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10月23日下午，由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有序推进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学术沙龙在深圳CDI大厦成功举办。深圳市社科联、马洪基金会、中国幸福研究院汇聚一批来自政府、社会组织、民间研究机构的各方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使常住居民市民化、如何为非户籍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等问题。
欢迎大家在百忙中来参加沙龙。最近我就深圳问题连续写了几篇文章：《深圳特区还“特”什么？》、《公共服务均等，深圳定位研究》、《深圳为中国示范什么？》、《建议制定深圳民生五年规划》，其实说了一个问题，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也就是解决常住人口的户籍问题。我认为是，深圳问题的核心，中国问题的焦点。我归纳了以下八个问题。
一、深圳入户积分办法
深圳的入户积分办法，第一项，个人素质即文化程度及技术技能水平；笫二项，纳税情况，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上述两项满分可达到200分。低学历、低技能、低收入的农民工，完全没有可能入户。“在深居住时间每满1年积1分，总分最高不超过10分”，“缴纳深圳市社会养老保险年限每满一年积3分。其他社会保险险种年限每险种每满1年积1分”；还特别规定“年龄情况从40周岁起减分”。一个人能否入户，主要凭是否拥有合法的就业岗位和固定的住所，这是判断这个人是否为城市所需要。用学历、技能、收入作为标准，歧视、排斥大部分低学历、低技能、低收入的人，这公平吗？深圳在阻止农民工市民化上为中国做了很不好的示范，各个城市政府都相继出台各种土政策，为农民工市民化设置门槛。
2014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合理设置积分分值”。深圳的入户积分办法明显违反国务院规定，改不改？
二、深圳的人口结构
深圳的户籍政策导致了深圳畸形的人口结构，2014年深圳常住人口1077.89万，其中户籍人口为332.21万人，非户籍人口745.68万人，户籍人口仅为常住人口的30.8%。深圳非户籍常住人口加暂住及未办证的，称之为流动人口达1500万，总人口约1800多万。深圳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统计上的城市化水平为59.8%，而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8.4%。
政府向入户者提供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失业、养老等各种保障，而大多数非户籍常住人口不提供保障。深圳的GDP是1800万人创造的，深圳的财政收入是所有纳税人贡献的，但深圳的公共服务只向332.21万户籍居民提供，这合理吗？深圳市人民政府，是332.21万人的政府吗？
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保障所有居民的平等权利，全面小康的目标是建立惠及全民的经济福利社会，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户籍人口作为一等公民和贵族享有特权，而歧视、剝夺非户籍人口的权利，这依据的是什么原则和法理？
三、深圳的定位
2014年深圳人均GDP达到2.4万美元，居内地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深圳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已经超越香港，位居全国第一位。深圳在发展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深圳主要为332.21万人户籍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把绝大多数居民排斥在外。口号是：“来了都是深圳人”，是这样吗？这就是深圳的“特”吗？
深圳特区的诞生就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深圳的价值意义就是为中国做示范。今天的深圳已不是中国的特区了，就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而已。
今天深圳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力争GDP增长处于领先地位，别出什么大事；二是自觉担当起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跑者，为打破深入改革的僵局创造经验，勿忘深圳的担当、责任和使命。
四、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
2014年全国统计上的城市化水平达到54.77%，真实的城市化水平仅为35%。也就是说约2.7亿人，在城市工作，而不能入户，享受不了城市居民的权利。
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后果就是居民消费不足。由于农民工不能享有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难以在城市安身立家。他们不得不返回农村，加剧农村人多地少的困境，不能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7亿农民工加上6.1亿农民，共计8.8亿，占总人口13.6亿的64.7%。这么庞大的群体具有强烈的消费需求而没有支付能力，不能构成有效需求。我国最终消费率从1981年的67.1%降至2014年的51.2%。我国经济一直依靠出口与投资拉动的模式已难为继，自2009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一直是负贡献，中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2%-23%，2014年仍高达48.5%。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不靠内需，而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必然不可持续。
以GDP增长8%以上为标准，中国大陆从1979年起至2011年连续增长了33年。而韩国从1961年至2002年连续增长了42年，台湾从1950年至1997年连续增长了47年。中国大陆从2012年起滑落至增长7.8%，2013年增长7.7%，2014年增长7.4%，2015年上半年增长7%。现在宣布高速增长结束，进入新常态。那么，中国大陆连续高速增长为什么比韩国短9年，比台湾短14年？这是什么原因？就是民需不足。韩国和台湾在高速增长结束时城市化水平达到了80%，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35%，这是全部原因所在。
五、中国城市化滞后问题的认知
中国城市化滞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这不是新问题，在中国诸多问题中似乎也不是最突出、最严重的问题。
中央财政依然把投资基础设施作为重点。金融危机中央出台4万亿，地方政府借债20万亿，都是投资基础设施，酿成如今钢铁、煤炭、水泥等所有产能都过剩。为拉动经济，今年二个月就批了28条铁路。修路、架桥、盖楼，老思维、老套路、老办法。
不大力改善民生，不在城市化下功夫，民需起不来，实体经济产品卖不出去，银行就不愿贷款，就放贷给以土地作抵押的地方政府平台、以房产作抵押的开发商。路也好、桥也好、房也好，最终要靠老百姓消费支撑。但是叫了多少年的调整结构、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政府主导的财政分配就是拧着，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其结果就是企业倒闭、经济下滑。
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总数是45.3万个，2013年则是35.3万个，减少了10万个工业企业。制造业就业指数明显萎缩。基础设施投资债务累累，制造业投资产能过剩，房地产投资顶峰滑落。
中国经济至今找不到新的支撑点。如果再拖以时日，大萧条、大衰退的可能变成现实。中国的厄运就会到来。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员工失业，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工下岗。城市给了他们理想与胆识，隨着理想的破灭，胆识就会催化暴力。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在很大程度靠了农民工的廉价。今天依然把他们当作呼之即来、挥之而去的苦力，我们已经付出代价，如果还不觉醒开悟，我们有可能逃不出玉石俱焚的劫数。
