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朱嘉明 在2017年纪念马洪同志逝世十周年所写，
收编于《十载追思 光辉垂范》一书）
大家知道，这些年来的农口都在纪念一位长者，就是杜润生，他被尊称为“中国农业改革之父”。我认为，对杜润生先生来说，这个称谓是相当正确的，反映了杜润生对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工业和工业企业领域，却没有一位公认的、对应于杜润生地位的一个人。其实，不是没有这样一个人，只是人们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也没有形成共识。我今天想说的是：在工业和工业企业领域，以至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马洪无疑具有和杜润生相似的历史地位。马洪生前，他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地位是被低估的；马洪身后，他的历史遗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
朱嘉明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1980年代是奠定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十年。刚才思平和吕政都讲了马洪的很多历史贡献，我也看了王肇文先生纪念马洪的文章。我今天想借这样的机会，讲四个问题：
一、当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开始的时候，马洪为什么能够在那个历史的关键节点脱颖而出？且扮演一个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
第一，马洪同时具备战士的精神和学者的风格。在马洪那一代人中，经历困苦革命岁月中的战士，不乏其人；或者，在1970年代末期，具有高素养和高声望的学者，也不乏其人。但是，同时具备战士的精神和学者的风格，马洪是佼佼者。作为一名战士，马洪虽历经沧桑，磨难和不公，却从未放弃初衷；作为学者，马洪不仅将所经历的逆境变成他重新学习、思考和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而且从中觉悟到中国需要改革。在马洪身上，实现了战士和学者的高度统一。
第二，马洪同时具备对中国国情深切认知和思想解放的特征。我今天早上还跟马佳说，在漫长的党内斗争中他有特殊的经历，马洪的历史积累是丰富和全面的，包括对建国以来工业和企业的理解。在1978年之前，马洪对于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已有了相当的理论和实践的积累。当经济改革大潮来临的时候，马洪是具有足够思想准备，这是极为少有的历史现象。与此同时，马洪也是思想解放方面的先行者，他对东欧的经济改革，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都有相当客观的认识，并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最高决策者。不仅如此，马洪对于当时的“离经叛道”的新思想，也持有宽容的态度。当然，马洪的思想解放，是以认知中国国情前提之下的解放。这也是马洪极为特殊之处。
第三、 马洪同时具备充分重视老一代和新生代人才的本领。以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为例，马洪所邀请担任副所长的，每一位都有过历史性贡献，都有精彩的人生，都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朱镕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同时，马洪对青年人的发掘、关怀和培养，更是不遗余力。对于这一点，黄江南和我体会最深。古今中外，凡是成大事者，不是找一些二流、三流人才来追随自己，而是寻找一流人才。马洪胸怀宽广，能够把一流人才聚在一起，让他们跟自己在一起工作。四十年后的今天，比较那个年代参与改革的机构，工经所无疑人才济济，且人才多元化，不拘一格，使得工经所脱颖而出。可以肯定地说，在那个年代，可以彻底做到这一点的，确实唯有杜润生和马洪。
第四、马洪同时具有成熟主见和学习能力。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和中期阶段，马洪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勤于思考，思想走在他人之前，且形成成熟主见。但是，马洪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能最大限度地听取广泛意见，从中学习，完善自己的思考。在他们那代人中，马洪的学习新思想能力，给每个接触他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马洪在任何场合下他都做笔记，其记笔记的勤勉是无人能比的。正因为这样，马洪的综合本领是惊人的，任何会议，任何讨论，马洪的总结性发言，都会达到新的高度。
二、马洪的思想遗产是丰富的。
第一，马洪关于中国改革的思想，是以系统工程理论为框架的。马洪主导和形成的主要理论跨度极大，至少可以概括这样几个关系：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制度和结构的关系；产业和区域的关系；增长和创新的关系。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马洪深知进入1980年代的中国的核心问题，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开放，没有开放就没有真正的改革。我们今天评估马洪和当时在他周围工作团队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奠定了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走向，其广度和深度，在几十年后，都难以有根本性的超越。
第二，马洪开启中国企业制度现代化，特别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历史之门。在马洪看来，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必须从企业制度的改革做起，而企业制度改革，必须从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做起。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经所科研和实践的主旋律。我们今天所讲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好，现代管理问题也好，包括MBA课程的引进，应该说都起始于马洪和他当时的团队。值得提起的是，是马洪他们把包括MIT（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很多美国大学的管理课程详尽地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意识的形成。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工经所的蒋一苇提出了“企业本位论”思想。
第三，马洪倡导了中国科技创新之路。在中国1980年代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中，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不可忽视的事件。之所以成立国务院技术研究中心，是因为马洪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是全方位的，集中在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两大方面。在这个中心成立之时或者早期阶段，集结了林宗棠这样的国家各部委和党内懂经济和懂技术的一流人才。我是最早进入这个中心的三个人之一，并且还担任了党支部书记。我观察到，马洪在很长时间中，并不想让经济中心和技术中心立刻合并，这是因为，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问题，唯恐与经济中心合并，技术经济的重要性会被降低。马洪是向决策者和党内高级干部介绍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著作的关键人物。马洪主导了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大讨论，可以说，正是这场大讨论，决定了中国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方向，意义重大。我们今天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其实和那个历史转折点是有相当关系的。
第四，马洪将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了支撑全面改革的政策体系。马洪的政策体系具有难以想象的张力， 涉及产业（在1980年代，简称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政策，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区域发展政策，财政和金融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包括特区政策。
第五，马洪是高度重视经济历史研究，现实经济研究和未来经济预测研究的经济学家，实现了经济史、现实经济和经济预测的有机结合。在经济史方面，马洪认真组织总结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民经济结构演变历史；在现实经济方面，马洪涉及年度至五年计划的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在经济预测方面，马洪在1980年代主导和组织 21世纪中国研究。
三、马洪是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不可逾越的历史人物，其历史地位关系到全面理解和认识经济改革历史。
第一，马洪之所以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和不可逾越的地位，是基于这样的逻辑：19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改革的基础。而在1980年代的绝大部分改革领域，几乎都有着马洪的贡献。比较同代的经济学家，例如薛暮桥，许涤新，马洪的影响力更全面和持续的时间更长。
第二，马洪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开发的实质性影响，至今依然存在。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马洪参与制定的各类改革政策；其二，马洪参与创建的机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其三，学生的传承；其四，著作和文献。
第三，马洪的某些理论和实践，至今具有现实意义。例如，产业结构和政策；区域经济和政策。
四、我们能做什么？
总之，马洪为历史和后人，留下了相当丰富的精神、思想和理论的遗产。只是，这些遗产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和认真的清理，作为马洪的学生和与马洪有过工作关系的各位，有责任在有生之年参与相关工作。
整理马洪的精神、思想和理论的遗产，主要体现在对相关文献的搜集、梳理、分类和研究，这不仅对确立马洪的历史地位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也是必要的。我想说一点，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由于经济学界的生态和话语权的失衡，实有一些经济学家严重地歪曲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不恰当地夸大了他们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这种情况也是到了予以澄清和纠正的时候。
我很希望深圳综合研究院和创新发展研究院，以及马洪基金会，以及思平、罗力等与马洪有这样或那样渊源的老同学和老朋友，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比较实质性的组织工作。
最后，我想说，我是幸运的。因为马洪和杜润生都是我的老师、领导，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忆。我在海外的漫长岁月中，常常回顾与马洪和杜润生的交往，并试图理解马洪和杜润生，然而，至今还是很不够的，它会伴随我的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