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 在2017年纪念马洪同志逝世10周年所写，
收编于《十载追思 光辉垂范》一书）
我是1992年来到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坦率地说，我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对研究院有坚定信心的人，也没有打算在研究院长期工作下去，我对研究院运行体制的信心是不足的，经常处在徘徊、迷茫之中。但是，马老作为研究院的创办人，他老人家对我这名当时年龄还不足30岁的年轻人所做的两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使我在研究院安下心来。
曲 建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我跟马老无论是从年龄的距离看，还是从职务的距离看，都相差得非常悬殊，但马老有两件事情让我们老少俩一下就拉近了距离，也让我了解了研究院。我十分感谢马老对我的教导和栽培！每当自己对研究院信心不足的时候，想起马老对我做的这两件事情就会鼓励我，让我在研究院留下来、走下去。到今天我真感到了时光如梭，恍惚之间我也已经人过半百了，马老逝世也有十年了！
我到研究院时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家艰难探索的单位，甚至连工资都发不起，当时我始终有一种心态，就是想溜，想离开。因为这个机构，没有带给我一种安全的感觉。
但是让我几次掐灭了这种离开想法的是马老为我做的两件事情，这也是对我的人生长期从事科研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1993年春节前，当时马老来到深圳，住在深圳迎宾馆。有一天不知道他是通过谁，通知我到迎宾馆，说是马老要见我。我当时很奇怪，因为之前我从未与马老见过面，我知道马老，但马老肯定不知道我。马老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把手，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是中国理论界的大人物，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的理事长。我当时是研究院职位最低的一名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我连忙骑个破自行车赶到了迎宾馆。进去之后一推门，谭刚也在，谭刚在向他汇报课题的事儿。看到我去了之后，马老说了几句，谭刚就先走了。我当时很迷惑，这么大的领导找我来干什么呢？我坐在那个地方，马老很和蔼，他也看出来我一脸的疑惑。
他就告诉我：“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看到了你！你采访时说得非常好。”听到马老说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了，我一开始很吃惊，想了一下后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深圳当时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情，有人暴力抗税。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当时的深圳税务部门让我从专家的角度接受记者采访，在访谈中我讲解了税法理论与国家征税的强制性。后来这一段录像被放到了《焦点访谈》节目中，当时我自己都没看到这个节目。马老说他在《焦点访谈》里看到了我，看到了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年轻一代专家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他非常高兴，也就记住了我，这次来深圳要见一下我。这次谈话，马老花了很长的时间教我如何开展好调研工作，如何理清工作的轻重缓急，他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让我学到了以前都没有接触过的许多知识。其中马老还专门语重心长地跟我讲了影响我一生的一个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老人家要成立综合开发研究院。用今天的话说，综合开发研究院从成立之日起就背负着探索出一条中国智库发展之路的重任。
我后来常常跟我们的同事、客户和后来的研究院年轻研究人员反反复复讲马老说的为什么要组建综合开发研究院这个故事。记得当年马老跟我交流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很年轻，说话非常的直，直接把我来到研究院后面临的疑惑提出来了。
马老对我说：综合开发研究院其实是起端于一个外国的有识之士与中央的领导见面时的谈话，这个外国人把中国事业单位性质的研究机构将不适应中国未来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问题提了出来，建议中国组建独立性较强的智库，以提高领导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今天大家都知道，中国前两年就开始进行事业单位改革，这两年也越来越重视智库建设了。可以看出，当时马老已经意识到中国在整个政府决策体系里面，存在重大的瑕疵。什么瑕疵呢？由于辅助政府决策的研究机构性质属于政府部门的事业单位，这类事业单位的干部任命和资金来源均取决于政府。因此，在政府领导人做决策时，领导人说向东走，下面隶属于政府的研究机构人员全部都一哄而上，证明领导说的话是多么正确的。研究机构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是支持科学决策，而成了政策宣传。这种机构在美国不叫智库、脑库，叫宣传人员。