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靠剝夺农民建立了工业化基础，中国改革开放30年靠盘剝农民工迎来城市的辉煌。今天可以这样说，中国工业化之路有可能夭折。绝大多数人的消费受到压抑，经济是不能持续的；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社会是不会和谐的；绝大多数人的权益被歧视，政治是不会稳定的。
攘外必须安内，来自国际的挑战和威胁是现实存在的，必须应对。但是真正的现实危险是内乱，农民工没有平等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要首当其冲承担经济衰退的恶果，缺乏权益保障的农民工本来就是群发事件的主体，一旦生存受威胁，就可能引发内乱。只有把农民工问题提到经济、社会、政治的高度，党和政府、中央和地方认识一致，才有可能真正解决。
六、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扣
中国问题太多，每一个问题都是系统性的，解决一，就要解决二、三，解决二、三，就要解决四、五、六，要解决四、五、六，就要解快其它。结果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改革就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扣，然后依次解决其他问题。什么才是扣？我在《中国改革路线图研究》一文提出四大原则：一是最大共识原则，二是有序可控原则，三是民众普惠原则，四是标本兼治原则。
我认为，中国问题应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而民生问题就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入户，享受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这就要增加住房、幼儿园、学校、医院以及公共设施，从而拉动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农民工成家立业，隨迁配偶、父母、子女，必然扩大消费需求，同时减少农村人口，为实现土地规模营创造条件。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过剩产能就能盘活，成为中国经济强大的支撑点。
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拉动经济；有利于健全社会保障，均等公共服务，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普惠民众，凝聚民心，稳定执政根基。为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创造条件，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奠定基础。
中央政府开始关注这个问题，2014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
具体意见是：一、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二、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三、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四、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个文件的最大进步是改变了入户的条件， “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合理设置积分分值” 。
但该文件有严重缺陷，一是提出“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没有时间要求，对各城市没有约束力。二是城市化的实质是政府财政出钱，中央财政不拿钱支持，却要地方政府推进是做不到的。
最后还是归结为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和路径的选择。究竟是投资基础设施，还是健全公共服务；重金对外援助，还是努力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全面建设小康、振兴中华民族的根本前提。
七、城市人口密度
深圳严格控制户籍人口的理由是城市人口密度过高，深圳常住人口1077.89万，已入住深圳，人口密度是事实存在。深圳选择给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的人户口，是希望带来更多的GDP。这是GDP至上的价值理念。我们常说工作不分贵贱，只是分工不同。只要城市需他，无论是工程师，还是环卫工，都可以成为市民。
深圳控制户籍人口的真正原因是是财政不愿向更多居民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2014年深圳的公共预算收入达5560亿元，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突破2000亿元。深圳不是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而是不愿、不想、不为。深圳愿向落户深圳的企业总部奖励几千万，理由是大款可以为深圳带来税收，而税收收入增加什么时候惠及全体民众呢？
周其仁认为：“不要以为密度高了一定乱，不一定，经验证明，城市的合理加密可能更加有序，这取决于我们的观念、知识和管理能力。”
“论城市，国内城市密度高的地方是深圳，因为深圳只有2000平方公里，所以它每平方公里的GDP是4亿多人民币（前年算得）,对比曼哈顿16亿美元，香港、新加坡的4、5亿美元，还是低不少。”
“如果到‘老上海’调查，我找到一个最小的区——静安区，仅占整个上海面积的千分之一点二，只有7.62平方公里，但住了29.61万居民，每平方公里是3.2万夜间人口。静安区2014年的GDP是660亿人民币，每平方公里14亿美元。‘城市密度越高会越乱’是个误区。”
他以东京六本木为例，这里有800户人家、2000人口住在这块土地上。每年有4000万人来访问、参观、购物、看演出，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形态。而这块地的面积是多少？不到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是76万平方米。容积率非常高，可是现场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它不会让人有压迫感，而是把疏密处理得很好，表明人类在城市建设方面其实是有很多发展空间的。
八、关键是执政理念
1980年中国改革刚起步，面临财政严重赤字，不得不实行经济调整。12月17日我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一文，建议发展消费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增加财政收入。赵紫阳接受了我的建议，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三大件”、“五大件”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这与改革主要是调动地方中小企业、社队企业、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相一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搞消费品生产，怎么发展经济？改革开放30年私人物品供应短缺问题解决了，这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功劳。
现在主要是公共物品短缺，即没有向全体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这是政府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两段话要落地，就要把向全体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真正作为党和政府的理念与目标，也才有可能在2020年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享受公共服务的平等权利应该作为起步。为此，中央要向各级地方政府提出要求、下达任务，把农民工市民化纳入“十三五”规划，并且中央财政建立专向基金支持地方。
深圳应该怎么定位，为中国示范什么？就是最先向市民实行均等的公共服务，最先建成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
徐景安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原深圳市体改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