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垃圾问题上，一方面，面对处理能力建设速度日益跟不上垃圾产生速度导致的“垃圾围城”危机，另一方面，垃圾被认为是具有丰富开发价值的、永不枯竭的“城市矿藏”，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从现实情况出发，如何科学制定垃圾处理方法，如何形成经济又高效的垃圾处理和管理模式，及如何实现垃圾管理和处理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深圳城市垃圾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2012年，深圳市政府首次将“垃圾减量分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立法和源头等多个方面着手应对，通过加快推进餐厨垃圾管理立法进程、扩大垃圾分类试点范围等措施，促进市民观念及行为习惯更新，力求建立起垃圾科学处理长效机制，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绿色城市，实现深圳的可持续性发展。
2016年8月26日下午，由社会科学联合会、马洪基金会、公众力智库共同举办的“立及行动—九个垃圾分类与减量社团的观察”沙龙活动在银湖CDI大厦101会议室如期举行。现将研讨会主要发言整理汇编，供读者参考。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马洪基金会立场。
垃圾分类行动符合国情、民情、行情
我是刘铭，新安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科的副科长，我是从今年1月份负责我们街道的垃圾分类工作，和垃圾分不开，从分垃圾到扫垃圾，也是一个垃圾科长。半年来的分类经验来看，我觉得垃圾分类从行动一方来看，我的感受是符合国情、符合民情、符合行情。
我有必要替政府说两句话，我刚才很认真听了苗雨濛讲的故事，也感受到了台湾在读大学生和内地大学生的一些区别，这样的话我们的分类和环保事业还有信心完成的，他提到很多关于政府方面的事情。我不能代表政府，我是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谈谈自己的感受，从街道办事处的层面做一个回应，垃圾减量和分类绝对不是艺术化的大片而是苦行僧的坚持，包括废物化的改造、酵素，小孩的乐趣放进去了。 我觉得仅仅是表面的东西，真正参与的，环卫工人在里面参与的，生产技术环节处理的，那远远不止这被多，那些才是我们要坚持和认可的。
第二，我们的分类处理要符合国情、民情和行情，苗同学在台湾上了三年的学，对台湾的国情、民情有了基本的了解，她生活在大陆，对大陆的国情、民情也有一些了解，国家体制、市场体制和台湾有很大的区别，台湾民众全大街上看不到一个垃圾筒，看到一个垃圾筒还是锁着的，如果深圳市一条街上，300米内没有一个果皮箱，12319会被打爆，市民觉得政府配垃圾筒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
说到试点扩大的问题，动员全小区的小孩、大人，动员物业管理处和社区工作站，动员街道义工联，也取得了宝安区绿宝宝和绿洲的支持，牵涉方方面面非常多，他们1026户，实际参与的926户，参与的还是比较多的，分出来的垃圾有几吨左右，为什么试点迟迟没有扩大？并不是说政府的效率不高，欠了太多的环节。
市场化采购来说，我们英尔科技扩大试点，涉及到市里扩大采购，垃圾分类的采购缺乏规范标准和价格，英尔科技扩大一个小区，按照每百户来计算投多少设备、投多少人员？政府采购条例里边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形成什么问题呢？新安街道全部纳入，按照目前运行的模式大概1300多万。如果街道办事处做一个采购方案报到区里，区采购中心，区财政、发改支撑不了你的采购方案，所以无法取得，政策方面很难去扩大、一步到位。
垃圾分类还是应该小步快跑，每次扩大几个试点小区，争取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比较全面、科学、客观的统计数据，按照一个小区投入的人力、设备、末端处理的收运和机器设备大概需要多少钱。
如果有一个全面、科学的数据支撑，可以向街道办联合区城管局寻求政策的支持，这个支持需要多少个环节？区城管局聘请第三方评估，首先要报区财政，区发改、区政府采购中心，要区人大表决，这个流程走下来，估计没有一年走不下来，通不通得过还是问题，有的时候从环保组织、企业的角度来讲，总觉得像企业买东西一样。我们现在买一瓶水，政府也要用水保障，一个科一天要用一箱水，普通民众跑到小店就买了，我们要提需求，要在网上点击，等一杯水，渴死了可能水还没到。
