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工业总会创办人 王肇文 在2017年纪念马洪同志逝世十周年所写，
收编于《十载追思光辉垂范》一书）
在敬爱的马老离开我们十周年之际，来回顾马洪同志一生留下的闪亮足迹，对我们这一代对下一代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洪同志的一生，对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在经济理论建设、推进决策科学研究和建立民间智库等方面有特别突出的贡献。
马洪同志早在延安时期，以及后来在共和国建立工业体系，到国家经济建设的若干个五年规划的制定，一直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提出了具有很强前瞻性的见解。
王肇文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
深圳工业总会创办人
在我多年跟随马老的过程中，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以及当场听到他和于光远、袁宝华同志一起探讨问题的感受，深刻体会到马洪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思考，对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学习马老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勤于学习，注重调查研究
1939年春的一天，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报告。毛主席早到一会，先到二班支部办公室休息。他一坐下来，就向马洪询问学院各方面的情况，还关切地问到了马洪的年龄、经历及兴趣爱好等。马洪在回答问话后，提出请毛主席题词。当听到马洪说自己爱看报时，毛主席微笑着点头，拿起桌上的毛笔，挥毫写下“看报有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主席又和他谈学习，马洪说自己特别喜欢读书，主席听后很高兴，又挥笔写下了“读书是好的，毛泽东”。接着，问起他对工作的感想和学院工作的情况，马洪一一作答。毛主席第三次提笔，写下“工作着是美好的”。直到把主席送上讲台，马洪的心情仍久久难以平静。这反映了马洪同志年轻时期对知识的积累是多么渴望，在延安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找到什么书都读，只要有机会就学习。
马洪同志注重调查研究，早在延安时期就养成了这个作风。马老告诉我他跟张闻天同志深入到农村老百姓家里调查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延安时期，马洪随同张闻天开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研中，深入农村调查一下去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写出的调查报告成为中央决策的重要依据。
共和国建立之初，集中力量在东北建立共和国的工业体系。东北1948年解放，马老在东北担任县委书记以及担任东北局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时期，跑遍了鞍山、本溪、抚顺等老工业城市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和第一手资料。
当时东北工业经济占全国比重90%，马老对东北情况的分析又研究了苏联经济理论，把当时东北经济划分为五种经济成分，撰写了《东北的经济结构和方针》的报告，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长、财经委副主任的张闻天专门报给毛主席，主席几乎全部采用了马洪的观点，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及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都写入了这五种经济成分的论述。这是马洪对共和国恢复经济建设时期最早的经济理论贡献。
马老说，那个时候通过调查，摸准了情况，就派干部去解决问题，当初林宗棠同志清华毕业就分配到东北工业部，当时东北工业部主持工作的是吕东同志；后来镕基同志清华毕业到东北工业部担任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袁宝华同志当时在东北工业部主持计划处工作，大胆使用年轻干部，这些年轻人都是很有闯劲的，派林宗棠到沈阳第一机床厂当第一副厂长，干得很好，很快成为东北的模范厂长。及时总结经验，广泛宣传，东北的工业生产很快恢复起来了，为建立新中国工业体系打下来很好的基础。
后来马洪同志调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现在国家发改委办公楼就是根据马老当年画的草图设计的。后来在起草《工业七十条》、总结大庆经验过程中，都是长期深入生产第一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起草《工业七十条》中，马洪组织起草组作了多方面的对比研究，中国历史上和外国的企业是什么样，所以1961年7月发布的《国营工业企业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成为工业发展的总章程。文革后，邓小平曾对薄一波回忆：毛主席直到临终时，还把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摆在枕头边。由此可见，马洪对我国工业发展的贡献有多重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马老在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时，提出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就是那个阶段，马老安排具有长期工厂工作经验的朱镕基到工经所搞宏观经济研究。
改革开放涌现了很多新生事物，马洪就经常到深圳这个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入到企业当中去，和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交流，研究如何推动国企改革，如何完善市场经济，所以马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马老听说我是平安保险公司的监事，跟我说，成立平安保险是袁庚同志的一大贡献。在到平安调研过程中，马老说可以考虑搞金融多元化。我给马明哲写了一个“中国平安集团”的建议，平安在九十年代就完善了财险、寿险、信托投资、证券几大业务板块，进入新世纪又增加了银行业务板块，成为全球很有影响的金融集团企业。
▲陪同马老考察建设中的深圳“世界之窗”
马洪对问题的思考和对新事物的学习无所不包、时刻不停，当他得知我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协席教授时，就向我询问香港的高等教育情况，嫌我深入不够没讲清楚，后来我就约了香港城大商学院游院长一起到北京马老办公室详细介绍香港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情况，回答了马洪提出的很多问题。
马洪同志特别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权和决策咨询权。
善于思考，大胆改革创新
经常接触马老的人都了解，他提出的很多想法都不是拘泥于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而是通过大量调查研究，经过深入思考。我深切感受到，马洪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性的思维。马老曾对我讲过他改名的小故事：当年在延安要派他出去工作，因为原来在山西当过铁路工会的头儿，小有名气；陈云同志要给我改名，把牛黄改成马洪，我说牛吃草、马也吃草，都一样，改就改吧。一位20岁的青年人对改名问题的反应，就可以看出他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颇有新意。
