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将有关健全和完善“吹哨人”保护制度摆在我们面前。在国外已经有很多的国家先后制定了专门的“吹哨人”保护制度。深圳应当利用好立法权，先行先试，进一步探索和制定“吹哨人”保护制度。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医生李文亮的离世，在此将有关健全和完善“吹哨人”保护制度摆在我们面前。进一步鼓励国民尊重科学，从科学出发，敢说真话，坚持真理。这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的公德。
“吹哨人”(Whistleblower)概念起源于英国警察发现罪案线索时吹哨子，以引起同僚及民众的注意。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都建立了“吹哨人”制度，其要义在于发动企业内部知情人士举报揭发违法行为。建立“吹哨人”制度，不仅能够提升政府监管效能，更是监管流程的再造和监管体系的重塑。
一、世界各国“吹哨人”制度及我国“吹哨人”制度现状
我国的“吹哨人”保护制度从无到有，逐渐完善，并日益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具体制度还不完善，主要集中体现在：一是对于举报的工具主义认知色彩较浓，而对于公民举报的权利本位认识不足，这或许是导致公共利益面向的举报偏少的重要原因，这不利于公共精神的培育。二是虽然当前各个监管机构基本都建立了举报制度，扩展了举报渠道，包括使用新媒体等，规定了相应的“吹哨人”保护措施，但是还没有系统保护“吹哨人”的专门立法。三是对“吹哨人”的保护、救济、激励，对打击报复人的惩罚等都未做到无漏洞和强有力，导致“吹哨人”会担心遭到打击报复，所以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除非不得已，一般不愿进行实名“吹哨”，甚至对于匿名“吹哨”也会有所顾忌。
如：美国（1989年）、以色列（1997年）、英国（1999年）、南非（2000年）、新西兰（2001年）。从2006年起，吹哨人保护立法国家又大幅增加。如日本（2006年）、加拿大（2007年）、 荷兰（2010年）、韩国（2011年）、爱尔兰（2014年）、匈牙利（2014年）、比利时（2014年）、澳大利亚（2014年）、斯洛文利亚（2015年）等。在这些国家中，有一半以上选择了适用于公共和私营部门员工的单一专门立法。在不同的法律中包括“吹哨人”保护条款也同样普遍。在经合组织2014年的一项获得32个国家答复的问卷中，有14国存在分散于不同法律的“吹哨人”保护条款。也就是说，在采取“吹哨人”保护举措的国家中，有大约一半的国家采用了“吹哨人”保护的专门立法。
二、对深圳市率先健全和完善“吹哨人”制度的政策建议
深圳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率先健全和完善“吹哨人”制度：
一是把强化“吹哨人”保护作为制度核心，解决“吹哨人”后顾之忧。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是“吹哨人”的首要考虑，建立保护制度应是“吹哨人”制度的首要基础，日本的《公益通报法案》几乎完全围绕保护制度展开。如果没有高度警觉的保护意识和健全的保护制度，“吹哨人”可能会受到就业歧视、打击报复、言语攻击，配套的激励措施更难以实现。
二是明确和细化奖励规定，有效发挥激励作用。一定力度的奖励，是“吹哨人”制度推行的核心要素。“吹哨人”制度主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较低的金钱激励非但不能起到引导作用，还可能使举报人被扣上“贪图小利”的帽子。大力度的物质奖励不仅是对举报行为的经济鼓励，弥补“吹哨人”潜在利益损失，更明确表达了政府高度认可举报行为的态度，彰显了鲜明的公共利益保护立场。
三是进一步完善保密制度，切实防止任何形式的歧视性或隐性报复“吹哨人”行为。吹哨人保护制度需要保护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吹哨人或其亲属的强迫、恐吓或骚扰；歧视、不公平的待遇等等；或者一些隐性的报复行为，如停职、解雇、转换工作岗位、变更工作地点，降低工资或变更工作时间等等。
作者 张小梨 系深圳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