发展机会；实施确权和不动产登记，为保障土地权益和农业现代化、人口城镇化提供基础制度保障；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和用地模式改革，促进土地收益的更公平分配，实现全社会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共享；以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和加大城市化地区土地市场化配置，实现不同主体平等进入市场和稀缺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完善土地经营、融资和税收制度，为城镇化提供可持续的资金保障。
除了找准突破口，在结构的发展方式上调整也同样重要。刘守英建议，未来应调整土地推动的发展模式，用土地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转型来实现。
另外，还要适应城乡融合的土地制度安排，调整沿海地区与城市内部的结构，利用土地倒逼结构改革。整个地方政府面对大的债务必须要找到化解的办法，一是土地的家底必须要摸清；二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资产状况和债务的风险评估与分类；三是债务风险评估与分类。
“如果未来土地想继续作为发动机来推动发展，集体所有制改革、土地城乡分治的改革、征地制度的改革都不可能真正推进到位。”刘守英认为，回归常态就是改变现在地方政府卖地模式，使政府从经营者退回到服务者的角色，在这个基础上按现代土地制度来设计整个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