马洪同志的创新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决策科学的研究上，他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跨学科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学者。他是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领域卓越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
马洪从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一直到筹划创建综合开发研究院，他都主张独立思考、提出有创新型的见解，反对照抄照搬现成的文件。他说，你调查研究，提建议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针对什么问题，提出个一、二、三来，可以写出报告。不要从现有的政策文件出发，你搞调查，因为政策文件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上的指导性的文件。所以调查研究不要先考虑领导怎么想，不要先考虑文件怎么写，你就先去到实践当中摸一摸，听听群众是怎么想的，听一听在一线工作干部他们的一些说法然后总结。你提出的这个调研报告，也不要怕否定，不要怕不被采用。只要你是从实践中来的，经过认真思考，提出建议可能今天不行，明天就行了。其实他这个想法在平时交流当中，说了很多类似的案例。1993年马洪担任国研中心名誉主任时，考虑如何使国研中心能及时了解全国各地情况，提出创办《中国经济时报》，安排他的秘书乔仁毅去筹办。马老说，分布各地的记者，就是研究中心的信息员，他们可以发现很多重要研究课题的线索。
▲受马老委托，在珠海调研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
马洪改革创新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积极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马老在组织开展中日、中韩经济交流活动中，在考察研究美国、欧洲经济体制中，不断思考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早在1984年11月19日就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一文，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马洪给中央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决议中，信中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
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多人尚不十分清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找到马洪，要求写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马老找孙尚清、刘国光、吴敬琏、佐牧等共同编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1993年10月出版发行。江泽民同志亲自作序，号召广大干部把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作为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在共和国工业体系建立和完善、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很多方面都有马洪创新思想和开创性开展工作的宝贵贡献。
1956年6月，马洪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担任负责人，从事调查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在国家经委的10年，是马洪从事国民经济理论研究和推动工业化进程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他所研究的都是创新型的课题，他所开展的都是开创性的工作。如，参与起草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中央1961年关于增产节约的文件、1962年政府工作报告、1962年关于商业、粮食、物价问题的文件、1963年关于经济座谈会的文件、1963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文件等等。与此同时，马洪重点研究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道路问题和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等宏观经济问题，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1956年12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生产和消费关系》（1958年2月）、《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1958年6月）、《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9年）、《尽快地实现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造》（1963年12月）、《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再分配》（1963年12月），并发表了关于工业生产、工业企业技术革新等大量论文。
敢于探索，检验实践效果
马洪同志在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时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年代的工作经历，绝大部分是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提出制订方针政策的建议。令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马洪的正规学历是小学毕业。小学毕业为什么会成为大教授、培养了那么多博士？除了前面讲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马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于探索，他主张一切经过实践，在实践中探索经验，增长才干。
马老时常跟我说到实践的重要性。他经常说，无论什么事行不行干干看，光靠说行不行那是空的。讲到13岁当老师上讲台，他说能不能讲好先试试。边当小学教员边自学中学课程，还帮忙编写定襄县志。他说，我这一辈子干的事都是以前没干过的。国家需要你干什么就要干什么。
