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10月23日下午，由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有序推进深圳常住居民市民化”学术沙龙在深圳CDI大厦成功举办。深圳市社科联、马洪基金会、中国幸福研究院汇聚一批来自政府、社会组织、民间研究机构的各方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使常住居民市民化、如何为非户籍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等问题。
我非常佩服徐老先生，身处体改行列非常不容易， 80年代，我在吉林大学的时候和吉林省体改委的老主任也是好朋友，我们当时也都探索怎么改革。来到深圳以后，我也和贾主任还有省体改办的几位一起做过顺德方案。像徐先生这种有情怀，有良知、有影响力的市民都来参与改革的伟大事业，这真的是了不起的事。非常佩服徐先生的勇气！范总说我是体制内的，其实我是大学的学者，不存在体制内外，现在体制是机关，机关外的都在体制外。我们的分配和控制领域中，或者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体制内外不是一个概念，对于徐先生的问题我非常感兴趣。
首先是有序。这个“有序”怎么样才能有序？深圳从开始两三万的原住民，到我1994年来深圳的时候大约100多万人，现在有300多万的户籍人口。徐先生主要是讲问题，没有讲有序推进过程中的这段路程，原来的暂住证，现在的居住证，我们在体制上、制度上向前推，确实是不容易的。中国的户籍制度不简单，洼地、高地效应都有，你建立一个高地，福利超过东莞、惠州，不用说什么，我这个地方会很麻烦的。中国搞统一市场和徐先生讲的市民化是一个道理，统一市场是要有序推进，逐步推进。市民化也要有序的推进，有序推进要怎么做？今天来了很多社团和社会组织，我非常赞同通过社会组织推进。
城里人的婚姻观和乡下人的婚姻观有很大的不同，可以通过这个组织传递市民婚姻的观念和对婚姻婚俗的期待，我希望有什么样的婚俗，离开乡下，又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希望形式上比较隆重，能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要做。其他社会组织都要做到市民化，现在有生存的问题，希望财政开辟一个基金，从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比如新进来的所有的劳务工，一年内免费提供五次讲座和教育。我们知道劳务工来到深圳不容易，从过马路到吃饭，我和我的研究生见面会的时候看他怎么吃饭，我就知道他小时候在哪儿长大。农民的习惯要不要改，哪些改？比如说比较慷慨、乐于助人、单纯、纯朴，这些好的不能丢，城里人也有很多毛病。
深圳是座大城市，我们应该有大城市的文化，大城市的情怀，大城市的心胸。深圳市民化要“化”在哪里？这里有几个问题：
1
深圳是特大型城市，也是一线大城市，作为现代化、国际化的大城市，我们应该在定位市民素质的时候考虑这个基本因素。比如说特区情节，我的观念是特区时代已经结束了，全中国都在齐步走，改革有深改办，不是深圳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要总拿特区说事，首先我们要治理好这个大城市，确实问题太多了。
2
我们要从特区情结中自我解放出来，管理一个超级的城市是很难的，不能用过去我们说的农民的意识管理。我们讲市民，从文化归属上，是文化的概念。前面从户籍上讲，表面文化存在的形式还不能说是市民，现代市民应该怎样定位。什么叫市民化？这个内涵也要搞清楚。
3
全面和谐的城市社会必须得有市民充分的参与，市民有一个成长过程，先从外来人员到准市民再到市民，有一个不断的成长过程。保证市民权益，必须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权利行使中，让市民有充分的参与和相应的保障制度。
4
各个区也存在整个公共福利配置这块，刚才陈主任讲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个要统一，不管是什么样的来源，还有一些基本公共服务，我们市里这个体系还没有建立，把这个建起来了，徐主任的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怎样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这个是重要的推手。
马敬仁 深圳大学教授、智库百人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