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圳应该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深圳设立一所公共卫生与防疫类大学，比如“中国公共卫生大学”。类似于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大学”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该所大学要教学与科研并重，为国家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甚至承担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前沿研究工作。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对我国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体制是一次实战考验。也由此引发了我对我国公共卫生与防疫体制和机制的系列思考，并提出以下建议：
一、首先是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
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一点，深圳是否可以先行，此次疫情的发生发展是不是说明我国现有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还有很多系统性问题？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重大疫情发生、把疫情消灭在萌芽？大疫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需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供给侧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深圳是窗口，深圳备受全国瞩目，深圳是否可以先行？
二、国家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工作
从湖北省的疫情中不难看到，公共卫生防疫人才是多么短缺，黄冈市一个外行的卫健委主任被火线撤职，从一个点上说明我们必须要尽快解决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不足的问题，解决问题最长远有效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3000多个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设立公共卫生学院的大学比重很低，仅有80余家。但这些公共卫生学院往往重预防、轻应急。一旦涉及到应急防疫，就涉及到文、理、医、工、经的融合，涉及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的交叉，所以各所现有公共卫生学院的课程设置应该做大调整，重视应急防疫方面的教育。我认为，这也是深圳可以先行的重点。
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培养一定要扩大规模、提高质量，要鼓励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传统的文理工科学校，要加强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据悉即使是清华大学也没有公共卫生学院，只是在清华大学医学院下设有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很多双一流大学也没有公共卫生学院。深圳可否先行一步，在现有大学内开展一流公共卫生学院的建构与发展。
深圳应该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深圳设立一所公共卫生与防疫类大学。比如“中国公共卫生大学”。类似于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大学”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该所大学要教学与科研并重，为国家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实验室体系，汇集全球高端科技人才，承担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前沿研究工作。
建设公共卫生学院与公共卫生大学，要放眼世界，打开国门，加强与国际合作，可以跟国际知名机构合资、合作建设整个学院或大学，也可以在一个公共卫生学院里面某个实验室跟国外公共卫生学院或研究机构合作。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要开放，一切瘟疫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必须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这方面不要格局太小，而是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破除“阴谋论”，真正发挥深圳“先行示范区”在中国公共卫生与防疫领域的引领作用。
此外，对其他现有的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机构也要进行梳理，加强公共卫生、防疫研究的体系性、针对性，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现有的很多研究机构，比如一些病毒所，还没能真正发挥作用，研究水平比较低。政府所建立的新型研究机构要不仅仅研究中国的病毒，也要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病毒，让中国在病毒和防疫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三、预防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是百年大计，具有长远投资效益
虽然国家现在也有传染病防治的相关机构，但从社会系统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各个城市目前都还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这三个概念你可以说每个常规医院里都可以有，但是常规医院毕竟是常规医院，它往往不具备控制传染的基础设施。为什么2003年的非典、现在的新冠肺炎，大量感染人员常规医院无法收治，就是因为他们的基础设施，比如空调、排污等，没有办法控制传染，也就没办法收治传染病人了。
所以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包括按照收治传染病标准来设置的具有足够床位数的各种医院，也包括与控制传染相关的其他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很多人看起来，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可能有一些设施我们十年都不会用。但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来说，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就能够避免百年一遇的“病毒”对城市毁灭性地打击。
就像上海黄浦江的防洪大堤，我们必须要按300年一遇、50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来建，否则一旦真有了大洪水，是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的生死问题。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就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你就得把百年一遇的事情当做现实的事情，把这套系统高质量建设好，搞好以后宁可有部分闲置浪费，比如花掉了1000亿元，它的折旧利息都很高，但这是社会整体运营质量的提高，是社会公共保障能力的提升。
这个概念就和我们花了几千亿元去做环保、绿化、保护生态是一个道理，你不能急功近利去看当前的投入产出比的，也不是说你有了这个系统就希望每年来一次瘟疫来让它发挥伟大作用。而是要长远看到这个体系的投资效益，它是一个国家或者城市面对巨大公共卫生灾害时的强有力的保障。作为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系统，当然不能完全靠市场、靠民间、靠企业来建设，而是要依靠国家、城市的公共投资来建设。因为公共消费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该做的，尤其今年这样的情况更是如此。
美国的这套系统是直属总统管理的，公共卫生系统有事情汇报，是直接向总统的卫生安全委员会汇报，并报给总统的，它已经跳出了常规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是一套独立的体系。所以，中国也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应急组织体系，一旦出了应急防疫问题，从一个县到一个地市、到一个省、直到整个国家的紧急防疫应对系统就启动了。就像是国家的灾害委员会，一旦出事的话，几个层次一报就报到国务院的应急办去了。所以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也应该直接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投资建立。
整套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具有一套独立的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应急响应体系，就是层层拉警报、层层预警的报告制度和紧急行动的预案与落实措施；第二个层面是用于防疫的物理设施的管理与使用方式，比如那些隔离病房，可以10000张床位集中放在几个定点医院，也可以各个医院都分散有一些。这样，一旦有疫情发生，病人可以马上得到集中隔离，避免扩散传染；第三个层面是疫情时期的紧急征用机制，一座城市一旦出现疫情，就相当于进入战时状态，一些民用设施可以被政府按照预案征用，包括酒店宾馆、体育场馆、展览馆、房产商闲置的房产等，用于隔离大量疑似、密切接触的人群，通过广泛隔离人群，来控制传染源。这三个层面都不能是临时决策，而是有预案、有准备的。
这个公共卫生与防疫系统不是每个城市的卫生局、或者哪一家三甲医院，兼顾着就可以建设起来的。这个系统是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战备”职能，跟医院本身的基本诉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由中央统筹规划、各级政府投资建设。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笔投资对政府来说各方面都是值得的，具有长远的投资回报。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体现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上，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在住、行方面的政府投资巨大，现在到了必须要在卫生、防疫这类的基础设施上加大投资的时候了。
四、有必要在这次新冠疫情后，开展一场全国性的《温疫与人》的启蒙教育
我在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时，每人获赠一本中英文版的《温疫与人》中文版，翻开一看，作者：威廉·麦克尼尔，是一名世界历史学科“现代开创者”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他在1976年写成了这本书并出版，并于1979年面向英国贵族与百姓进行这本书的解读和科普教育。这本书在全世界一版再版，1998年繁体中文版台北才问世，2017年中文版译作者余新忠·毕会成开始翻译，2018年5月中文版在中国第一次出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读者只是科研人员和学术交流者，寥寥可数。这表明，我们国民在疫情面前岂堪文盲。我作为科普工作的一名老兵，愿竭力在科普方面尽绵薄之力！
作者 纪汉平 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