马老要办的研究院是什么设想？就是把综合开发研究院办成一所对政府决策具有独立思考与调研能力的中国智库。那一次我在马老那里让我深深地感觉到了，在马老的身上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他老人家看到了中国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个弊端，这个弊端需要建立一个国家独立的，今天我们称之为智库的机构，来努力让政府的决策尽可能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决策的失误。这让我对研究院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我的那种随时要离开研究院的心态开始收敛，需要我认认真真地思索一下看能不能干点什么事，促进研究院成为真正的智库。这是马老影响我一生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今天我成为了全国加工贸易领域的专家，就得益于马老支持我做的这个第二件事情，令我终生难忘。
当时深圳市政府的经济发展部门让我挑头去研究一下当时的中国加工贸易政策，设了一个内部课题，由我来主笔负责。我当时不到三十岁，属于初生牛犊，说是不怕虎，其实当时的我是根本就不知道有老虎，不知道加工贸易政策在中国国内的利益分配的复杂性，不知道加工贸易在改革开放的那个时间点上，争议非常之大。
我根据企业调研和掌握的数据，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把加工贸易的报告写好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报告的题目是《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高度认识中国的加工贸易》，整个报告的观点十分鲜明地提出了鼓励支持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主张。
谁知道这个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举办了一个由中央部门领导和广东、深圳地方领导参加的报告论证会，记得有一位在中财办工作的专家型领导在会上对我写的报告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判，领导讲到激动的时候，甚至拍了桌子。那时候的我还很年轻，30岁不到一点，被这个场面吓住了。当时参加会议的许多领导看到这种情况也都不好再过多地讲话了。就在这时，参会的一位领导邵汉青（她当时是深圳市政府市长助理），把话接了过去，说这个小伙子做的这个报告其实也很不容易，他能够把加工贸易的数据系统地整理出来也要给予肯定，政府管加工贸易的部门都还没有整理出来呢（当时管理加工贸易的手段是手工报表方式）。邵汉青老师把话题引到非利益分配的数据获得性方面后，会议气氛明显好了很多。会后她又告诉我，下午安排我陪着不高兴的领导出去转一转，缓和一下关系。
后来我听说马老也知道了这个事情。有关领导建议我带着这个报告再到北京去开个会，主要希望让北京更多的领导和专家认识加工贸易的作用，因为当时加工贸易对广东的经济发展作用十分重要。我当时非常担忧，在深圳开会都被骂了一顿，再到北京开会可怎么办？我抱着忐忑的心给马老打了电话，当时我在迎宾馆的时候他专门给了我他的联系电话，说有事儿跟他联系。我就试着打了这个电话，说想到北京举办一个加工贸易的研讨会，我也非常老实地跟马老一五一十地把在深圳开会的情况做了交代，说有很大的争议，我自己也很担心。当时我只是想请马老出面帮请一下当时中国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负责加工贸易的主要官员，我列了人员名单。我没有想到的是，马老不仅马上安排邀请这些专家的事宜，还说：“这个会，我去参加！”
我当时那个感动啊！
马老还告诉我说：“你给这些人打电话邀请的时候，就说是我请他们参加这个会议。”
我拿着马老给我的这个尚方宝剑，给每一位邀请的大领导和大专家打电话的时候都说“马老请您参加加工贸易的研讨会”，被邀请的人全部出席，没有一位说“我忙，出席不了”。由此可见马老在中国经济界的影响力。也正是在那个会上我认识了我们国家主管加工贸易的主要官员和重要专家。记得当时很重要的一位加工贸易政策研究的官员王子先，他跟我说：马老参加这次会议，我们都不敢发言啊。可见马老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是多么大。
那天在北京饭店我们开加工贸易研讨会时，马老提前到了会场。当时马老的身体并不好，他坐在会场上，一开始一言不发，我看着他身体不舒服。我们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套救护方案，万一身体不好赶紧启用这个应急方案。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一上午的会议一直坐在会议室内，坚持到所有的人发言完后他再发言。很明显马老是在给我们研究院站台，我当时真的是很感动的。时至今日，想到当时的情景，想起来都激动。
马老能够把自己这么多年积累的关系，积累的名声，积累的经验，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加工贸易发展站台，支持我们研究院的年轻人工作，是多么的令人动容呀。这次研讨会开得非常的成功，马老对加工贸易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也正是那一场研讨会让我下定决心，开始把未来的研究方向确定为中国加工贸易政策研究。
今天也很自豪可以向马老他老人家告慰的是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研究非常权威和重要的研究机构，参与了最新的我国加工贸易创新发展政策的研究工作，我本人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关于加工贸易政策出台后的专题解读。今天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中国加工贸易的这一套产业政策，不仅当年帮助中国人从贫穷走向了富有，完成了经济起飞的过程，今天我们研究院人还拿着这套加工贸易政策体系走出亚洲，走向了非洲。
这一切应该要感谢马老在我关键的人生道路上，站在了我们研究院这一边，支持了一个年轻人去从事加工贸易科研工作。马老虽然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只有这两次跟他近距离的深度接触，第一次他老人家告诉了我：综合开发研究院是干什么的！第二次他老人家告诉了我：综合开发研究院要怎样干！他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对研究院的疑惑！至今我还在综合开发研究院工作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