由于受高岗事件牵连，马洪被撤销国家计委秘书长职务下放到北京三建当副经理。建国初期国家计委规格很高，与政务院平行，那个时候政务院管内政外交，计委管经济口的各部委。马老这一职务变动相当于从国务院秘书长级别降到副处级。从编制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组织制订中央财经工作政策上的岗位被撤职，在“闭门思过”期间，他还针对性地调查了北京第一、第二两个棉纺厂的建设，提出合理布局可节省1/4到1/3的投资的建议报告，报到中央后引起重视，主要内容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马洪被下放到北京三建后又调到一建当副经理，他并没有因政治上的挫折而沉沦下去，反而感到自己有了在生产实践中增长才干的机会。在建筑工地摸爬滚打两年，学到了许多建筑知识，对建筑业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我国建筑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新的思考，针对当时建筑设计中的问题，发表了《反对华而不实》的文章。
现在，我们在研究工作分析问题时，常常会说到体制、机制问题。记得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2016年省政府参事会议上还讲到，现在大家都在讲体制机制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各位参事就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把问题说清楚。
现在回想起来，马老很善于在体制机制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探索实现目标的方式。他的原则是，只要对国家有利、对党的事业有利，就要大胆地去干。
▲陪同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游汉民院长赴京拜访马老
马洪在筹划成立综合开发院时说到，改革开放出现很多新生事物，官办的研究机构都有很多的任务，民间智库接触实际多，可能更有利于发挥咨询作用。于是，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建议在深圳成立民间智库，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的具体组织安排，综合开发研究院于1989年成立，马洪亲自担任理事长。综合开发院一成立就坚持市场化运作，目前已发展成全球著名脑库之一。
马洪探索实践的思考对我本人的影响极为深刻。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在马老直接指导下做了几件终生不忘的事：
一是对华为的制度改革。当年我向马洪汇报说，我在张思平主导的企业制度改革办公室把华为这个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列为试点企业。当马老听到任正非很重视技术人才时说：“这个企业有前途，你要帮他把制度设计好。有了好的制度，小企业可以变成大企业”。遵照马老的指示，我们突破当时种种限制，帮助华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全员持股的内部股份公司。前几年，李克强总理到华为调研时说到，正是因为有当年的制度创新，才有了今天的技术创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华为的制度创新，是源于马洪的指导思想。
二是涉足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当年企改办安排我负责深圳发展银行的企业制度改革。当我向马洪汇报我没学过金融时，马老说，过去没学过现在就是学习的机会，在干中学。于是，我带了几位学金融、学经济博士搞了《深圳发展银行改革与发展总体方案》，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王喜义的首肯。马洪听了非常高兴，亲自主持论证会，邀请了时任人总行政研室主任吴晓灵及金融研究所20多位专家，王喜义带领深圳人行有关负责人专程到北京参加论证。记得经济界的老领导房维中也参加论证会听取我的汇报。《方案》得到一致肯定。会后马老对我说，你说你没学过金融，现在不是学的很好嘛。
三是成立深圳工业总会。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在各级政府选拔党外人士之际，民革广东省主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誌清专门带我去北京见何鲁丽、周铁农，民革再推荐。我向马老汇报了这件事。马洪针对当时跑官要官的风气，告诫我：不要吭，谁都不要找。事后马老跟我说，国家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做点儿自己能做的事、做点儿对社会有益的事。并且说，李建国（马洪的博士生、时任深圳市政府市长助理，辞职下海）不是挂冠而去了吗？实际是在鼓励我要敢于探索为国家做贡献的新途径。
后来，我向马洪汇报林宗棠部长到深圳找市委书记商量成立工业经济联合会，马老说，搞这个好，到后工业化时期，农业也是工业，所以你什么都要懂。在李灏、张彦宁、王穗明等同志的支持指导下，我找了几位创业伙伴，自掏腰包办起了深圳市工经联（2010年根据国务院批准的珠三角规划关于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社会组织的辐射作用精神，经市民政局批准，更名为无行政区划限定的深圳工业总会）。
我在马洪办公室向他汇报工经联的工作情况时，马老请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谢伏瞻过来，对他说，肇文办这个工经联不容易，你要支持一下，肇文办的这个事就是我的事。2004年我们办五洲工业发展论坛，谢伏瞻担任首席演讲嘉宾并在之后工作岗位几经变动都一直关心深圳工总的发展。
▲向马老汇报成立深圳工业总会的工作思路
马老明确指示我们，工经联也要成为一个民间智库，多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向政府献计献策。同时要求我们，办一个中观经济刊物，灏公在多次会议上要求深圳工总要发挥民间智库作用，并为《深圳工业经济》题写刊名，周叔莲、戴园晨、林凌等著名经济学家多次对办好这本杂志给予具体指导。
今天可以告慰马老的是，他老人家当年指导成立的深圳工业总会，如今已经成为名扬国内外的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全国首批5A级社会组织，主持开展的深圳知名品牌培育评价活动已经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四是研究会展经济。深圳举办第一届高交会之后，马老对我说，你要研究一下会展业对工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于是我就找了十几位专家组织了一个业余专家组，马洪担任总顾问，撰写了全国第一份会展经济研究报告。马洪亲自主持论证会，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和周叔莲、戴园晨、林凌等十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参加论证，得到高度评价。马洪在论证总结时说：这份报告很有价值，回答了什么是会展业，怎么办会展业的基本问题，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今后修订政治经济学辞典时要增加“会展经济”这个词目。
这份研究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经济局局长洪流和广东省、深圳市领导的高度重视，成为深圳市政府制定发展会展业支持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敬爱的马老离开我们十周年之际，来回顾他光辉灿烂的人生经历，点点滴滴都会在心中涌起久不平息的波澜。马洪是我头脑中永存的人生教科书。践行和传播马洪精神，是我毕生的责任。
永远牢记前辈的嘱托、同辈的鼓励、后辈的期望，是我的座右铭。我们一定要砥砺前行而且要带动后代继续努力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两个百年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永不停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