我作为政府的公务员，我有没有必要为我试点的项目承担一些政策的风险？个人的角度是没有必要的。中国的法律对于政府来说，法允许就可以做，而民众是法不禁止就可做，政府公务员首先要按照法的角度讲，有政策、有依据才去做，目前垃圾分类还缺乏这样的东西。第二个要符合民情，台湾、大陆，一个国家的两种制度，我们讲一国两制，两种制度下民情差别很大，市城管局到宝安调研执法的问题，民众不参与怎么处罚，有没有法律条款可以应用，乱丢垃圾第一次训诫，第二次罚款50。我可能每家每户安摄象头看你怎么分垃圾，这是不可能的。你们可以看到很多民众在大街上闯红灯，事我举的例子不是歧视女同志，很多女同志被交警处罚以后，有当中抓扯交警脸的，有把自己衣服扯开诬陷交警的。习近平都说要讲规矩，我在小区开垃圾分类的观点是不要对我们这代人抱有希望。
我们在宝安开展垃圾分类，我们是从小孩抓起，小手拉大手，小孩是家庭的霸王，现在有100多个小孩参与，很多时候小孩去家庭里宣传的时候，进去都是三个小孩，出来的时候七八个，开始小孩子觉得好玩，入户宣传，慢慢家长觉得这是好事，锻炼小孩的表达能力、综合素质，慢慢小孩队伍积累起来，一百多个小孩做这个事情，一个小区这个力量是很庞大的，而且小孩在家里的家度作用很好，父母不分类，我们主要是干湿分类，小孩会对父母发脾气的，说难听一点是抓住人性的弱点，实际上也是抓住我们的民情。
第三个要符合我们的行情，就新安街道来讲，每天560到580吨垃圾，下雨天重量更重一些，我们运到老虎坑每吨142.3元，全年垃圾清运费3100万左右，领导就会考虑，你现在搞垃圾分类，166个小区垃圾分类投入3000多万，收运环节还没有考虑，工业园区、学校、商场都没考虑进去，这个市场行情，我们先不说没有合法的依据，这个行情领导能不能接受？
每一个试点项目跟物业的补贴，给社区工作站的补贴，公司的补贴，深圳市开挖了一些焚烧发电厂，深圳市的垃圾填埋不存在压力，政府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环保的角度来讲，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当时我们也做过一个调查，一吨垃圾从新安运到老虎坑142，财政补贴180，整个老虎坑填埋每个立方大概600块钱，还不含对老虎坑当地居民的补贴和后期的污染治理，这样算下来，一吨垃圾不含后续的污染治理大概1000左右，这个行情能不能和垃圾处理市场化达到平衡点也很重要。
我谈一下我的感受，7月30号本来城管局组织一个论坛我要发言的，后来取消了。在小区里看垃圾分类不能给市民造成太大的生活困难，我们总是说建立一种习惯比改变一种习惯要容易得多，个别小区因为搞垃圾分类，对市民的生活习惯带来太多的不便，导致市民抵制。不能给财政带来太大的压力，不能玩虚的，要让市民看到。
三个有利于是有利于市民环保意识的提高，有利于真正产生减量，有利于提升小区的整体建设。苗同学放的幻灯片也看到了，宝安新村搞的活动，通过垃圾分类建立了一个团队，让小孩有了新的爱好，周末小孩提供一个去处，而且邻里关系，市民和物业管理处的关系得到了提升，我觉得这是好的方面，这个系统的东西不可能完全分门别类的去弄，这个垃圾分类不仅仅是一家人的事情，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总是希望社会全面参与，不管是公益组织还是环保企业，还是我们的社区工作站，每个市民在环保大戏里，每个人都是主角，在现有的体制下，就我们街道而言，我们整个科加上中心38个人，之前是我一个人带了两个临时工在开展全区的垃圾分类，32平方公里82万人，166个物业小区，36个学校，还有47个工业园区，我带两个临时工还要负责其他的工作开展垃圾分类，这个力量太单薄了，希望更多的环保企业来提供专业技术的支持，更多的公益组织在宣传发动上起到旗手的作用，首先当好旗手，要摇旗呐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市民参与。只有某个环节不成功，可能会导致整个垃圾分类就会前功尽弃。
还说到利益分配的问题，我这里也回应一下，这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政府。垃圾清运、清扫和后期处理的角度涉及到太多的行业，也涉及到太多企业，清运角度，分类越多、处理越多，他获得的利益越少，他不一定反对，但是他可能不支持你。环卫处和分类指导中心工作的协调问题，对于物业管理处的管理问题，现在成立的住建局，这里面的工作协调都有很多的利益在里面，我说的利益不一定是钱的问题，工作的难度、工作的内容都是利益的东西，我当时和杨局汇报这个东西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的规划，刚才范总也讲了，街道层面建一个垃圾屋，扒掉容易重建又难了，我们先把框搭起来再把里面的扒掉，不然又做不起来，很多市民在大街上围着我们，说我们家下面的垃圾屋要拆掉，他说放哪儿是你的事，不能放在我楼下。这个垃圾屋还不是新建的，是历史都有。
很多环节是系统的东西，需要规划部门、建设部门、城管部门、市政部门、执法部门一起合作，垃圾分类的初级阶段更需要公益组织为政府摇旗呐喊，需要环保组织为政府提供技术支持的方案，政府不缺钱，而是缺把钱花出效益、花出效果的方案和路子，政府愿意搭这个平台让企业来编剧本，争取把全体市民纳入到大戏里，谢谢大家。
刘 铭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城管科副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