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垃圾问题上，一方面，面对处理能力建设速度日益跟不上垃圾产生速度导致的“垃圾围城”危机，另一方面，垃圾被认为是具有丰富开发价值的、永不枯竭的“城市矿藏”，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从现实情况出发，如何科学制定垃圾处理方法，如何形成经济又高效的垃圾处理和管理模式，及如何实现垃圾管理和处理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深圳城市垃圾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2012年，深圳市政府首次将“垃圾减量分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立法和源头等多个方面着手应对，通过加快推进餐厨垃圾管理立法进程、扩大垃圾分类试点范围等措施，促进市民观念及行为习惯更新，力求建立起垃圾科学处理长效机制，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绿色城市，实现深圳的可持续性发展。
2016年8月26日下午，由社会科学联合会、马洪基金会、公众力智库共同举办的“立及行动—九个垃圾分类与减量社团的观察”沙龙活动在银湖CDI大厦101会议室如期举行。现将研讨会主要发言整理汇编，供读者参考。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马洪基金会立场。
通过教育推广垃圾分类意识
大家好，我是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的老师刘筱，我希望实践层面看看在市区的基层，从行动的层面开展环保的推进，我刚刚听到各位介绍的时候，我有一个新的问题，很多来自社会组织和NGO组织，前几年是完全空白的领域，不知道是由上而下，福田生态文明促进会应该是代表官方吧，和基层是由上而下的推进下去，还是各位基层的社工组织，你们是自发或是基于某些NGO组织推进社区环保工作，这两个问题是我非常关注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在深大我接触到的本科学生，最近这几年，大家对环保、垃圾分类的关注应该说越来越强烈，比如说在我开设的一门市政学的课程中，每一年开这个课的时候都有社会实践，2004年开始对这个问题从没有人关注，到今年，一个班有十个小组的话，至少有三个小组都涉及到环境保护和垃圾分类，去年有一位学生，他是交流生，刚好也在法国交流一年，现在在英国一个大学做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垃圾分类，在深圳市选择几个社区进行的比较。
我有一个感触，我特别认同苗同学和刘科的观点，其实这是教育问题，而且教育要在下一代、年轻一代身上才有希望，我也有一个想法，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大环保的问题涉及到垃圾分类，上升到法治层面，需要靠立法的方式进行规范，某些情况下这是不是介入太深？这实际上是个人伦理和道德的问题，这是需要靠文明和我们教育逐渐规划的，刚才吴老师提到法治的问题我觉得是可以互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多应该考虑到教育，在这个问题中，我们的社区组织，NGO组织，在这个方面他们起到非常好的教育和宣传工作。
政府层面应该怎么做？我一直认为地方政府不是做少了，是做太多了。垃圾分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提到的态度台湾，还有日本，还有一个历史，有没有比较这几个国家都是资源稀缺型的国家，他们有这样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是地大物博，为什么现在突然意识到有这样的环境问题？其实它的承载量低于目前，或是出现严重的落差，这个落差是不被民众认识到的。这种认识、这种观点我觉得需要通过教育、通过文化的宣传进行推广。
各位可以回忆一下，你们的父辈或是更早的一辈，他们是不是很节俭和垃圾分类呢？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很早离开人世了，我还想到我之前家里的阿姨，她非常懂得分类，每类都分得好好的，她是来源于过去节俭的习惯，物质稀缺情况下形成的生活态度，当时她会把废旧的报纸叠好卖钱，废旧的东西可以回收。现在我们回收的渠道，刘老师也提到拾荒者，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我曾经听到一个说法，也许是一个谣传，为什么垃圾分类没办法执行下去，是因为背后有巨大的产业链，是灰色的产业链，是拾荒人群掌握的。
我们垃圾分类是怎么做的？我们都不知道，李克强总理说到环保是巨大的产业，是大有可为的。应该说是可行的，中国现在提到关于垃圾分类在一线城市推广这么好、这么多，我觉得还是走在前面的。我们在其他的国家，当你们去旅行的时候，你觉得有多少国家像我们这样在宣传中是如此深刻的？我在英国没有看到，今年春节我还是觉得他们比我们更加铺张浪费、疏于管理。法国很脏也很乱。如果上升到法治层面，这不会是对私人生活的干扰吗？我觉得现在我们的NGO和社会组织在这样的压力下，在这样的机遇面前，他们占据了非常好的宣传制高点，我认为应该为他们鼓掌，谢谢。
刘 筱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智库百人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